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要读]寻找青牛白马的帝国

　　在我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中，曾扶摇而起一个搏击长空的鹰之民族。这个民族于公元十世纪建立辽朝，雄跨长城内外，以今我国北方辽河流域为核心，统治中国北方近200年。在杨家将镇边抗辽的民间传说中，他们彪悍凶猛，骁勇善战。他们在历史长河中奇迹般地创造了一个个辉煌、留下了一个个谜团后，却又消失得杳无踪迹，他们就是契丹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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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夏时节，记者来到辽河流域，试图通过辽代封存在这片土地上的遗存，去寻找这个消失的民族，唤醒这段沉睡的历史。本报从本期起将连载记者对契丹帝国遗迹的考察实录，以飨读者。

　　青牛白马衍生的民族

　　初夏的辽河流域，天高云洁，山蓝草青，温暖的阳光将大地炼化得生机勃勃，这其中最具活力的莫过于位于辽河上游的两条河。它们波光潋滟，轻舒胸怀，将两岸的草原、松林哺育得鲜花烂漫，芳香袭人。

　　这两条河一条名为西拉木伦河，契丹语为“黄水”之意，汉语称“黄河”，从内蒙古自治区浑善达克沙地而来，因与母亲河叫着相同的名字，人们就把她看作是母亲河远在他方的女儿，书写为“潢河”；另一条河则是老哈河，亦称“土河”，自河北省七老图山脉光头山而下。就在这两河交汇处的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我们听到了一个关于契丹始祖的美丽传说。

　　很久以前，也是在这样的季节，一位久居天宫的“天女”被辽河流域绝佳的景色所吸引，备觉云霄之上太过枯燥寂寞，便情不自禁降临人间。她驾着青牛，从“平地松林”(“平地松林”在今河北省围场县至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南数百里之地，其地林木葱蓊，尤多松树)沿潢河顺流而下。与此同时，苍莽莽的草原也使得一位“神人”如醉如痴，他乘着一匹白马，从“马盂山”(“马盂山”史载位于今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马鞍山一带)沿土河向东信马由缰……

　　青牛、白马在潢河与土河的交汇处木叶山(木叶山传说在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的汇合处，但我们在此处并没有看到山)相遇。天女与神人，叱走青牛，松开马缰，在竞相开放的野花间，伴着合水而鸣的鸟音，传递心曲。自此，两人相爱、结合、繁衍。

　　这位“神人”，就是传说中契丹始祖奇首可汗的化身，“天女”则是可汗之妻可敦的化身。相传奇首可汗与可敦结合后，先后生育了八个筋骨强壮的儿子。其后，邻居野猪神提示：“树大分杈，人多分家，不分天谴。分地而居，合家而处，不合地罚。”于是，八个儿子携妻分而居之，各自兴盛起来。

　　契丹人非常重视这个传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就曾在木叶山上建始祖庙，文献明确指出位置在永州(今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老哈河西南)，奇首可汗在南庙，可敦在北庙，绘塑二圣并八子神像，遗憾的是我们并未找到始祖庙遗迹。但可以说明的是白马和青牛为图腾的两个原始氏族是契丹族的共同祖先，契丹族是从这两个氏族繁衍发展起来的。

　　历史文献中关于契丹族起源的记载大约在北魏后期。据《魏书·契丹传》载，契丹最早的古八部名称为：悉万丹部、何大何部、具伏佛郁部、羽陵部、日连部、匹絜尔部、黎部和吐六于部。而史学界对契丹族最早的起源说法基本上可归纳为两种：一是认为契丹是匈奴人的后裔；另一种主张契丹是鲜卑人的后裔。近年来，也有学者认为契丹是鲜卑和匈奴融合的产物。目前，史学界一般认为契丹是东胡语族鲜卑宇文部的后裔，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成分而最终形成契丹族。

　　安禄山成就阿保机

　　安禄山，因为“安史之乱”而“垂名”千古。也正是因为“安史之乱”，一个鼎盛的大唐王朝迅速衰败。但有关安禄山肆意践踏大唐与契丹关系，成就阿保机建立大辽帝国的史实就鲜为人知了。

　　在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辽上京博物馆，我们看到了黄斌撰写的《大辽国史话》，书中用生动语言深入浅出地叙述了大辽国历史的全过程。在讲述大辽国兴起时，首次披露了安禄山与这段历史的关联。

