曹远征：这次救援计划实际构筑了三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是7500亿贷款，这个防线是有漏洞的。首先，所有欧盟国家都签订了援助协议，现在救希腊要出钱，将来别的国家出事要不要出钱？协议能否兑现，本身就有问题。如果“欧洲五国”(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包括英国同时出事，这道防线就破了。其次，协议将北欧国家包含在内，但北欧国家说，我们和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还款来源在哪都不清楚，凭什么叫我出钱？所以，谈判旷日持久，援助数额能否有这么大，能否及时到位都不确定。最后，援助计划包含了IMF的条件贷款，但IMF的条件贷款是很苛刻的，希腊承诺到2014年，将赤字控制在3%以内。3-4年的紧缩计划能否兑现？倘若不能，这个防线也会被穿破。

　　第二道防线是美国向欧洲补充流动性，用美元购买欧洲债务，将欧洲的资产负债表转移进美国的资产负债表。若美元走强，说明美国国债现在不会出问题，美国还可用发钞票、通货膨胀来缓解；如果美元大幅贬值，且别的国家也顶不住的话，第二道防线就会破裂。

　　第三道防线是欧盟提供担保，收购所有烂账，这意味着欧元将大幅贬值，货币政策将出现极大变化。这会导致两种结局：要么保住欧盟，加速向政治一体化过渡，否则欧元将大幅贬值；要么分崩离析，各干各的。

　　这三道防线的设计已留出很大的缓冲余地，理论上说第一道防线就能够挡住。当然最核心的问题还在于希腊的紧缩政策能否兑现，其次是欧洲五国不要同时出事，只要保证这两个条件，7500亿以内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21世纪》：希腊走出债务危机的根本途径是什么？欧元区的经济增长和稳定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孙立坚：希腊走出危机的根本途径就是改变目前高福利和高公共支出的经济运行模式，并要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振兴产业、促进出口。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希腊问题如果找到了上述的良性循环的增长方式和希腊债务负担的降低机制，它是可以很快收敛的。一般来说，危机国家恢复的平均时间大约是二到三年。

　　欧元区的经济增长和稳定除了来自于希腊问题的负面影响外，还有区域内自身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定位问题，靠谋求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是靠重新分割市场来寻找贸易上的利润增长，这将决定欧元区繁荣时间的长短。欧元区只有发挥在创新方面的比较优势和客户导向的生产方式才能实现可持续增长。任何贸易保护主义和由此带来的经济萎缩对欧元区的繁荣将十分不利。

　　陈超：欧盟体制的缺陷导致了在救助希腊问题上的拖延，现在需要寻找一种新的突破，即成立区域金融稳定基金。7500亿的救助计划出台，表明欧盟往这个方向有了实质性的迈进，但是形成区域共同基金需要更大程度的财政整合。法国、德国已经看到希腊危机所暴露出来的欧盟的系统性风险。如果希腊问题不解决，后面可能出问题的还有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可能会导致整个欧元区的解体。所以，必须下定决心来推动建立区域金融稳定基金。这个基金就像一个蓄水池，欧元区的国家谁有问题就可以给谁，而且这个蓄水池很大，它的存在就会给市场信心，让投机客无法对其进行攻击，稳定整个欧元区的金融市场。

　　接着要做的是债务重组。市场信心稳定之后，欧盟应该牵头对希腊进行一次大规模的重组，看如何能够进行减免和延期，是否采用其他偿还债务的方式等等。从流动性危机的角度来说，希腊危机目前暂时告一段落。但是作为债务危机，几种解决的方式都是需要时间消化的。这也就意味着从中长期看来，欧元会面临一定的贬值的风险。而且在像希腊这样存在债务问题的国家，通货膨胀将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的启示与转型

　　《21世纪》：对于中国来说，希腊危机带给我们哪些启示？中国的发展战略应该发生怎样的调整？

　　孙立坚：希腊问题带给中国的启示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没有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模式存在，一国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就会大打折扣。在繁荣期，外部冲击不存在或不足以抗衡经济发展的动力，往往看不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一旦经济进入下滑通道，所有被掩盖的问题就很容易被暴露出来。二是不能陷入三元悖论的陷阱，虽然我们不在一个货币区体制中，但是，固定汇率、资本市场开放和独立的货币政策捆绑在一起，同样会让我们的经济在抵御外部冲击过程中表现出异常的疲软性。三是顺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会加深问题的严重性，比如，经济好的时候，政府会认为这样的状态永久能够持续下去，于是大量举债，结果一旦经济陷入周期性调整的时候，就暴露出巨大的资不抵债的信用风险。

　　陈超：短期来看，希腊危机和世界经济放缓，确实会对下半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中长期来看，中国必须尽快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依靠外需转到以内需为主。尽管今年上半年出口恢复良好，但这是受补库存效应的影响，未来发达国家增长趋缓的风险将会显现，下半年出口的回落是可以预见的，在未来一到两年欧美国家的低增长的情况还将持续。

　　同时，在出口战略上也要尽快改变，从主要向欧美国家出口，转向扩大对亚洲新兴国家、东盟国家的出口。今年1月1日中国加入了东盟自由贸易区，这对于出口的意义是相当大的，未来对东盟的出口增长将会非常强劲。另外，出口产品结构也面临升级，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在逐步下降，以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产品结构将是不可持续的，需要逐渐提高附加值高的出口产品的比例。另外，我国是很大的经济体，区域之间发展存在不平衡，产业结构的升级还大有可为。通过区域之间的产业转移和传递，实现中西部地区的崛起，进而带动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量还是非常充足的。当然，这些动力的释放有赖于未来的制度变革与经济转型的力度。

　　曹远征：我们正面临这样的困境：消费基本恒定，宏观经济政策实际上被出口所“绑架”，若出口下降，要维持一定的增速就要加大投资；若出口上升，不减投资就成了过热。这说明，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确实遇到了困难。

　　最近，美国和欧洲的补库存使得中国出口有所增长，但这是短期的，世界经济长期增长是比较低的，出口快速反弹是不能维持的，经济仍有过冷之嫌。倘若现在金融市场好转，宏观指标回升，就业作为一项滞后指标，也可能跟着上升，世界经济将会一马平川，这是大家都希望看到的前景；但还有另一种前景，即失业率迟迟下不去，宏观经济就会被拉下来。

　　从长期来看，出口导向型模式是不可维持的，倘若不转向内需为主，中国经济就无法改变被出口引领的局面。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结构，这并不是靠短期宏观政策所能解决的。所以，对中国而言，必须要有长期政策促使结构转变，并从结构转变的角度安排短期政策。在目前情况下，宏观政策的调整要看二季度以后世界经济是否真的复苏。我个人估计，今年出口变成负贡献的可能性不大，可能是零贡献或贡献非常低。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年中国经济没什么问题，但明年通货膨胀率有可能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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