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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上个月初在莫斯科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欧洲胜利纪念仪式。作为反法西斯战争的另一个主战场亚洲，也将迎来击败日本法西斯60周年纪念日。但就在这个当口，一些日本右翼人士却发表了一些让人震惊和不能接受的言论。
5月26日，日本厚生劳动省政务官森冈正宏大放厥词，他说：“战争是政治形态，（日本）是依据国际法规定参战，而士兵是根据个别规条杀人，并不是需要道歉的事情。”他也
为小泉参拜供奉14名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辩护，他指出，所谓甲级、乙级和丙级战犯，“在日本国内不是罪犯”，都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界定的”，而“甲级战犯所谓的反和平、反人类罪是占领军随心所欲编造出来的”。这些言论公然否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结论，为日本二战甲级战犯开脱罪责，立时在日本国内外掀起轩然大波。
据有关媒体报道，森冈是日本一名著名的右翼人士，还身兼日本国会众议员。日本右翼人士发表歪曲历史的言论似乎人们已经司空见惯，但这一次却有所不同，正如此间媒体评论指出的那样，这次森冈的言论太过分了，竟然公开为日本甲级战犯辩解。
其实，森冈的发言并不是孤立的，就在他发言的当天晚上，日本前首相森喜朗也大放厥词，说中国和韩国政府批评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以及批评日本部分右翼势力篡改历史教科书是故意找茬。
然而，人们不禁要问日本右翼到底要将日本引向何方，会主宰日本政坛吗？
日本右翼的光谱
说起日本右翼似乎是一个让人十分困惑的问题，不但很多普通人感到困惑，就连一些专门研究日本问题的学者也感到很困惑。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王屏对记者指出，“这个问题在日本也众说纷纭，至今还没有一个准确的界定”。她认为，当前说的“日本右翼”其实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几乎包括了日本社会行行色色的人，在日本各个阶层都能找到右翼人士的身影。因此日本右翼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课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至今还是学界的薄弱环节。”
日本学者松本建一也认为，“给右翼下定义实际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日本学者津久井龙雄则认为，“右翼本来是一种爱国精神，是尊重祖国历史与传统并引以为豪的精神”。这与日本著名的右翼作家，剖腹自杀的三岛由纪夫在1963年出版的《林房雄论》中的观点极为相似。三岛由纪夫在书中写道：“所谓右翼不是思想问题，它纯粹是个感情问题。”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云副教授在日本留学多年，对日本社会也多有观察。她对记者指出，日本右翼其实是日本“未完成转型的民族主义”的一种反映，然而却构成复杂，但总体可分为4类：
一是战后复归的“战前党人”、“战前官僚”及传承了其衣钵的政治家们。如鸠山一郎内阁（反吉田派战前党人）和岸信介内阁（反吉田派战前官僚）。目前，日本自民党的派阀中继承“战前党人”、“战前官僚”衣钵的“后起之秀”不在少数，在日本政坛基本以“保守派”的面貌出现。
二是民族主义思想者：主体是学者、知识分子。他们是精神上的“贵族”，对战后日本“半主权国家”的现状不满。代表人物：三岛由纪夫、石原慎太郎等。前者以自杀带给日本社会巨大的震撼，后者活跃在当今日本政坛（东京都知事），由于行政手段到位，人气很旺。但是一些“右翼”发言常常引发争议，是“焦躁者”的代表。
三是民间的“右翼”：战争老兵、遗族会，以及朦胧地希望精神上有所追求的日本民众中的“异类”分子组织。如东京的右翼团体“日本青年社”。该组织于1978年在钓鱼岛上建造了灯塔，以后多次登岛宣示“主权”。还有一个著名的“右翼”团体是“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正是它编纂了引起中国、韩国等强烈抗议的《新编历史教科书》。
四是“国民意识保守化”的一部分日本国民。他们的影响力实际上是最大的，在民主化体制下，作为日本民主主义土壤，直接或间接地选举产生了一些右翼议员和阁僚，这也是他们存在的一个证据，且人数众多，对日本政坛影响巨大。
据有关学者研究指出，战后日本右翼运动大体分4个时期：50年代是恢复阶段；60至70年代初是猖狂活动阶段；70至80年代末是发展、巩固和充实力量的阶段；90年代至今是疯狂否定侵略历史的叫嚣阶段。从其组织和成员来看，规模较战前大，成员复杂，从民间到政客都有人参加。
