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宇宙

　　修理拖拉机的行家里手

　　 谁都知道，1978年冬天的中国就像是一台庞大但又充满毛病的大拖拉机，它安静地躺在那里，偶尔哼哧一下，但却显示不出一丁点儿力量。看起来没什么希望，除非有人能改变这种了无生气的局面。

　　 不知道是命运之手还是历史的选择，总之人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孤注一掷在一个矮个子身上——邓小平，他决心要将这台拖拉机修好，他意识到，中国必须改变现状，必须学会比建造废墟更多的东西。

　　 邓小平是一个修理拖拉机的行家里手，伊文思在《邓小平传》中描述说，1969年10月，他们一家被赶出中南海、“流放”到江西的时候，邓小平和卓琳“都在距住处约一英里的一个拖拉机修理厂里劳动半天”，“他们每天早晨八点左右在警卫监护下前来上班，中午在警卫监护下离厂”。

　　 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前任总书记在江西的三年里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和其他许多古今中外的著作”。伊文思说：“从他重返北京后所发表的讲话内容中可以看出，他从这段经历中获益匪浅，因为这些讲话充满了对中外历史的精辟见解。这与他在文革前的讲话有些不同。”

　　 1973年2月，邓小平回到了北京。他很快恢复了工作，出任这个国家的副总理，这同他1962年从四川调进北京所担任的职务一样。他着手解决国营企业内部的不安与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但是他修理中国这台拖拉机的计划并没有成功。

　　 “在1976年冬春交替之际，发生的重大事件是：周恩来逝世；毛任命华国锋为代总理；北京人民群众示威，鲜明表示怀念周，希望邓做周的合法继承人，并表示痛恨‘四人帮’及他们的所作所为。”

　　 人民群众愤怒了，他们聚集在天安门痛悼周总理，用哀思和咆哮表达自己对现状的不满、抗议以及“若如妖魔兴风浪，人民愤起灭豺狼”的意愿。这场后来被命名为“四五运动”的“天安门事件”直接导致了邓小平被解除党内外一切职务，只保留党籍，“以观后效”。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了，他的政治地位又恢复到了1969年。

　　启动拖拉机

　　 但是中国迫切需要改变现状。中国迫切需要告别废墟，建立起人民群众所期望的生活形态与生命尊严。

　　 “1976年9月8日后半夜毛泽东去世了。人们惊慌焦急地谈论毛去世的消息。”我母亲后来告诉我，他们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后大哭了一场；然后他们听说“四人帮”被粉碎了。他们后来还听说中国出现了一个华主席，我年幼的时候看到很多教科书上对华主席的称呼与毛主席唯一的差别就是姓氏。他们当然也知道邓小平，但是多年的宣传使他们对这位“中国的第二号修正主义者，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充满了疑惑和不信任。

　　 事实上我的父母和乡亲们缺乏对于未来的信心，多年来他们的命运已经被错综复杂的局面给搅乱了。我祖父曾经去学过“大寨”，还在大寨村跟郭凤莲握过手；我外祖父是一个“投机倒把分子”，因为他在粮食极度匮乏的时候把粮食卖掉，换了一些便宜但同样能果腹的红薯叶回家；我父亲是一个石匠，母亲是一个村妇，他们都依靠“工分”维持这个家庭的运转，他们也都干过民兵，还实弹打靶过。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半年多，邓小平开始挑战“两个凡是”，他认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原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邓小平在会上说，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倡导的作风中的最根本的东西。

　　 《光明日报》察觉到了一些信号，它在1978年5月11日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真理标准”大讨论，使人们的思想一下子摆脱了桎梏，变得丰富和活跃起来。

　　 到了秋天，邓小平急切地表达了他对改革和开放的期待。他在东北三省、河北省、天津市视察，反复强调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得到满足。

　　 他在10月10日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提出，中国要实行开放政策，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发展的起点。第二天，他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致词中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

