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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的30年:时代责任与灵魂重铸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2月05日 06:51  第一财经日报

  秦朔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整整30年了。这是伟大的30年,不仅对中华民族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深刻意义和深远影响的30年。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中国经济微观运行主体的企业和企业家,无论国企、外企,还是民企,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必将载入史册。

  市场是竞争求胜的企业家的发现与创新过程。作为尚未注意到的机会的潜在发现者,企业家通过学习和持续试错,发现新知识,寻找更新更好的行为方式,以适应环境变化,并将资源引导到能够产生更大价值的方向上。回望改革开放的30年,可以看到,几乎在每一个行业,都涌现出了一批优秀企业家,与时俱进,不断超越。他们有的声名赫赫,有的低调沉潜,有的起于田间,有的作别庙堂,有的青年得志,有的不惑创业,有的知识领航,有的痴迷市场,他们身上所共有的拼搏进取、竞争图强的精神,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弥足珍贵的无形资产。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对于究竟什么是企业家,中国未来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企业家行为背后深刻而持久的驱动力究竟是什么,目前还没有一种集体共识。那种金钱至上财富骄人、急功近利不择手段、寻租投机权钱交易、破坏公正操纵市场、压榨劳工污染环境、短期行为透支未来、因循旧路缺乏创新、自满懈怠不思进取的现象,潜滋暗长,于今不绝,其对社会经济的危害和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已经被越来越多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中的事件、案件、问题、危机所证实。

  在全球经济面临严峻考验、中国经济进行深刻调整的历史背景下,我们不能不对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提出新的更高要求。经济调整许多国家都遇到过,把压力变动力,以创新求出路,则终有柳暗花明,海阔天空;临难不作为,碌碌无为,锁定在既有的路径依赖里,则“拉美化”或许就是前车之鉴。

  客观看待成就与问题

  我们应当充分肯定中国企业在这30年的价值与贡献,应当深切理解中国企业家付出的艰辛与煎熬,但也必须客观地看到,中国企业家的成功首先得益于改革开放和向市场化演进的大时代。在这个时代,他们获得的发展机遇和成长空间都是空前的,中国企业的增长速度和财富积累效应也是世界罕见的。中国企业家应该意识到,在他们原始积累的财富神话背后,有着低廉要素价格的支撑,有着环境和社会成本的透支,这样的增长方式以及支持这种增长方式的外部环境,尤其是政策环境,都不可能,也不应该一直持续下去。

  例如,回顾30年的中国经济发展,虽有几次波折,但总体上可以说是高歌猛进,世罕其匹。这30年,中国GDP的年增长率低于7%的只有三次(1981年的4.4%、1989年的4.3%、1990年的3.9%)。从大的脉络看,1992年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中国经济就无可逆转地走上了一轮长期向上的“牛市”,其间虽然也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和通货紧缩的冲击,但从1998年中国大力促进基础设施投资、推动房地产等支柱型内需产业发展之后,可以说,在实体经济领域,中国企业没有遇到过严重而剧烈的大面积困难。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企业的成本优势在全球市场凸显出来。2003年到2007年的高增长周期,更使中国企业的资产回报水平有了长足提高,尤其是房地产和上游资源性行业,拜资产价格大涨和重化型投资拉动所赐,更是风光无限,一时间,许多中国公司的市值名列世界前茅,“中国世纪”似乎已近在咫尺。

  如果能看到这一历史性的“主升浪”脉络,中国企业家就不会把一切成绩都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而会清醒地看到,与外延性扩张的指标相比,我们在产品与管理创新、核心能力提高等发展性指标方面是落后的。增长快于发展,这也是不能持久的。

  又如,在各地都以GDP为纲和地方政府的竞争性体制下,对数量型增长指标的关心远远超过对结构问题、社会成本的关注。2007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的6%,但中国消耗的煤炭占世界的48%,石油占9%,钢材占34%,电解铝占32%,水泥占54%。中国进口的铁矿石达3.83亿吨,占全球海运总量的一半,中国的钢产量已经是世界第二到第十位的总和。目前,全国每年的废水排放超过环境容量80%以上,二氧化硫排放超过环境容量60%以上,2007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二氧化碳排放第一大国,以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也是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1.7倍。无论是自然环境的压力还是城市新增建设用地的潜力,都面临极大的挑战。

