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初萌于广州，继兴于上海，两地附近成了出产买办最多的地方；

　　他们是中国第一代脱离了土地、具有独立特征的企业家阶层。

　　吴晓波

　　“买办”，Comprador，原是葡萄牙语，用现在的通俗说法，就是跨国企业里的中方职业经理人。当年在上海，它被翻译成“康白度”，也就是中洋之间的桥梁。

　　中国国际贸易初萌于广州，继兴于上海，两地附近县城成了出产买办最多的地方，其中最出名的有广东的香山帮、江苏吴县的东山帮和浙江的宁波帮等。在晚清“四大买办”中，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均为香山人，席正甫为东山人。在19世纪末，全国有933家洋行，以每家平均雇有10名买办计算，全国买办人数即为1万人。他们基本都聚集在沿海及长江流域沿线的城市，自是一股不可忽视的财富阶层。到1920年前后，洋行总数为9511家，买办人数超过10万人。在近现代史上，他们是第一代脱离了土地、具有独立特征的企业家阶层。

　　买办阶层有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世家化，二是富甲天下，三是思想开化。

　　“四大买办”都是买办世家。唐廷枢一门四兄弟都是大买办，唐氏家族在英商怡和洋行中服务超过半个世纪；徐润一家共十余人，都服务于宝顺、太古、礼和等多家洋行；郑观应一家也大体类似。

　　最具代表性的是东山席家。席氏的第一个买办是席正甫，他19岁那年到上海的钱庄做学徒，后进英商汇丰洋行当跑街，仅6年后就升上了买办。在他的促成下，李鸿章以盐税为担保，向汇丰借款200万英镑，开出了清政府最大的一笔商业性外债，也从此拉开了汇丰与中国政府的长期政治贷款合作。从1874年到1890年，清政府向汇丰借款17笔，绝大多数都由席正甫一手经办，其中最大的一笔是他与胡雪岩合作，向左宗棠出借1075万两用于镇压新疆地区的叛乱，这些借款的年息在15％左右，是不折不扣的高利贷，清政府财政因此更加拮据。从席正甫进汇丰到1911年前后，外商在上海开设银行34家，其中17家是由席氏家族及其东山亲戚担任买办，几乎囊括了当时主要外商银行的买办地位。

　　买办的收入之高，在当时无任何职业可比。席正甫在汇丰的年薪约为10万两，可换算成5万石大米（每石约150斤）。除了年薪，另外还有两大块财源：一是洋行给出的佣金，买办无论是组织贷款、买卖外汇或办理汇票，都有一定比例的回扣，高者达12％，最低的也有0.12％。比佣金更大的收入来自买办们的自营生意，这些生意大多与洋行业务有很强的关联性。譬如，唐廷枢就开有钱庄、当铺、保险公司、茶栈和棉花行，他还跟郑观应合股办了两家轮船公司；徐润则在上海、湖北和广东等地专门收购生丝、茶叶和棉花，为宝顺洋行提供货源，赚取差价。因为掌握了洋行的进货权，买办的话语权特别大，唐廷枢和徐润联起手来做生意，竟可能控制某些紧俏商品的定价权。两人甚至还创办了上海茶业公所、丝业公所和洋药（鸦片）局，左右了长江流域的茶叶、生丝和鸦片的贸易。郑观应则开有茶栈、盐号、杂货号、钱庄和轮船公司。此外，太古在长江及沿海各口岸都设有“代客办货”的揽载行—也就是物流服务公司，郑观应在很多揽载行里拥有股份。席家的投资同样庞大，开有银楼、钱庄和纱厂，在上海南京路拥有大片地产。1905年，清政府创办户部银行，是为中央银行，席家以多个私人身份投资入股，合计得1320股，大约占银行总股本的6.6％，是最大的私人股东。

　　有研究者考据，到1900年前后，席家资产已经超过1000万两之巨。这是一个怎样的数字，可以与慈禧太后修颐和园做一个比照。1885年，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朝廷因此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并于1891年起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此事被认为是1894年甲午中日海战失利的重要原因。据后世学者估算，慈禧挪用海军军费总费用在1000万到1400万两之间。由此可见，1000万两对于一手掌控帝国的慈禧太后来说也算是一个颇大的数目，且影响到了国防，最终导致了国运的陡转。而一个买办家族，其资产就可达到这个数字，不可谓不骇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