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治概念及文化概念

　　陈季冰

　　今年9月28日是孔子诞辰2556周年的纪念日，3天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6周年的国庆节。这两个纪念性的日子离得如此之近，又十分凑巧地都包含了“56”这个数字，使我多年以来一直思考的一个有趣的想法又一次得到了印证——其实，“中国”这个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下分别指涉并不完全相同的两个概念：一个是名字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当代

政治实体；另一个是由5000年中华文明传承发展而来的文化共同体。

　　准确地说，前者是中国，而后一个概念应当被称为“文化中华”。顺便补充一句，它与我们时常说到的“中华文化”是存在些许微妙差异的。不过，鉴于“中国的”、“中国人”、“中华的”在英语中其实是同一个单词：Ｃｈｉｎｅｓｅ，为了简便起见，我把上述两个概念分别称为“政治中国”和“文化中国”。

　　两者的区别在几乎同时展开的祭孔活动与庆祝国庆的纪念活动中尽显无余。我们看到，虽然有地方政府和国家文化、旅游管理部门参与，但祭孔基本上是一次民间活动，而庆祝国庆则主要为官方主导。更为重要的是，祭孔比庆祝国庆带有更明显的跨地域的“世界性”色彩，9月28日当天，全球共有30处孔庙首次与中国山东曲阜同时举行祭祀仪典，被称为“2005全球联合祭孔”。

　　探讨“政治中国”与“文化中国”之间的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原因在于世界上有很多人，也包括不少中国人不能很好地分清两者之间的巨大区别，甚至认为它们是一回事情。在我看来，这种认识上的混淆是造成当前在西方社会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中国社会内部，对“政治中国”和“文化中国”的关系进行明智的梳理，是我们实现“和平崛起”和“民族复兴”的重要思想前提。

　　5年以前，我有一次去新加坡出差，受到了一位当地陪同的热情接待。他的祖籍是

　　这件事情使我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政治中国”与“文化中国”的巨大差异，并促使我开始认真思考两者之间的关系。

　　简约地说，在古代社会，政治与文化是一回事情，或者说政治的基础从根本上看是“文化型”的。古代欧洲、中东和东亚分别是三个大一统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儒家帝国，它们分别都把自己想象成世界的中心。它们的统治者不管是叫做“教皇”、“哈里发（苏丹）”、还是“天子”，首先是宗教领袖或道德表率，其次才是行政首脑，他们的权力因此也是“神授”的。古代人的地理观和时间观也与现代人截然不同，古代人的观念里只有“天下”，而无所谓“国”，而且“天下”的边界至少在理论上应该是推至整个世界的，在帝国经常变动的模糊边界之外的部分都是“野蛮”的，等待着它们去用神谕、武力或王道归化；同样，古代人的“天下”里只有朝代的更替，而无所谓“国”的诞生和消亡。在中国古代任何一个王朝的统治者眼里，“中央帝国”是一个无始无终、甚至无边无际的实体，而自己只是在当下这一环节承接了“天命”，来治理这个“天下”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那个时候没有全球化，但古代人看待问题的方式却远比现代人更加富有“世界性”。

　　与古代大帝国不同，现代国家是由有限疆域以及此疆域范围内的有限人民组成的政治实体，“人民”取代了“神”或“天”，成为国家权利的惟一合法来源。现代国家是建立在政治认同而非宗教或文化认同之上的，维系这种认同的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及由政治制度衍生出来的法律体系，一个美国公民，就算他是华裔，就算他长期生活在中国，无条件地接受中国文化，他也不会自动地成为中国人；相反，就算他是“纯种”白人或黑人，就算他一个汉字都不认识，对中国历史一无所知，只要他经过合法手续取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谁也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中国人。当今世界上既有一些国家包含了多个民族组成的多元文化，也有很多国家分享着同一个民族的文化。为了使国家的治理稳固而坚实，现代国家的政府总是调动一切资源强化国民对国家的这种政治认同，而通常不会有意识地去强化国民的文化认同。比如说，在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广阔地域内分布着几十个大大小小的伊斯兰教国家，其中由单一的阿拉伯民族构成的国家就为数众多。我想，无论是亚洲的科威特人还是非洲的埃及人，他们从小所受到的身份教育首先一定是“我是一个科威特人，我是一个埃及人”，其次才是“我是一个阿拉伯人”，最后才是“我是一个穆斯林”，而不可能是相反的。因为如果那样，国家就等于承认自己是另一个更高级的“共同体”中的一个部分，它的独立自主的地位就会受到削弱。