　　 “开放”与“改革”这两个充满期待与想像力的词语，终于正式地出现在了中国政治的语言谱系当中。

　　 两个月后，邓小平与他的支持者在北京赢得了胜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解决了中共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其中包括关于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批判和错误结论、关于薄一波等61人案件、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以及对邓小平1975年工作的评价。

　　 更重要的是，那次会议增选陈云为政治局委员、常委和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政治局委员，他们都是邓小平忠实的盟友和支持者，以及对中国未来充满期待的改革家。他们与邓小平一起，形成了全新的中国领导班底。

　　 改革已经变成了不得不进行的行动，中国的求变之力已经不可遏止，而开放也同时变成了现实。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同时，1978年12月15日,中美发表建交联合公报(中美第二个联合公报),宣布两国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中国开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邓小平重新启动了这辆老迈而破旧的拖拉机，使它的引擎发出了惊人的轰鸣。

　　恢复农民的活力与尊严

　　 在农村，在我的家乡，我的父母还没听到拖拉机的轰鸣。他们依旧每天为挣“工分”忙活着。白天，我父母在山上开采花岗岩，母亲则与大部分青壮年劳力一起在农田里劳作；晚上，他们会点着煤油灯坐在炕上剥玉米或花生，第二天他们会根据称重得到“工分”——这些“工分”未来会转换成粮食和钱。

　　 但是已经有农民开始反抗这种生活，他们决心为未来冒杀头的风险。1978年11月24日，小岗村18户农民按下了18个手印，搞起生产责任制，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小岗村从而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

　　 真正改变中国农民命运的是接下来的几年。中共中央不断发出文件推广“包产到户”，甚至在1983年中央下发文件，指出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尽管我的中学政治考试中曾多次辩论过“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单干”的区别，但是对于我的父母与乡亲们来说，这就是“单干”。他们尽管只是承包了土地，但是土地上的一切创造都来自他们，大部分的收成也会装进自家的粮仓。这使他们感到了兴奋，因为自从“大跃进”以来，他们还从来没有拥有过这么多粮食，也从来没有在“自己”的土地上倾注过这么多的心血。

　　 1984年秋天，是我家“单干”之后的第一个收获季，那时候我读小学二年级。为了帮助秋收，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老师都是农民，我们放了一个中国农村学校特有的“秋假”。我父母担心田里的粮食被人偷走，就派我在田里看守了半个月。没有人偷别人家的庄稼，每一家都在忙自己的事情。

　　 由于半个月没有洗脸，等到我回家的时候，全家人没有认出我来。我扑在我母亲怀中哇哇大哭，这后来构成了我对“改革开放”这四个字最直接、最刻骨铭心的记忆。

　　 中国共产党依靠农村和农民赢得了几十年的战争，并从此掌握了这个国家的命运。“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只有一点是确定不疑的：他们的利益是和那些为穷困所迫、深受苦难的农民群众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从那里他们得到最大的支持。他们，而且只有他们，曾对于农民势不可挡的企求生活得到公正待遇的渴望，给以有力的领导。”

　　 1946年的时候，白修德他们写作《中国的惊雷》时已经意识到：“中国的大问题，是在于能否有什么民主形式的政府，运用聪明的法律，在农民把法律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把乡村烧成一片大火之前，用和平的手段来缓和这种紧张状态。”

　　 通过我对我的祖辈和父辈们的观察，我发现中国农村和农民们的活力与尊严来自土地。中国共产党曾经通过“土地改革”给予了他们活力和尊严，但是又通过“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把它们剥夺殆尽。

　　 可是当中南海里的决策者们决心以释放生产力来发展生产力的时候，农村和农民们的活力一下子被激发出来了。他们开始对有尊严的生活充满了期许。他们开始追求更多的幸福。他们不必再忍受饥饿，大部分曾被饥荒困扰的农民发现，土地里能够长出他们吃不完的粮食。我的母亲也不再担心吃饭问题，而是转而关注如何能让一家人吃上更多的肉，直到多年后有一天医生告诉她应该注意膳食均衡，小心脂肪肝。