　　书中提到，公元745年，遥辇氏部落联盟长迪辇俎(曾被唐廷赐名为李怀秀)由于安禄山的挑衅，把唐嫁过来的公主杀掉，后叛去。安禄山借此出兵，打败契丹军队向唐邀功。

　　其后，安禄山为显示功劳还几次把一些契丹首领的头颅割下来送给朝廷。这一切都强烈地伤害了契丹人的民族感情，使契丹人对中原王朝怨恨加深。而就在此时，耶律阿保机开始在历史舞台亮相。

　　我们从史料记载中得知，阿保机正是遥辇氏部落联盟中人，而遥辇氏部落联盟又脱胎于契丹最早的大贺氏部落联盟。

　　从大贺氏部落联盟晚期到遥辇氏部落联盟初期，契丹与中原王朝之间主要通过朝贡、赏赐、授予官职等方面保持密切关系，加强交流。

　　然而，随着安禄山的出现，中原与契丹的关系遭到了彻底破坏。加之“安史之乱”爆发后，中原战乱不已，藩镇割据，与契丹接壤的卢龙地区，藩镇为保存实力，擅地自安。这一切都为契丹各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契丹族由此活跃起来，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并通过征服邻族，侵扰幽、蓟等地，势力范围不断扩大。

　　公元907年，继任祖父职位，担任遥辇氏部落联盟军事首领的阿保机，被推举为部落联盟长(可汗)，取代了遥辇氏钦德可汗。不知是历史的安排，还是惊人的巧合，阿保机当上可汗这一年，唐朝最后一个皇帝正式退位，历经289年的唐帝国彻底灭亡。

　　阿保机登上可汗之位后，采取了一系列巩固自己地位的措施，数次平定契丹族内部守旧势力发动的叛乱，正式废除了三年一选的传统选汗制度，于公元916年建国号大契丹，年号神册。辽太宗会同十年(公元947年)，改国号为大辽，以后兼用契丹和大辽两个国号。

　　契丹建国以后，经过太祖、太宗两朝向外扩张，先后征服了周边的突厥、吐谷浑、奚、室韦、乌古、敌烈、阻卜、女真、渤海等族，并趁中原混战之机，南下从后晋手中夺取燕云十六州地区，其疆域迅速扩展“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版图比北宋大一倍。此时，契丹人真正建立起了以本民族为主体的、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国家政权。

　　在一些外国语中“契丹”就是“中国”

　　在我国，没有哪一个少数民族能像契丹族这样，在国内外都有着如此深远影响。我们在辽河流域采访中发现，过去乃至今天，有些国家仍把中国称为“契丹”。

　　据《大辽国史话》作者黄斌研究，现代俄语中将中国称为Kitay，即契丹之音译；拉丁语称中国为Kathaya，也是契丹的音译；中古英语和古代穆斯林语亦称中国为契丹，读音分别为Cathay和Kata。

　　黄斌认为，究其原因，契丹占据中国历史的主导地位达两个多世纪，其政治经济地位比五代和北宋显赫得多；辽朝的西部疆域与丝绸之路的主干道相接，在地理上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强大的辽王朝与当时称霸中亚、西亚的伊斯兰国家和南欧、北欧的基督教国家、保持着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密切联系，对西方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历史影响。

　　另外一些原因是，辽王朝灭亡后，耶律大石建立的西辽是中亚最强大的王朝，统治时间近百年。欧洲十字军骑士团及教皇亚历山大三世都曾派专使与耶律大石联系，意图建立军事联盟。因此，欧洲地中海讲拉丁语的基督教国家均把西辽视为中国，契丹也就成为拉丁语中对中国的称呼。

　　黄斌在《大辽国史话》中还记述有，13世纪蒙古族南征中亚、西亚等地，将中国火药和管型火器的制作使用方法传到阿拉伯国家的史实。此时，契丹已灭亡了100余年，但13世纪晚期著名的阿拉伯兵书《马术和军械》，仍把火药配方记为“契丹花”，把管状火器记为“契丹火枪”、“契丹火箭”。

　　一些历史学家将大辽国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是完成了对东北的统一。尽管我国北方早在汉代就已奠定了统一基础，但在辽代以前，北方各少数民族长期处于分散状态，不但相互厮杀，而且对中原王朝也是时服时叛。辽朝通过军事征服，先后把分散在北方的众多民族统一于一个政权下，进行直接有效的行政，在我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其次，辽朝在北方草原上首次建置都城、设置州县，通过实行州县制、部族制以及在边区设置军政机构，把北方有效管治起来，为日后元朝的全国统一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三，辽朝有效地开发了我国北方。辽以前，北方农业与中原有着天壤之别。辽开国后，在草地上设置城寨，大漠中相继出现新兴聚落，使北方蛮荒之地经济文化得到迅速发展。史籍记载，辽代的种植业、建筑业、金属冶炼、商业、交通以及民族文化均得到了长足发展，并创造有契丹文字。