　　塞缪尔·亨廷顿在那篇让他名噪一时的文章中提出，冷战的终结意味着以意识形态的对抗为主的国际冲突已经结束，而所谓“文明的冲突”将是今后世界政治互动的主要模式。其实，与其说“文明冲突论”是一种前瞻性的理论，倒不如说它是对前现代世界政治的深刻总结。因为在西方的扩张之前，全球性的冲突正是“文化型”的。“文明冲突论”实际上是想告诉我们，“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将会重新回归以往那种以文化划定边界的“帝国时代”。

　　这是一种典型的“向后看”的理论，它成立的前提是，人们之间是以文化，而不是“民族／政治”来进行互相认同以及冲突的。我认为这是不符合我们观察到的实际情况的。的确，一个人乃至一群人为了能够在这个充满偶然性的世界上安身立命，必须将自己置于某个特定的共同体中，成为它的一员。但正如我在前面举过的那个例子，人可以有很多种认同方式，但归根结底，现代的世界中压倒性的认同是对国家的政治认同，而不是文化。我可以把自己想象为“知识分子”这个团体中的一分子，也可以自认是“上海人”中的一员，还可以把自己看成是“白领阶层”中一个，甚至我还可以是一个“艺术爱好者”……但在所有的“身份”标签中，不论是别人还是我自己给我贴的最重要的一个标签一定是：我是一个“中国人”。相比于这个身份，我的其他身份几乎都是微不足道的。

　　如果人们之间首先是按照文化来认同的，情况就会大不相同。那样的话，我与我的新加坡陪同就真的是“一伙”的，而我们会真的把那个假象当中的西方人当作“异类”。但实际上，我们俩都不会这么看，我们三个人当中的任何两个都结不成有实体意义的共同体，我们不过是互为“外国人”而已。

　　在历史上，“文化共同体”的边界是与古代帝国的边界重合的，而世界上现存的“文化共同体”则无一不是那些古代大帝国长期统治之下的产物，它们通过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生活方式等各种形式得以维系和保存下来。随着近现代社会流动性的迅速增强，这些“文化共同体”已经大大地越出了相应的“帝国”疆界，成为松散的世界性的“存在”。我所定义的“文化中国”，其实就是昔日“中央帝国”留下的精神遗产，它包括以儒学为主流的思想体系、书面汉语以及许多东亚民族至今共享的生活方式等等；而所谓“政治中国”，就是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和13亿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治实体。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政治载体，与“中华帝国”同时代的那些大帝国先后都解体了，因此也就不会存在文化与政治混淆的问题。我相信，不会有人认为在意大利这个政治实体之外还有一个“文化上”的意大利。换句话说，即使有，它也只是古代罗马帝国造就的天主教拉丁文化当中的一个部分，甚至未必是“核心”部分。同样，也不会有人把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文化等同于土耳其文化。惟独中国是个特例，中国虽然在近现代饱受内忧外患，却奇迹般地保持了高度的完整性，虽然鼎盛时期“中央帝国”的边界要大于现在的共和国，但它在领土、民族、文化等各方面基本上得到了完整的延续。

　　然而，正如我们前面分析过的，“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在本质上是有重大区别的，需要我们认真厘清。在

　　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选择按照“文化中国”进行认同，那么朝鲜半岛、琉球群岛、中南半岛的大部分就应该是“中华”这个更高级的共同体中的一部分——这些地方在古代与“中原帝国”的其他部分并没有很大的区别，它们使用中国的文字、制度、历法。若说它们有自己的王朝，其实，中原帝国内部历代都有许多分封的王国；若说它们在民族和语言方面的不同，中原帝国历来就是多民族混居的地方，而且由于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的巨大鸿沟，一个北京天子脚下的工匠同一个汉城乡下的农夫一样，既看不懂也听不懂典雅的文言文在说些什么。我相信，今天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没有一个中国人会把朝鲜和越南想象成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就是“政治中国”与“文化中国”的区别，如果我们不能厘清二者的关系，结果就会是可笑的，甚至悲剧性的。