　　 这就像一位财经作家所感慨的那样：“老百姓没有宏大叙事的习惯，但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活常识、生活逻辑和情绪温度。就像野地里的花草，各有各的颜色，各有各的开花世界。只要没有自以为能的人来拔苗助长，没有野狗山猪来蹂躏糟蹋，每一朵花、每一片叶都有自己灿烂的春天。”

　　1984

　　 我一直习惯于把1984年当做中国经济成长的“元年”，一方面是因为大部分农村在1984年开始获得了自己的第一个“收获季”，更因为那一年中国更多的城市人也找到了作为“经济体”的自由。

　　 大部分人记得1984年是因为那一年中国参加了洛杉矶奥运会，拿到了15块金牌。可是那一年发生的事情太多，以至于里根作为中美建交后首位在任时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4月访问中国6天，与邓小平、李先念举行了会晤这样的事情都变成了小事。

　　 如果想了解那一年的重大转变，只需要浏览一下1984年和1985年高考的时事政治题就可以了。

　　 1984年的高考政治填空题的第六题是：

　　 1983年8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会见日本记者时说，过去对香港的条约是不平等的，我们从来没有承认它。这个条约要在1997年才到期，到期就收回主权。

　　 1985年高考政治填空题的第一题是：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同志指出，《决定》共十条，最重要的是第九条。第九条概括地说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八个字。

　　 在北京，在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它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基本方针政策，强调了增强企业活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政企分开等重大问题。

　　 就在十二届三中全会前20天，正是共和国建国35周年。邓小平进行了国庆阅兵，向整个中国和整个世界展示改革和开放以及国防现代化的成果。那天游行队伍中的几个北大学生打出一条横幅：“小平你好。”这条横幅后来成为一个象征，这个时刻也成为共和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

　　 外资也纷纷进入中国，试图从这个神秘而庞大的市场中获得巨额利益。在阔别中国市场35年以后，花旗银行又悄悄返回上海。它并非上海这个“中国最西方化的城市”在1984年迎来的惟一一家跨国公司，与它一起到来的还有德国大众。10月10日，中国与联邦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在人民大会堂签订共同生产汽车计划，这是中国汽车工业首度与外国合资。两天后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举行奠基仪式，李鹏副总理和科尔总理还出席了仪式。

　　千年不遇的时期

　　 谁也无法忽视，在中国成长的过程当中，最缺乏的活力被激发了出来。中国进行的改革已经不再局限于农村，而是转移到了城市。邓小平有一次在会见外宾时说：6年前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点是在农村进行改革，这次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则要转移到城市进行改革，这将是一场全面的改革。

　　 这场全面的改革催生的东西包括，很多今天熠熠闪光的领袖企业和企业领袖都在那一年决心创建自己的公司，他们包括柳传志和联想，王石和万科，楼忠福和广厦……他们没有一个是因为领导的指派，都是因为怀揣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期望。他们最初的时候，并不奢望拥有今天这样的影响力，而只希望能够多挣点钱，让一家人过得更体面一些。

　　 这些人里面，既有被中南海关注过的“傻子”年广久，也有改革风云人物、石家庄的马胜利——他的思路和勇气则来自浙江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人民日报》与新华社共同赞扬的《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他们沉沉浮浮，构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浮世绘。

　　 在改革开放的潮流里面，一些人的跌倒，也意味着另外一些人的崛起。一些人被潮流淹没，一些人则屹立潮头。弄潮儿们都对刚刚结束的这三十年充满了敬意和感激。用友的王文京有一次就慨叹这“是整个中国社会发展最快的时期，从整个中国历史上回过头来看也是一个百年不遇、千年不遇的时期”。

