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袁世凯的帝王梦做到了尽头，在蔡锷登高一呼之后，西南乃至全国其他地方有实力的人物相继宣布独立，袁氏被迫宣布放弃帝制，恢复民国，5月8日将“政事堂”重新改为国务院，以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此时离袁氏谢世已不到一个月，段氏收拾残局，发现财政枯竭，已到了穷途，原本以为可依靠的中国、交通两大国家银行都已摇摇欲坠。更危险的是，人心不安，一旦大家都来提取存款，银行就会立马倒闭。

　　5月12日，段氏权衡利弊之后下令中、交两行暂时停止兑现，现金一律封存。此令一出，举世哗然，人心惶恐。宋汉章、张公权时为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经理、副经理，在与几家民营银行巨头叶揆初、蒋抑卮、陈光甫、李馥孙等紧急磋商之后，决定拒绝执行这一停兑令。

　　叶、蒋、陈、李所代表的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合称“南三行”，都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商股股东，它们利益相关，唇亡齿寒，自然不赞同自毁信用。他们拟定的方案是先成立一个“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推德高望重的张謇为会长，再由这个联合会出面请律师接管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然后由律师聘请宋汉章、张公权主持营业，照常开门。有“南三行”的鼎力支持，虽然最初几天挤兑的人流如同潮水一般，但持续一星期，到19日也就渐渐平息下去了。

　　段氏的停兑令是从行政的逻辑出发的，然而，站在银行家的立场，基于金融本身的逻辑，那就只有四个字：信用第一。一旦信用倒了，一切都完了，想恢复不是那么容易。他们的选择也许只能发生在社会急剧变化的特殊时期，是非常态之下的应急之举，在平常时期，这是绝对不允许，绝对不能被上司容忍的。无论如何，这个故事尽显民国银行家群体（国营和民营的）的风骨，因此成为了中国金融史上被反复言说的一段佳话。

　　这一年，国内时局虽然动荡，但在国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仍在持续之中，国际市场变化带来的机会，给中国企业发展留出了足够的空间，中国工商业的黄金时代继续展开。具有企业家气质、善于捕捉历史机遇的荣氏兄弟敏感地意识到，这个时候，可以放手做纱粉，因为衣食都是每天离不开的生活必需品。这一年他们租用故乡无锡的惠元面粉厂，改名茂新面粉二厂，月月盈利。在济南的茂新四厂也在筹建之中。茂新从1910年开始使用“兵船”商标，当年在南京的南洋劝业会上荣获三等奖牌，荣家兄弟为此兴奋不已。

　　他们没有想到，仅仅几年之后“兵船”牌面粉就将走向世界，远销东南亚、澳大利亚及英、法等国，国外的订单常常一次就是几万包乃至几十万包，他们开足机器，日夜生产，也是供不应求，价格因而大涨。在1914年以前，中国长期都是面粉的进口国，现在竟成了出口国。

　　这一年8月，荣氏兄弟在上海的第一家申新纺织公司正式开产，当时规模很小，只拥有12960枚纱锭，当年就有盈余。“人钟”牌棉纱出手不凡，成为纺织业引以骄傲的品牌，以后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就以“人钟”为标准样纱。“人钟” 商标设计的图案是一个年轻人举棒在敲美丽的中国大钟，上面有“中华”、“人钟”字样，下面是“国货”、“申新纺织厂”字样。

　　因为“人钟”风靡市场，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荣家企业自办的刊物就以《人钟》为名，刊名还是荣宗敬亲笔题写的，使我们有幸一睹轻易不下笔的荣家老大墨迹。也是这一年，荣德生自印、散发《理财刍议》小册子，倡议多办工厂，与世界经济竞争。大约从这个时候起，平民出身的荣家兄弟开始被国人视为大实业家。

　　此时，离中国第一家纱厂出现约有30年，全国共有纱厂37家，其中上海占了21家，外商经营的有12家，仍占多数。2月17日、27日上海《申报》先后发表《全国纱厂之调查》、《纺织纱厂之发达》等报道，其中说到多数纱厂的产品多为粗纱，德大、三新等生产的32支细纱和42支双股线供不应求，所以大生、三新等厂都在扩大生产。南通大生纱厂的“魁星”、“寿星”等品牌，上海德大纱厂出产的“宝塔”牌，都是纺织业的名牌，在北京商品陈列所举办的产品质量比赛中，德大的“宝塔”牌棉纱摘得桂冠，不光是超过了本国的产品，而且压倒了外商产品，被誉为“上海各纱厂之冠”。因为德大的成功，穆藕初在上海工商界崛迅速起，这一年应邀组建一家资本更雄厚、规模更大的厚生纱厂。

　　在天津塘沽，范旭东开创久大精盐公司的产品这一年正式上市，第一批国产的精盐运到天津出售，开始改写中国人长期食用粗盐的历史。这就是后来名声显赫的“海王”牌精盐，“海王”取意于《管子》，海王星循环运行，含有自强不息、造福于民的意思，也有海水宝藏丰富、前途如同海洋的意思。当年“久大”凭着初出茅庐的“海王”牌精盐盈利50万元，从此踏上一条通往未来的通途。但是，有大抱负、大胸怀、大决心的范旭东当然不会满足于“海王”精盐。

　　作者为近代史研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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