　　在我看来，流行于西方的“中国威胁论”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正是在于有些人有意无意地混淆了“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的区别——信奉“中国威胁论”的人士认定，一旦中国强大了，一定会试图去恢复昔日“中原帝国”的荣耀，也就是将想象中的“文化中国”政治化和实体化。最容易对这种论调引起警惕的当然是所谓“儒家文化圈”内的东亚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自己首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并向世界充分表明：中国只是世界上100多个平等国家中的一部个，而不是像“文明冲突论”描述得那样，把世界分为“基督教”、“伊斯兰教”、“儒家”等几个“大共同体”，然后去充当什么“核心国家”。不仅我们自己不应该有这种自欺欺人的想象，东亚其他民族国家也决不会认同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想象的共同体”这个词最初是由出生在中国的全球知名的东南亚研究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的，他用这个词来定义“民族”这个概念。见《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以文化来进行认同看似容易导致扩张冲动，但只要将语境稍加转换，也很容易演变为分裂的原动力。按照文化划定边界的原则，我国新疆那些属于突厥语系的少数民族将有理由认为，他们属于由土耳其和中亚的几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等共同组成的“突厥－穆斯林”文化圈。这当然是我们必须断然反对的。事实上，似乎最有希望成为这个想象共同体中的“核心国家”的土耳其共和国从来就不寻求这样一个“更高级”的共同体，甚至根本就不承认这个共同体的存在，表现出一种成熟的政治理性。以民族英雄凯末尔·阿塔图克为代表的土耳其第一代政治精英从来都把伟大的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政治文化遗产视为国家现代化的包袱，为了“轻装上阵”，他们采取了激进的西化政策，甚至不惜废除近千年来一直由阿拉伯字母拼写的土耳其官方书写文字，而改用罗马字母表述并加以强制推行，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人为地斩断了现代土耳其与古代突厥文化及中东伊斯兰文化的联系。虽然直到现在我们还很难评价土耳其的西化道路是否合理，但至少这种政策在表面上看是相当成功的，土耳其共和国也藉此成为中东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最近的一则令人兴奋的消息说，欧盟各国已于10月3日就土耳其入盟问题达成一致，为启动土耳其入盟谈判铺平了道路。为了实现加入欧盟这个目标，土耳其人已经整整奋斗了40年。

　　因此，我们必须强调，所谓“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只能是政治上的，而不是文化上的。只有这样，未来“崛起”之后的中国才有出路，因为这是当今世界共同遵守的政治游戏规则。

　　其实，所谓“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而并没有试图要去恢复昔日“中原帝国”的疆土和荣耀。如果说“中华文化”也随国家民族的振兴一同振兴的话，我们的理想也只是希望为未来更加多元化的人类文明增添一份色彩，我们从没有想过要用中华文化去覆盖整个世界，像以往那样“宣化蛮夷”；我们也不会把中华文化想象成在世界其他民族文化之上的一种更高级的文化，像“欧洲中心主义”者们所持的立场那样。事实上，我们既没有那样的豪情壮志，更没有那个兴趣，因为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无论是古代不平等的“朝贡”体系，还是现代不平等的全球霸权，于人于己最终都是有害无益的。不仅中国没有那样的冲动，中国周边那些同属“儒家文化圈”的东亚国家更不可能有这样的冲动。

　　当然，“文化中国”毕竟是一个牵动着许多人内心情感的东西，虽然它并不具有“实体”意义，但在很多时候它有着比“政治中国”这个实体更为强大悠长的凝聚力。我们应当充分挖掘其中有利于我们今天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精神资源，但“文化中国”毕竟不能高于或等同于“政治中国”。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家实力的提升，中国人以及海外华人内心对中华文化的自豪感也会与日俱增。问题是：这样一种崇高精神和无私情感应该被理性有序地引向建设民主宪政的现代化国家，还是被用心险恶或蒙昧盲目地引向对外冲突？

　　其实，类似的忧虑早在100年前已在杰出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那里表现出来。当时的德国刚刚实现国家统一，虽然经济快速发展，但政治依然专制。一方面，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另一方面，保守的容克地主、农民、新兴的资产阶级及城市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升级。韦伯极具先见之明地认识到，德国有希望成为未来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但由于没有经历过英、法、美等老牌强国那样长期的民主政治的洗礼，德意志民族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他认为，如果德国民众普遍的政治能力在短时期内无法获得与经济增长同样快速的提升，不仅将影响到德国的未来发展，甚至有可能还会给整个德意志民族带来灭顶之灾。令人扼腕叹息而又无限敬佩的是，马克斯·韦伯振聋发聩的声音还没有散尽，这个巨大的悲剧已经发生，韦伯本人在有生之年经历了它的一个小规模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