　　辽代共建有五个京城，分别是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的上京临潢府、辽宁省辽阳市的东京辽阳府、内蒙古宁城县的中京大定府、北京市的南京析津府和山西省大同市的西京大同府。其中上京临潢府是首都，其余四个京都为陪都。

　　五京中南京析津府最为重要，它不仅是辽代经济、文化、政治中心，也是军事上的战略要地。北宋发动的两次大规模伐辽战争，目标都指向此。据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姜纬堂介绍，南京析津府的前身为幽州或称蓟城，在辽代以前规模不大，自升为辽陪都后，其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便开始显现出来。它不仅是金代的都城，元、明、清三大统一王朝也均定都于此。由此可见，北京作为辽、金、元、明、清的政治中心，首先是从辽朝开始的。

　　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辽中京博物馆馆长李义告诉我们，契丹族自称“辽之先出自炎帝”，其自认为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辽宋南北对峙时期，虽然名为两国，辽人自称“北朝”，称宋为“南朝”；宋朝的君臣们通常也称辽为“北朝”或“大辽”，但仍认为辽人是中国的“赤子”，双方彼此视为兄弟之邦。

　　解开契丹人消失之谜

　　从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到耶律延禧于公元1125年被金人所俘，辽亡，辽存国共209年。辽灭亡后，阿保机第八世孙耶律大石于1124年建立西辽，存国90多年，1218年为元朝所灭。而伴随大辽帝国的灭亡，契丹民族也随之无踪无影。那么，这个曾经创造了文明与辉煌的民族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我国史学界以往认为，契丹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大都融入其他民族。辽亡以后，除一部分契丹人随耶律大石西迁以外，大部分契丹人仍留居在东北地区。这些契丹人虽大都与女真、高丽、蒙古族融合，但一部分契丹人仍以集团形式保留着契丹民族的风俗习惯。金蒙战争爆发后，许多契丹人参加了反抗女真人统治的斗争，他们有的被女真人镇压，有的投靠蒙古人，后者随蒙古人的东征西讨随之分散到全国各地。

　　而随耶律大石西迁的契丹人，在西辽亡后，至今伊朗克尔曼省建立了一个起儿漫王朝，俗称后西辽，但他们的传统习俗已伊斯兰化。

　　那么还有没有未被其他民族融合的契丹人呢？关于这个问题，清代就有人提出达斡尔人源于契丹人的说法。现代学者也认为达斡尔人是继承契丹人传统最多的民族。我们在达斡尔人聚居的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实地采访时，发现这里的达斡尔族在传说、习俗、语言等方面，与史料上记载的契丹族有着很深的渊源。

　　达斡尔族一直供奉本族菩萨库烈儿佛，而库烈儿则是800多年前契丹北迁首领的名字。据史料记载，辽亡后，这位不肯降金的契丹将领，率领一部分契丹人来到嫩江流域，并按照契丹人的风俗，组织氏族部落定居下来。直到明末清初，根河地带的达斡尔酋长根铁木儿还被通古斯人称为契丹酋长。

　　达斡尔族的狩猎、捕鹰、驯鹰、捕鱼方式也与史料记载中的契丹人大致相同；达斡尔人爱下围棋，他们的围棋和棋盘与我们所见过的围棋及棋盘有很大区别，但与辽墓中出土的围棋、棋盘极为相似；达斡尔族至今保持“同姓可为友，异姓可为婚”的婚俗，同性间不管疏远多少代，绝不通婚，这点与契丹族同姓不婚的习俗相同；达斡尔族的祭天仪及神树与契丹族祭天及“树君”有相通之处；两族同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有相同；两族都信奉萨满教，“烧饭”致祭，骨卜，崇尚黑色，崇拜太阳，行跪拜礼等习俗也很一样。

　　辽代把皇帝的宫帐称为斡尔朵，守卫斡尔朵和保护皇帝的军队叫斡尔朵军。而守卫阿保机的军队则称迪斡尔朵。专家推测，达斡尔很可能是由迪斡尔朵逐渐演变而成的。

　　此外，辽亡时，还有一些契丹人或南下或北投大漠，千百年来音信渺茫，踪迹难寻。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云南民族研究所发布了一个惊人发现：在距我国北方万里之外的南部边陲云南省施甸县和保山、临沧、大理、德宏、西双版纳等地州，发现了15万契丹人的后裔，其中以居住在施甸县为多。

