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行止“转向”：作别“盲目自由市场信徒”

香港特区著名专栏作家 林行止 插图/苏益

　　有“香江第一健笔”之称的香港《信报》创办人、香港特区著名专栏作家林行止最近公开宣布，由原来的自由资本主义倡导者转向赞成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确能够维系社会公平”，在香港业界引发不小的震动。

　　学西方经济学出身的林行止创办了香港首份财经新闻日报《信报财经新闻》(简称《信报》)。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甘阳对该报的评价是“香港最好报纸，虽然发行量不大，但是他的读者群层次较高而且稳定”。

　　不仅如此，多年来林行止笔耕不辍，其专栏内容包罗万象，从时事到世界各地风土人情均有涉及，而他往往能将各种现象归结至西方经济学观点，因此其专栏中有不少成为经济学的评论经典，在香港知识圈内颇具影响力。

　　正是这么一位长期以来以倡导自由资本主义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在去年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对香港偏向富裕阶层的低税率提出了率直批评。有感于香港社会不公平加剧，林行止提出学习内地所提倡的“企业社会责任”，让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尽到社会公民责任。

　　尤其出人意料的是，林行止在文中还罕有地进行了自我批判，对自己年轻时作为一个“盲目的自由市场信徒”表示忏悔，宣布放弃其过去所赞成的“企业的唯一功能在替股东谋取最大利润”的主张。

　　对于这次转变，林行止自称是“人性随年岁渐增而强化，因此想对时下香港提一点有违‘经济原则’的意见”。

　　不过到了今年4月，有感于投机盛行之下引发全球粮食危机，以及日益严峻的贫富分化，林行止再次表达对过去理直气壮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悔意”，并称这是因为“看到了太多不公平手段和欺诈性活动，而一些本以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则经不起现实考验（比如价高必然使产量增加促致价格回顺）……”

　　在4月的这篇文章中，林行止语意诚恳地表示“社会主义的确能够维系社会公平”，并认为，如果中国能制定一套在“向钱看”与社会公平间平衡发展的政策，中国的崛起才对提高人类福祉有积极意义。

　　林行止转变背后

　　从倡导自由资本主义到认可社会主义，再将“人类福祉”的提高寄希望于中国崛起，林行止的转变不可谓不大。甘阳认为，林行止在专栏中的提法未必是他的“转向”，但这显然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件。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绍光一针见血地指出，林行止的“改宗”是表面，实质是香港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以及社会公平愈发失衡给知识分子造成的冲击结果。

　　在全球的发达经济体中，香港的贫富差距最为严重。王绍光说：“香港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贫富分化严重程度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国家差不多。要知道香港只是一个城市，不像内地有巨大的城乡及地区差异。”他指出，内地基尼系数也高达0.45，但扣除城乡因素，贫富差距要远低于香港。

　　抛开这些抽象的经济学指标不说，久居香港的人都深有体会，香港人的生活并不如其外表所展现的光鲜。相当部分港人生活在拥挤的公屋或廉租屋，一家四口挤在不到20平方米的一居套间内很平常。即使那些自己买楼的，其居住条件也未必强过前者。一位刚刚在荃湾斥资400多万港元买楼的内地业主对记者抱怨，想不到香港的房间如此之小。“只能放下一张双人床。”她说。

　　整体上看，香港只是在社会保底方面做得较好，但是根本无暇顾及贫富悬殊问题。“如果你住不上房子，可以排长队等政府安排有一间一张床大小的屋子；如果你的病等得起，也可以排（很久的）队免费看病。”王绍光说。

　　尽管香港是全球发达经济体，但相当部分港人的月收入在15000港元以下，按照日常购买力来看，仅相当于内地2000~3000元人民币的待遇。走在香港街头，不少餐厅贴出的招工广告显示，清洁工和服务员的月薪约为6000~9000港元。“很多没有读大学的港人工资连万元都达不到。”王绍光说。对于内地大部分城市的居民来说，这可能是很不错的收入标准，但在香港，这个收入甚至租不到带电梯的两居室楼房——这就是部分香港人生活的残酷现实。

　　更严峻的是，香港人工作时间并不固定，很多人从早上8点忙到晚上10点，公司却根本不给加班费，多数人都在透支身体，虽然香港亦有工会组织，但是由于力量分散，根本无法形成有效对抗资本方的力量。

　　从某种程度上说，林行止正是目睹这些怪象，才会疾呼企业“多顾人性，共造和谐社会”，才会诚恳地表示“社会主义的确能够维系社会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