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亮：这一段时间最有价值的是纪录片(3)

　　三影堂摄影中心的生存来源于私人赞助，据赵亮介绍，这里的作品偶有赢利，也多是用于自我维持。他们提供免费空间和策展资源，对艺术家是一种帮助。它们远远地存在于那里，虽然不能被许多人更深地接触到，但也丰富了人们对于这个城市社会的想象。如果说在此之前某个领域是平面的，那么如今多了一个异质性的存在，无论这个东西的存在感多么稀薄，这个领域也因此立体了起来。

　　三

　　可以看出，赵亮与其他的纪录片工作者有一个不同的地方，他跟当代艺术有着紧密的接触，所以能够利用前卫艺术多年来积淀下来的资源。中国有纪录精神的纪录者，多是有意识地继承了其他资源，有的纪录者则是继承了过去从事新闻媒体的经验。仅仅是技术专业出身而不是在其他地方有意识地拓展自己社会经验的电影人，往往不能形成相关的视野并拍出这种类型的片子。

　　赵亮的《罪与罚》拍摄的是一个基层派出所里的寻常故事：警察们如何出警，如何与犯罪嫌疑人周旋。但这里记载了很多暧昧的领域——如何定罪？如何惩罚？一个收废品的老人被叫到了派出所，他从事的是“特殊行业”，在工商部门登记之外，还要到派出所登记，这老人被捉住了，因为他没有带登记证明。后来老人也许是在撒谎，说自己已经年检了，派出所人员不依不饶不放行，并因为他儿子在电话中骂过执法人员，而要求老者代为道歉。老者在这样的僵持之中流泪了，他对着镜头诉说生活的艰难。还记录了一件偷伐树木的事情，派出所人员对抵赖者施以拳脚。

　　自4月19日开始，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为赵亮举办了个展：《刹那——赵亮的活动影像和摄影》。在这个展览上，他的纪录片中的片段影像又被重新利用，作为一部分材料组成了装置作品，这在新的场地空间中具有了新的意涵。这些作品组合起来，构成一个有联系的整体。这似乎是对这块土地做了视野宽广的扫描。

　　现在赵亮创作的方向稍有改变。他正在拍一个以长城为素材的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分为几个部分，但所有部分都是以自然为主题，没有以人为主题的部分。长城是一个人文的景观，他现在的做法，似乎是清洗掉长城的任何负担，将之还原成一个自然景观。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以前关注这一切，让他的心里觉得“生活得很不愉快”。而现在拍摄长城，他关注的只是机位、景别、镜头运动，只是早晨和晚上光线的变化。

　　访谈

　　问：《告别圆明园》是不是你拍摄的第一个DV作品？

　　赵亮：对。还不是DV，是超8。它还是模拟信号，到DV就是数字信号了。那是1995年开始拍的，那个机器也是1995年买的，花了也有1万多。在王府井商店买的。那个时候根本没有钱，打车都没有钱，完全是一穷二白。平时我给电视台拍点活什么的，还行吧，但是交了房租以后就不剩什么了，买那个设备是买不了。

　　问：那时候中国纪录片还不是很多，你有参照吗？

　　赵亮：那时候就吴文光、蒋樾、段锦川、杨荔娜，杨荔娜1997年、1998年才开始制作。就没有看过什么纪录片，《流浪北京》看过，但那个时候就觉得那个特别不好，特别像电视台那种，拉到街上去，摆造型的那个感觉。但它的珍贵价值就在于它的时间早，后来看那个《我毕业了》，洋洋洒洒的那种，那种感情很真挚。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