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影面对现实

　　

影片中的主角，天才的伪钞制造者萨利是一个“反英雄”的人物，他并没有因为集中营的经历而变成一个好人，当然，他已经改变了，但集中营并不是能把一个人变好的地方关于纳粹和集中营，这是一个并不新鲜的电影主题，我们也许有时还会为那些执迷于此的导演们担心，如何在这条泛滥的类型电影长河中浮起而不被吞没，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拥有如意大利人罗伯托·贝尼尼（Roberto Benigni）般的喜剧天赋。是的，那部电影叫《美丽人生》（Life Is Beautiful），一个关于纳粹集中营生活的“美丽”视角，为它赢得了第71届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

　　差不多十年过去了，奥地利人斯戴芬·卢佐维茨基（Stefan Ruzowitzky）在刚刚颁出的第80届奥斯卡上，捧起了和贝尼尼相同的小金人。看起来，奥斯卡并没有对纳粹历史表示出丝毫的厌倦。《伪钞制造者》（The Counterfeiter）在击败了相同背景的《卡廷惨案》（Katyn）之后，卢佐维茨基显得非常兴奋：“奥斯卡是最好的电影奖项，代表了几千名专业电影人士的认可，而在一个由六七个人组成的评审团里，你只能靠运气。”

　　卢佐维茨基说的也许是2007年的柏林电影节，《伪钞制造者》在颁奖礼上空手而归。不过，正是去年在柏林的亮相，成就了他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第一步，当时，这部电影成功地卖给了60多个国家，其中之一就是美国。

　　“电影在这些国家的票房都不错，只有德国不太好，因为纳粹直到现在仍然是一个禁区。我们的祖父辈曾经效忠于可怕的罪恶——我们这一代知道这是事实，但不知道如何面对。这部电影是我的一次很好的机会。”卢佐维茨基说。

　　人性的懦弱

　　萨利（Salomon Sorowitsch），一个天才的伪钞制造者，在柏林过着声色犬马的日子，不间断的金钱、女人和酒宴。但像所有的犹太人一样，他的生活因为被捕而中止，被送进毛特豪森集中营（Mauthausen），但很快又被转到了柏林北部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Sachsenhausen），在那里，床铺更加柔软，星期天能自由活动，而且食物也更加丰盛。

　　特殊的待遇也意味着特殊的任务——“伯恩哈德行动”（Operation Bernhard）计划，纳粹挑选了集中营中的一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为他们大量伪造同盟国的货币——美元和英镑，试图以此来破坏对手的经济，萨利自然是最为合适的技术骨干。阿道夫·博格（Adolf Burger），也是这组成员之一，但他拒绝利用自己的才能为纳粹利益效力，同时也想阻止这个计划。但萨利有自己一套实用的生存哲学——“我还活着，这并不可耻”。

　　影片中的主角萨利是一个“反英雄”的人物，由此卢佐维茨基给了那场纳粹大屠杀一个另类的视角。即使影片的结尾，在大屠杀中幸存的萨利仍然在过着声色犬马的日子，仍然在制造假币，虽然他的身上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浓重的集中营印记。“他并没有因为集中营的经历而变成一个好人，当然，他已经改变了，但集中营并不是能把一个人变好的地方。”卢佐维茨基说。

　　故事中的阿道夫·博格，是一个真实人物，现年90岁，近10年来，他的生活基本上就是在大学里做演讲，将他的故事和记忆传递给年轻的一代。《伪钞制造者》的剧本就来自于博格的回忆录《魔鬼工厂》（The Devil's Workshop），“改编这本书只是一个巧合。当时在两个星期内，同时有两个制片人因为这本书来找我，所以我将之视为一个命运的信号。”卢佐维茨基也许确实收到了天启，奥斯卡奖至少可以让他以后更容易找到大笔投资。

　　“他在近10年里收到了很多学生的回信，他知道传递他的故事是多么重要，他也知道应该如何去做，这对于剧本的写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90岁的博格确实给了卢佐维茨基很多帮助，但有时候也非常固执，甚至会挑剔一些细节，比如当时囚犯睡的床是金属制成的还是木质的，所以他经常会这样说：“不，你不能这样做，这不是事实。”此时，卢佐维茨基就必须耐心地和老人解释，这不是一部纪录片，而是故事片。