右翼形成的时代背景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占领军为了根除军国主义的土壤，在战后初期也采取过一些打击日本军国主义的措施，如废除战前的《帝国宪法》、“天皇宣布为人”、解散财阀、整肃战犯等。对于日本对外侵略扩张象征的靖国神社，占领军当局也于1945年12月发布废除国家对国家神道、神社神道进行护持的指令，靖国神社降为一般的民间宗教法人团体。但日本右翼为什么又死灰复燃呢？
王屏认为，日本右翼实际上战前就有，战争结束之初受到美国占领军的打压，但随后“冷战”爆发，为日本右翼的“复活”提供了机会。王屏认为，冷战时期美国采取了扶植日本对抗共产主义的政策，决定把日本作为“共产主义的防波堤”，对日本反动势力没有进行彻底的整肃，甚至让原来的战犯又重返社会，有的（如岸信介）还当上了日本的首相，“这极大地鼓舞了日本的右翼势力。”
众所周知，在战时日本的财阀是法西斯发动战争的助推器。但是这些财阀在战后也没有被整肃，保留了其经济实力。战后，这些财阀或新的财界和企业又沦为右翼组织的经济后援，借用这些右翼组织捞取政治资本。例如，对“新编历史教科书之会”支持的企业有95个、财团有16个。
随后在日本的重建过程中，民众的热情转向获取丰富物质利益。日本政府执行的是一种“脱亚入欧”的政策。陈云认为，“脱亚入欧”方针中隐藏着某种精神的不稳定性，“它影响到日本国民的民族情绪和民族归属感，需要新的民族认同感。”她对记者指出，有一个事件曾经令她非常震惊。
1999年，日本国会通过了“国旗·国歌法案”，这在日本社会引发了一连串的风波。在法案实施阶段，由于赞成派和反对派意见激烈对立，竟然导致广岛市的一位中学校长因为无法调停事态而自杀。陈云对记者说，她在感到震惊的同时，“也突然鲜明地意识到———围绕历史认识问题，日本国民之间也还残留着很深的意识鸿沟。也就是说，随着经济的高度成长，似乎已经达成了高度集团性和同一性的日本社会，在民族认同性方面却还遗留着伤痕，这是刻划在日本社会高度的整合性上的一道难看的伤疤。”
陈云认为，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成功，使民众和自民党保守政府完成了和解的同时，也使民众在政治上日益保守化。与战后初期相对照，在实现了经济高度成长的日本社会，中产阶级意识蔓延滋生，国民意识上出现了暧昧而难以琢磨的心态上的“变质”———即有意识地想从“日本是战争加害者”这一世人的印象中逃遁开去。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曾根首相提倡的“战后政治的总决算”可以看作是对整体上保守化了的国民思潮的一种集大成式的反映。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93年，日本政坛出现了大的变动，即第三次鸠山内阁开启的日本“55年体制”终结（即自民党政权的长期执政）。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郭定平教授认为，1993年的日本政坛大分化影响深远，“就是日本的进步力量———共产党和社会党衰落，持‘保守本流路线’的政党渐渐在日本取得主导地位”。他认为，如今日本两大政党自民党和民主党都是坚持“保守本流路线”的政党，“在这种局面下，日本政坛总体出现右倾化”。
右翼的理念与怪想
因为日本右翼的成分极为复杂，所以他们的理念也各不相同，但在思想、主张方面也有着一些内在的联系和诸多的共同特征。据有关学者归纳，主要表现为：鼓吹皇国史观，强调天皇至高无上的权威，主张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权力结构和政治体制；鼓吹日本民族优秀论，对其他国家和民族采取无端排斥、恶意蔑视和歧视态度，借以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极力篡改历史，否认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为已经定论的历史翻案；反美反华，反对日本政府的“软弱外交”，要求追求、实现日本的特殊国家利益。
郭定平教授指出，这其中的核心是右翼对待历史问题，“他们从不承认有侵略历史，声称战争是为了帮助亚洲人民，对历史进行篡改和美化”。
其实，日本否定侵略历史的行径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60年代以来每年都有日本政要参拜供奉战犯的靖国神社；70年代就有日本拍摄的《啊，海军》、《山本五十六》等影片为侵略战犯招魂；80年代以后更不断有石原慎太郎一类的日本右翼政客为日本侵略历史翻案的叫嚣。
事实上，日本右翼不单公然要篡改历史，否定一切对军国日本不名誉的指控，还反指亚洲国家“捏造”了南京大屠杀、从军慰安妇等战争暴行，在诋毁皇军、诬蔑日本，目的在于使日本不能堂堂正正地成为一个普通国家。他们还声称，“美国畅销书《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南京浩劫》，其美籍华人作者张纯如，其实是利用其美貌，骗得美国人同情的。”
