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多形而上的煌煌之言，已经使知识界对民众的启蒙变成了空泛无力的常识反复。当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可以依据所谓“常识”，不假思索地直接指向现有体制的弊病时，思想将因为降格为情绪性的宣泄而失去力量。

　　抬头望天易，匍匐向地难。正因如此，多年来，坚持从乡土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作形而下之发微探幽的秦晖就显得尤为可贵。11月27日，在2008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上，思想家秦晖以其特有的逻辑力量，为公众解析转型中国的公正问题。

　　“群己模糊”的现实

　　在秦晖的视野里，实现社会公正的前提就是“群己权界”的实现。我们在生活中很多的东西是属于个人领域的，这些领域就应该采取自由的原则。同样，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东西是属于公共领域的，这些公共领域应该尊重大家的意志，也即应该实行民主的原则。

　　而过去中国社会公正受到破坏最大的根源，就是群己混淆、群己不分，甚至是群己颠倒。在那里，一方面属于个人的一些东西，常常是横遭干涉，也就是个人领域缺少自由。反过来，公共领域又往往被个人专断，即公共领域缺少民主，就造成了福利不足。

　　前几年，郎顾之争愈演愈烈之时，社会上关于保护公产还是保护私产的争论也甚嚣尘上。彼时，网上有贴云：“私产变公有，必须要私人同意；公产变私有，必须要公众同意。”这与秦晖的“群己权界”思想不谋而合。

　　在秦晖看来，公产变私有不一定是国有资产流失，因为公产就是大家的，大家要分、要卖，只要大家的意志得到尊重，有什么不可以呢？就像在汶川救灾中，很多人自愿捐献自己的财产用于公益，而不会有人说是侵犯私有财产一样，私产变公有必须要私人同意，而公产变私有必须要公众同意，道理就这么简单。

　　但现实的情况常常使人感到悲观：没收私产，例如强行拆迁，常常是“国家”说了算而不管房主是否同意，“置换”公产，又常常是官说了算，而不管公众是否同意。

　　有鉴于此，秦晖呼吁，公共领域归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归私人领域，前者通行民主规则，后者通行自由规则，这个权界是一定要分清的。至于分的结果偏向于“大己小群”还是“大群小己”，倒是次要问题。可以通过长期的“试错”来不断调整。

　　转型期的“分家民主”

　　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民主主要是个政治概念，不是经济概念。因为如果产权已经明晰，则经济领域主要是“己域”，这个领域内通行的是自由而非民主，是交易原则而非多数决定原则。

　　用秦晖的话说，单纯的计划经济也不存在经济民主一说，它类似于某种“父子经济”，“儿子”没有权利选“爹”，但“爹”也不可能甩掉“儿子”。比如，国企改革前的企业和职工。

　　但当父亲在教训儿子们说：别烦我，你们“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从头再来”吧。也就意味着随着改革的进程“父责”已经基本卸下。秦晖认为，这时候就有必要引入经济民主，也就是转型期的“分家民主”，在所有者多元公共参与下，对“父权”处置家产的方式进行授权和监督。

　　但现实的问题是，我们恰恰在相当程度上省略了这个步骤。虽然这种“剥夺一些人讨价还价权利的方式”，看上去好像极大地节约了改革的成本，创造了1992年以后的中国增长奇迹，但秦晖所担心的由于民主步骤缺失而造成的严重后遗症，现在看来更加麻烦。

　　向零福利逼近

　　解决了程序公正之后，剩下的分配公正问题，实际上就涉及到了福利问题。秦晖发现，民主国家的任何福利政策都倾向于弱势群体，并对初始分配中的贫富差距多少起到“缩小”的调节作用。从数值分析角度看，就是二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数值区间为0～1。数值越大，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越不平均）要比初始分配的基尼系数小。以此类推，如果“福利特权化，公共物品非公共化”，二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不降反升，那就是一种“负福利”状态。

　　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观照中国，我们悲哀地发现，改革前的中国是典型的“负福利国家”。

　　当时的初始分配并不平等，如所谓“八级工资制”，但更严重得多的不平等并不是什么八级工资，而恰恰是那种“二次分配”。

　　1978年，我国城市内部分配基尼系数为0.164，农村内部也仅为0.227，但主要由于所谓“14种福利”因素，城乡合计就达0.331。仅此一项“再分配”就比任何发达国家再分配后的“分化”更严重。

　　如果再考虑城市内部的负福利，比如“城市老爷卫生部”（指卫生部主要为城市居民服务的现象），“公费医疗支出80％用于领导干部”，那就更不得了。

　　正因为发现了这一点，秦晖认为所谓“改革前中国是一个福利国家，现在搞市场经济了就是去福利化”的说法根本不值一驳。他甚至认为，中国从来不是福利国家。

　　值得欣慰的是，这一现状正在逐渐得到改善。比如，我国以前有公费医疗制度，但主要是保障干部的。占人口大多数的弱势群体农民并无医疗福利。而这和现代文明是相背的。现在我们开始搞了新农合，像江苏省农民每人每年已经有了76元的福利性医疗资金。虽然我们知道这还远远不够，但相比于过去全部福利资源都在少数人中分配、农民完全被排斥在外的状态相比，如今江苏农民不仅开始享有福利，而且比全国平均水平高。虽然总体上还远未脱离负福利状态，但负福利的程度已经比过去降低，这是应该称赞的一大进步。

　　当然，在秦晖看来，这种状态长远地看固然可以说是向福利国家迈进，就当前而言毋宁说首先是在向负福利程度的减少，即向“零福利”接近。而只有达到零福利这一临界点，正调节才开始起步。

　　现在我们搞慈善的人太少，专业化程度也不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慈善组织没钱，慈善组织要敢于抽取合法的办公经费。这次汶川大地震抗灾救援中，很多公众和媒体都呼吁慈善组织不能截取公共经费，要把每一分钱用到受灾群众身上。中国红十字会负责人跟我说他们压力很大，不敢留经费了。但问题是没了经费，请不起人，慈善组织都没法发展了，怎么促进慈善事业发展呢？政府部门不能留取经费，是因为政府有财政支持，但慈善组织过度“发扬精神”的结果，就是慈善组织办不下去，更无法壮大发展。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 王振耀

　　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两个驱动器：一个是体制的变革，另外一个是改革开放。实际上这次全球变动是在中国引发的。中国在1978年启动了开放，对其他和中国类似的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世界上的主要国家也都开始了重新融入全球化市场的变化。原来发达国家北美、西欧和日本，占世界整个人口数目是相当微小的。中国13亿，印度11亿，加起来使60%以上的人口融入了市场的格局。中国引发了东欧、印度一系列的变革，中国市场的出现导致了全球化的出现。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武常岐

　　改革开放30年，我国企业走的是广义违规的道路，优秀的企业家都是广义违规的模范。现在企业家们要转型了：第一，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起来，法律法规都与国际接轨了，再打破就不行了；第二，参与国际竞争，海外上市后国内的习惯就要转型，否则会面临处罚。在这种背景下企业的对策：第一，要靠真正意义上的公司治理，依靠多元的产权、所有权结构、现代企业基础的建设；第二，社会责任，国家已经把社会责任写进《公司法》；第三，证券市场要由圈钱向企业真正回报投资者转型。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企业、上市公司才能更上一个新台阶。

　　南开大学商学院院长、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李维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