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好得出乎意料。客户蜂拥而来，原计划450人，实到700人，有的客户甚至从新疆坐几天火车赶过来。意想不到的还包括公司品牌影响力的提升。此前该公司在全国的招标采购，基本上中标率在5%以下，但从那以后全国中标400多个。

　　李志起还记得另一位“激动万分”的申办者。1996年香港友利电讯公司委托，在大会堂举办活动。当那家企业的香港老板第一次走进大会堂时，相当激动，举着相机，甚至越过了警卫隔离开的地方。

　　“那时1997年还没到，香港尚未回归，他的激动可想而知，”李志起表示。

　　而一年以后的7月1日零时，正是在同一个地方，4000多名中外嘉宾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见证了香港的回归。

　　另一个与香港有关的故事是,香港厅自1997年建成后，鲜有对外出租。2006年11月，东风汽车公司委托李志起在大会堂举办新闻发布活动时，相中了香港厅，这个厅在诸厅中面积最大，装潢精美。

　　人民大会堂管理机构犯难了，因为该厅靠近南门，楼上便是一位副委员长的办公室，此前极少出租。犹豫之间，东风汽车公司特地托人征求了人大常委会一位领导的意见，最终得到批准。

　　现在，无论几千人的大会，还是几十人的小会，如果资质合格，又恰好赶上相关的厅未被国是会议使用，都可以租用，只要执行严格报批手续即可。

　　但开放并不等于申请之易。在人民大会堂办会，哪怕仅一小时，申请程序也是非常严格。一切办会申请需提交负责大会堂日常管理维护的人民大会堂管理局。

　　“按照规定，企业须有正部级的介绍信，并提供企业资质、法人执照等相关合法证明；嘉宾名单、会务材料也要一一上报”李志起说。

　　尽管大会堂的租金并不便宜，半天的出租就要几万元，但想来办会的单位依然抢手。

　　一个细节可兹证明：有时候，业已审批成功的会，也会因领导人临时活动安排而取消或延期使用场地，对此企业并不抱怨。

　　三、内部改革

　　与人民大会堂对外开放相对应的是，自1980年代开始，人民大会堂也开始了自身的变革。一个管理细节是，到1984年，国宴厅甚至开始为旅游者提供“份饭”。

　　时任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局长的苏秋成告诉记者，国宴厅卖份饭，既有参观群众的需求呼吁，也有上级领导的支持。

　　这仅是大会堂诸多企业化改革事项的一个。苏秋成介绍说，1984年，人民大会堂正隶属于中共中央办公厅管辖，时值中直机关部分下属单位推行企业化管理改革试点。

　　在1980年代，大会堂年财政支出每年约为几百万元，几乎没有收入来源。于是大会堂管理局向“中办”递交了一份“五年改革设想”，希望试行部分企业化管理，保证逐年减少行政经费，力争5年内达到自给。当时的中办主任马上批复：同意。

　　从1984年起，人民大会堂和部分行政机关，开始试行部分企业化管理。

　　开始的五年改革，被称为大会堂“挖潜”及“开源”的重要开始，“既算政治账又算经济账”，从那时起，大会堂“悄悄”付诸实施了多项改革：万人大礼堂可以参观，宴会厅可以就餐，会议厅可以租借，尽管审查手续严格，但开放的小窗口，已经是国人欣喜的大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