然而，达到登峰造极的却是一位叫小林善纪的漫画家。他利用图文并茂的《战争论》，不仅向日本年轻一代推销“傲骨精神”，更透过所谓替二战皇军和日本喊冤，也利用极端煽情的画面，激发他们仇视反战的言论。比如，日军在中国进行残忍的“三光政策”，小林则反驳说，日军一贯忠实执行“不杀、不烧、不抢”的“三戒”，何来这些残暴的战争罪行？小林不仅为皇军喊冤，更直接称皇军为真正的战争“英雄”、军人的典范，因为他们是为驱逐白人，解放亚洲而捐躯的。
他还竟然不顾历史事实，否定《开罗宣言》的存在。他在漫画中称：“这场由美英中三国首脑出席的《开罗宣言》虽然已经作成宣言的草稿，最后却无法获得三国的最终同意，只得以协商失败收场。”所以，他认为，“一个中国的主张原来只是建立在一个空中楼阁上”，也就是说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日本右翼分子自说自话，对历史事实公然进行歪曲，一再出台歪曲美化战争的历史教科书，他们自己说是为了提高日本人民的“国家自豪感”。
京都大学右翼教授中西辉正还把日本对过去的侵略历史进行反省说成是“民族自虐”。他认为“会使日本民族被贴上残忍民族的标签”，从而“损害日本国家和民族的名誉”，也“使日本民族产生自卑感”，所以这种“自虐史观”必须停止。
右翼与日本政局
王屏认为，“日本右翼不仅在日本政府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发挥影响作用，而且其大量的活动与宣传为日本政治右倾化提供了温床”。如1982年当日本政府答应修改教科书中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部分时就遭到右翼势力的坚决反对。在中国、韩国对此进行批评时,右翼势力说这是“干涉内政”。
事实上，小泉上台以后每年都参拜靖国神社，其目的就是为了讨好右翼势力及保守势力，特别是从右翼组织“遗族会”方面拉选票。
实际上，目前右翼在日本已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右翼也影响了日本政治人物的行动。然而，日本政治家是决定日本命运的关键人物。他们的一举一动，备受国民关注。但是国民选出来的某些“政治家”不仅无视历史事实，还多次向亚洲人民挑战，一批批阁僚多次上演了“失言”、“收回”、“辞职”的三部曲，而且组织或加入右翼组织。
据统计，光右翼组织“历史研究委员会”就由自民党105位议员组成，其中众议员76名，参议员29名。“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也有国会议员204名，包括了自民党（184人），新进党（13人），太阳党（4人）。值得注意的是，前首相小渊惠三、森喜朗是“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的发起人。此外，各地方的右翼组织中也有政界人士，如“日本会议”大阪分会中有众议员11人，府和市议员27人。政界人士组织或参加右翼组织，利用国家机器，鼓吹右翼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怂恿了右翼势力的膨胀。
王屏还对记者指出，日本右翼组织除促成日本政治右倾化外，右翼势力的大手笔就是推动“改宪”进程的快速发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改宪的步伐加快，首先是在1992年6月通过了“PKO法案”，实现了向海外派兵的愿望；“9·11”之后又通过了“恐怖3法案”，在“集体自卫权”上向前跨越一步；其实，右翼势力所追求的目标改宪、拥有正规军、享有集体自卫权等在自民党政权下正逐步实现。右翼人士石原慎太郎就称日本宪法为“麦克阿瑟宪法”。军界也有人认为，日本如果没有进攻能力就无法保护自己的国家。
王屏认为，右翼势力与民族主义者强烈地影响着日本政局的走向。“改宪派”(新宪法制定国民会议)在东京召开大会，发表了一个“新宪法草案”。该草案有两个基本点：一点是明确认定天皇是日本的国家元首，另一点是“保有国防军”。而以共产党和社民党为首的“护宪派”决意要使“有事法”成为废案，他们认为“有事法”就是“战争法”。
但是，陈云则认为，日本右翼对日本政坛的影响不能过分夸大，而应该客观地评价。她认为，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后，日本自称有“1亿人的中产阶级”，因此它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左翼和右翼思潮都不是主流，因此对日本政坛的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
对此，王屏也指出，纯粹的右翼组织作为社会底层组织，起到一个土壤的作用，而真正危险的是右翼政治家和右翼文人，他们是真正可怕的，因为他们掌握国家政权并且有一定的思想。
《国际金融报》 (2005年06月03日 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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