　　据两个研究所1990年以来的调查显示，这些契丹人就是当年随蒙古军队远征云南而落籍于此的。他们历经元、明、清等历史时期，至今仍保留着契丹民族浓厚的文化传统。今天，他们在自己祖先的坟墓上仍使用契丹小字，他们被统称为“本人”，有阿莽蒋、阿莽杨、阿莽李等姓，明清以来已改为蒋、李、赵、何、茶等姓。“本人”的体质特征与当地人明显不同，通常长得比较高大。

　　而在这些契丹人的后代中，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蒋家云所珍藏的《勐板蒋氏家谱》中记载的蒋氏家族变迁史最具代表性，其中记有“蒋氏祖先姓耶律氏，名阿保机，创建辽朝，为金所灭。后裔以阿为姓，又改为莽。在元初，随蒙古军队南征有功，授武略将军之职。明朝洪武年间，因麓川平缅叛有功，分授长官司，并世袭土职。后又经历数代，改为蒋姓。”家谱清晰反映了勐板蒋氏家族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后裔，并记有其姓氏的演变过程。

　　在保山地区施甸县木瓜榔村蒋文良家中，还发现一本《施甸长官司族谱》，其开篇记有一首四阕七言诗，“辽之先祖始炎帝，审吉契丹大辽皇；白马上河乘男到，青牛潢河驾女来。一世先祖木叶山，八部后代徙潢河；南征钦授位金马，北战皇封六朝臣。姓奉堂前名作姓，耶律始祖阿保机；金齿宣抚抚政史，石甸世袭长官司。祖功宗德流芳远，子孙后代世泽长；秋霜春露考恩德，源远流长报宗功。”这首诗不仅道出其族源及家族的英雄史，更点出了“名作姓”的姓氏变化历程。在这本族谱中还插有一幅“青牛白马图”，描绘的即是有关契丹起源的古老传说。

　　木瓜榔村寨西隅还建有一座祠院，即蒋氏宗祠。祠院呈南北进深，分前后两院，祠院的正门按契丹人的习俗开在东墙上。在祠院东开门楼正面尖顶檐下，篆刻有“耶律”二字，其下是竖方长匾，匾框内有“蒋氏宗祠”四个大字。在门饰柱之间写有一副对联曰“耶律庭前千株树，莽蒋祠内一堂春。”祠院内的墙壁上，绘有颇具北方草原风格的彩绘，类似于辽墓出土的壁画，流露出他们对自己祖先的景仰与怀念之情。

　　近年来，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部分专家利用DNA技术解开了契丹族后裔之谜。他们认为：达斡尔族与契丹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为契丹人后裔；云南的阿莽蒋氏“本人”与达斡尔族有相似父系起源，也为契丹后裔。(待续)

　　疆域

　　契丹所创立的辽，在它最强盛的时期，疆域曾经北到外兴安岭、贝加尔湖一线，东临库叶岛，西跨阿尔泰山，南抵今天的河北、山西北部一带。

　　沿革

　　契丹原是东部鲜卑的一支。344年，鲜卑慕容部建立的前燕攻破宇文部，契丹遂从鲜卑族中分裂出来。后游牧于潢河与土河一带。契丹在北朝时，分8部；隋唐时，分10部。在唐朝初年，契丹人中形成了统一的大贺氏联盟。当时北方草原突厥称雄，契丹酋长即辗转臣服于唐朝与突厥之间。大贺氏联盟瓦解后，契丹人又建立了遥辇氏部落联盟，首领称可汗，依附于后突厥汗国。745年，后突厥汗国为回纥所灭，此后百年间，契丹人一直为回纥汗国所统治。

　　唐末，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日渐强大，于907年继可汗位，公元916年称皇帝，年号神册，国号契丹，民间或称大蕃。太宗大同元年(947)改国号为大辽，后又称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1066)复号大辽。人们习惯上把契丹人建立的王朝统称为辽朝。

　　1115年，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称帝，建立金朝。在金军的进攻下，辽朝于1125年灭亡。在辽朝即将灭亡之际，契丹贵族耶律大石率领一部分人向北进入漠北地区，后向西发展，征服了今中亚广大地区。1132年，耶律大石称帝，史称“西辽”，又称“哈喇契丹”。西辽1218年被蒙古所灭。后契丹人多同化于汉人、蒙古人中。“契丹”民族从此消逝。