　　 而对于我和我的家人来说，我们同样也遭遇了巨大的变化。如果没有邓小平和改革开放，我也许依旧是生活在山东莱州乡间的一个年轻农民，最大的可能是追随我的父亲成为一个石匠，幸运的话可以去开一辆拖拉机或是改装的“解放”或“东风”；我每天只能穿最破的衣服和鞋子，因为那些繁重的体力活儿最能磨损它们。可是我最终离开了那个村庄，到北京读中国最好的大学；我最终没有像我幼时那样，成为梦想中的“拖拉机司机”；我最终可以穿LEE牌的衣服和耐克的鞋子；我再也不用挨饿；我儿时做梦都想吃的块糖，如今即使饿瘪了肚子我都不会去碰了；1998年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总担心自己迷路，事实上也确实迷过好几次路，可是现在，即使闭着眼睛我也能回到自己的家……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对我妈妈说：“我长大了要带你去美国旅游。”我妈妈逢人就不停炫耀。我一直没有实现过我儿时的诺言。我从来没带我妈妈去过中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地方，哪怕是越南。但是今天的中国，北京要比华盛顿宏伟和壮观得多，上海与纽约相比也不遑多让，在北纬18度上，美国有夏威夷，我们有三亚……

　　 追求幸福有时候也会付出惨烈的代价。我的父亲是个石匠，1999年的时候，他死于一场矿山事故，因为他只想在幸福上面再加上一点点砝码。而在我的乡亲们追求幸福的时候，他们用大量的花岗岩灰粉污染了临村而过的小溪；在那条小溪里，我曾经洗过澡、摸过鱼，可是如今却连一个活物儿都见不到了。它就像是中国农村发展的一个缩影——起初的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后来，我们想要更多；最后，我们得付出更多才能回到什么都没有……

　　 可是无论如何，中国在往前走。自从1984年实行了居民身份证制度，农民们就不再被土地桎梏。他们开始流动起来。作为中国经济成长的支柱力量，他们在推动中国往前走的时候，也推动着自己往前走。

　　 在他们和中国一起往前走的道路上，有很多诱惑，也会犯致命的错误。但是不要紧，只要我们相信未来，相信脚下的路，我们就有足够的勇气走下去。

　　发动更多新的变化

　　 历史首先改变了个体的命运，最终才改变了整体的命运。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当中，三十年只不过是一瞬，就如同沧海里的一滴水。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与改革开放一起长大的人来说，它更像是一生。中国的过去和未来以及我们个人生活的改变和价值的实现，要看接下来中国的求变之力有多大、谁启发了它、造成了它、领导了它。

　　 我们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看到了无数代人不曾见过的变化，看到了常识是如何被恢复、真理如何重获尊重、自由是何其宝贵、生命的力量是何其顽强。我们还看到了只要释放人民群众的活力，这个国家就会充满活力；只要使农民在土地上获得尊严，他们就会变得比我们所希望的更有想像力——他们不仅可以在土地上种出粮食，还可以种出农场、工厂和各种各样的希望。

　　 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后，整个中国的活力被激发了出来。它们就像是两声惊蛰的雷鸣，把中国轰到了一个新的生命境界当中。邓小平修好了这台拖拉机，剩下的事情就是如何掌握好方向盘，使它不但能运转得好，而且不致跑错方向。幸运的是，它始终不曾偏离主要的方向，虽然有时候会左右摇摆一下，有时候又会突然改变节奏，放慢或加快自己的速度。但是只要调子被定好了，剩下的事情就是歌唱；只有歌唱，我们才知道哪一个音符最适合我们。

　　 从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转变命运的三十年，也是腾飞和富强的三十年；是摸石头过河的三十年，也是不断试错的三十年；是赋予和获得权利与自由的三十年，也是相互包容与彼此认可的三十年；是打破旧的传统与价值观的三十年，也是重塑社会文化和公共价值的三十年。

　　 中国古代的先贤们将三十年确定为一“世”。因为有了一世为“人”的幸运和幸福，才有了我们今天十世为“人”的强烈诉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如此满怀希望，期待接下来的这个三十年的最好理由。

　　 六十多年前，白修德写《中国的惊雷》，他说：“中共并没有施用魔术，他们明白人民所需要的变化，他们发动了这些变化……共产党有人民在一起，而且因为和人民一起，他们形成了自己的新的正义。”在接下来的三十年，我们相信他们还会发动更多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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