　　萨利不是英雄。“我经常想，如果我当时身处那个位置，我会怎样做？”卢佐维茨基的电影视角与漫画家亚特·斯皮尔曼（Art Spiegelman）1992年获得普立策奖的名作《鼠》（Maus）非常相似。那是斯皮尔曼的父亲讲述的真实家史，所有人物被赋予了漫画的外表——纳粹是猫，犹太人是鼠。读者随着老斯皮尔曼的叙述走过了整个三四十年代，经历了压迫、逃亡、躲藏、集中营，他靠着小聪明化解了一次次危机，但这并不能改变他的命运，虽然他幸运地活到了胜利的那一天。故事最为沉重的部分是关于人性的懦弱，犹太人之间相互的背叛与出卖，同时，靠出卖同类而生存的人也并没有获得比被出卖者更好的下场。

　　《伪钞制造者》也是个沉重的故事，当博格和另外一个幸存者参观片场的时候，卢佐维茨基的沉重感变得更加切实，“这无疑是一个可怕的瞬间，我意识到我们不只是在拍摄一部电影，这是一段历史，它确确实实发生过，面前的两个老人曾经穿越过那场悲剧，并且仍然活着。”

　　关于纳粹的普通人视角

　　加拿大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在其史学著作《普通人》（Ordinary Men）中，曾经搜集了201名前纳粹军人的证词，尤其描述了当年这些纳粹军人参与在波兰特雷布尔卡集中营以毒气室灭绝犹太人的情况。作者因为此书书名使用了“普通人”概念而引起了极大争议。

　　在此之前，关于纳粹的“屠夫说”是史学界的研究主流。不过，近年来出现了一批德国制作的聚焦纳粹的影片，其中很多人借用了“普通人”的概念，触及过去的电影禁区。比如去年出现了第一部有关希特勒的喜剧片——《拜见希特勒》（Mein Führer），还有2004年记述希特勒在碉堡中度过的最后一段岁月的《帝国的毁灭》（Der Untergang），被认为是“赋予了希特勒人性”，该片导演奥利弗·西斯贝格（Oliver Hirschbiegel）曾说：“现在是另一代人在拍有关纳粹德国的电影。如果那些卷入二战中的人都还活着的话，他们恐怕也都已经90多岁了。这一点允许我们采用一种新的途径。”

　　卢佐维茨基的《伪钞制造者》不可避免地成为这股“普通人”潮流中的一员。“他们不是精神病患者，他们只是一群服从命令的士兵，并且，我在影片中描述的党卫军指挥官，在家中也只是普通人，只是他们的工作就是：杀人。”

　　卢佐维茨基并没有在电影中为正义和邪恶画上清晰的界限，而是始终游走在灰色地带，包括萨利、阿道夫、参与计划的其他犹太人和管理他们的纳粹军官。影片独立而公正的视角，最终为卢佐维茨基赢得了奥斯卡评委们手中的选票。

　　当然，“普通人”潮流如今的领导者是40岁的美国小说家乔纳森·李特尔（Jonathan Littell），他的法语小说《善良女神》（Les Bienveillantes），不仅畅销全球的法语区，并且拿到了2006年度法国文学院小说大奖和龚古尔文学奖。小说以一个纳粹党卫队军官忏悔录的方式描写了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历史，书名暗含“忏悔”之意，与小说题旨契合，追随的也是布朗宁有关纳粹的“普通人”思路。

　　“屠夫问题是研究纳粹屠犹史的历史学家们最近15年提出的大问题。现在唯一遗留的问题是屠夫的杀人动机，有的学者注重排犹主义，有的学者注重意识形态。说到底，还是没弄清。历史学家靠资料工作，而他们研究的屠夫的言论充满了矛盾。”李特尔认为小说也许更适合用来描述历史学或社会学纠缠不清的这个问题。

　　是的，小说的描写和隐喻也许确实可以模糊那些一定要有理有据的社会学研究，电影同样如此，卢佐维茨基和他的《伪钞制造者》给出了又一个不错的范例，冷静，不带入自己的情感和政治立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卢佐维茨基在现实政治上的态度同样如此，“作为一个奥地利人，处理这样的题材对我非常重要。在奥地利，右翼民粹主义政党FPO和BZO的政见和纳粹的理念非常接近，他们有20%的支持率，因而他们可以活跃地参与到政府中。拍摄这样一部电影，是表达我的反对意见的最佳途径。”

尹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