　　手工艺

　　辽代的冶铁业甚为发达，发掘出土的铁制农业工具、炊具、马具、手工工具可与中原产品相媲美。辽代的鎏金、造马具、制瓷以及造纸等手工业门类齐全，工艺精湛。

　　文化

　　辽代文化具有突出成就，创造了两种类型不同的文字，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这两种文字造字方法并不相同，但其字型均受汉字楷书影响而造。目前对于契丹大字所知较少，一些契丹大字似乎是借用或修改汉字字型和字义而成的。至于契丹小字可见的资料较多，除了楷书式的契丹字之外，亦存在着主要用于印章的篆书体契丹字。契丹字一直使用到金章宗时代，并曾影响十二世纪创制的女真文字。不过比起女真文字，契丹文字资料较少，其语言系属不明，因此解读起来比较困难。

　　教育方面实行设学养士和科举取士。

　　契丹的诗词既有气势磅礴之句，也有清新优美之词。辽代盛行佛教，其中从山西应县木塔佛像中发现的丹藏、佛经和佛画，河北丰润县天宝寺塔发现的佛经，内蒙古巴林右旗释迦佛舍利塔中发现的佛经，堪称佛教艺术瑰宝。

　　辽绘画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耶律倍画的《射骑图》、胡环的《卓歇图》、无名氏的《秋林群鹿图》、《丹枫呦鹿图》等画，均为旷世珍宝。其雕塑作品刀法遒劲，栩栩如生。

　　建筑艺术主要体现在佛塔和佛寺。山西省灵丘县觉山寺西塔院中的觉山寺塔、北京市天宁寺塔、辽宁省辽阳白塔、海城析木城金塔皆造型美观，是辽代流行的密檐塔中的代表作品。

　　辽的医药也可谓久负盛名，《脉诀》和《针灸书》中的治疗方法至今仍应用于临床实践中。

　　习俗

　　契丹人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与汉人迥然不同。服装通常为长袍左衽，圆领窄袖，裤脚放靴筒内。女人袍内著裙，亦穿长筒皮靴。腰外系蹀躞带，上挂金玉、水晶和琥珀等饰件，还带有随时可用的火石、筷子、餐具刀等。

　　契丹人发型怪异，无论男女皆髡发。男子在两鬓各留一绺头发，别处的头发全剃光。妇女仅剃沿前额边的头发。

　　契丹人住所为毡帐。其婚俗特点是娶亲不论辈分，近亲结婚、离婚和再嫁均不受限制。

　　契丹贵族盛行厚葬，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完整、出土文物最丰富的契丹大贵族墓葬，出土的两套殡葬服饰，由金花银枕、鎏金银冠、金面具、银丝网络、金花银靴组成，完整地体现了贵族的殡葬习俗。耶律羽墓室豪华富丽，天下奇珍尽汇其中。

　　考古发现

　　回复契丹女贵族颅骨

　　2003年11月24日，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根据内蒙古吐尔基山辽墓出土的契丹女贵族的颅骨，利用电脑三维技术，成功复原了她的颅像，并展示了逼真的复原像效果图。由此，一度沉寂的契丹历史民族研究喜获突破。

　　破解契丹遗传之谜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新兴的分子考古学为最终解决相关问题提供了切实有效的帮助。分子考古通过提取古代各种生物的DNA，并将其测序结果进行比较研究，可找出其内在的遗传联系，结论具有较高的科学性。社科院民族学研究所刘凤翥、陈智超研究员和中国医学科学院杨焕明、刘春芸教授等专家合作进行“分子考古学”课题研究时，将契丹人后裔的研究列为重要内容。

　　课题组先从达斡尔、鄂温克、蒙古和汉族等人群中收集血样，然后南下云南保山，从“本人”中提取100份血样，又取道四川乐山，从正在那里展出的内蒙古耶律羽家族墓中出土的契丹女尸上提取了小块标本。课题组完成对契丹遗骨、达斡尔人、蒙古人、鄂伦春人、汉人和云南“本人”的DNA测序后，进行了严格的比较检测，最终得出结论：在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和汉人群体中，达斡尔人与契丹人拥有最近的遗传关系，而云南保山施甸的“本人”与达斡尔人有相似的父系起源，均为契丹人的后裔。作者：马义丁铭作者单位：经济参考报文章来源：经济参考报发布日期：2004-5-31星 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