  产业升级当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尤其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中国不同区域不同产品的产业属性比较雷同,过于依靠出口加工,缺乏有深度的内部分工体系和广泛的产业转移空间(受垄断和管制之限),过快调整就会一损俱损,企业效益普遍下滑和就业困难、社会稳定问题等就会立现,故产业升级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更应看到,以创新为导向、追求环境友好、尽量少占用社会成本,这是一个明确的大方向。多反省一下自己对社会成本的耗费,我们的企业家至少不会再趾高气扬,而会懂得谦卑与敬畏。

  再比如,中国的财富创造,固然有企业家善于把握市场扩大与分工深化的机会,勇于抓住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的机会的原因,也和转型经济中的一些“特殊因素”有关,和对“价差”的寻租相关。这些“价差”包括资产资源的价差、转轨转制的价差、国有产权改制和土地财产转移的价差、项目审批与优惠政策的价差、知晓政策信号早晚的价差、管制与特许权消散过程中的价差。所有这些因素,扭曲了资源配置和公平正义,造成机会主义、打擦边球盛行,虽然不乏“制度型原罪”的因由,但也和相当一部分企业家的投机思维、因利害义的积习相关。

  客观看待成就,就能客观看待问题。而要解决问题,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减少管制,打破垄断,为企业创造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抑制寻租空间,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立“使人与人之间交易关系更有效的演进途径”(诺斯);另一方面,也寄望于企业家阶层的自我超越,从机会驱动转向能力驱动,从价格驱动转向价值驱动,从增长驱动转向发展驱动,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单纯的财富驱动转向责任与热爱的驱动。

  以创新、创造为导向

  什么是真正的企业家?如何界定企业家的使命?这是我们必须鲜明回答的问题。中国经济的未来如何抒写,就蕴涵在中国企业家今天的选择里。

  企业家是赚钱家和投机家吗?表面上,没有谁会这么回答,但观察其行为模式,这是不少中国企业家的悲剧与宿命。

  诚然,从经济学的研究角度,一部分学者把企业家才能和“发现潜在利润机会”关联在一起。米塞斯(Mises)指出,企业家是在利润驱动下,对别人发现之前的市场机会保持警觉的人。柯兹纳(Kirzner)和哈伯(Harper)将企业家活动分为三种类型,套利、投机和创新。套利是对同一时间内存在价格差异的不同市场进行协调交易,投机是发现不同时间不同市场间的交易利润机会,而创新则是指通过新的生产方法、组织方法的运用,提供新的产品和服务。但是,这些学者在肯定套利与投机的时候,主要是为了强调经济活动中“人的行动力量”的重要性,同时,他们肯定创新是最重要的企业家活动,并且反对那种“规避生产和交换的必要性,通过暴力攫取他人”的活动(Franz Oppenheimer),反对类似组织犯罪或寻租那样的“社会非生产性创业”(Baumol),反对因为畏惧“经济变革力量的冲击”而“诉诸特权、垄断”或任何其他源出于握有权势者的“强制性权力”、试图让既得利益固化的活动(Hayek)。

  机会是重要的,把握机会的能力是重要的,但是,如果不是把机会和价值创新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坚定的价值观和系统管理能力,一味陷入机会主义、投机主义,其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破坏性的。

  度量企业家的价值,最主要的是看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组织要素资源,通过创新、管理、运营,为消费者和社会创造出怎样的价值。

  2000年,美国《财富》杂志在推选“20世纪企业家”的时候,将候选人最后集中在四个人身上,他们分别是:

  亨利·福特,他并没有发明汽车,但他发明了汽车生意;

  小艾尔弗雷德·斯隆,他发明了管理大公司的艺术;

  小托马斯·沃森,他塑造的IBM是二战之后繁荣时期脍炙人口的成功故事;

  比尔·盖茨,他是世纪末实业家的化身,一个同时扮演技术员、企业家和公司设计师三个并列角色的超级竞争者。

  《财富》最后选择了亨利·福特。虽然他是四个人中“最糟糕的经理”,但“20 世纪至少有三大经营管理奇想出自福特的头脑:流水线的设想;支付工人工资不是越少越好、而是要多到公平程度的设想;使福特的红河厂成为工业世界一大奇迹的纵向合并思想”。作为“20世纪企业家”,亨利·福特是“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每一片土地这样一个工业的创建者,是第一个创建了大市场并为之供货的人。”

  从对“20世纪企业家”的梳理,我们不难看到凝聚在企业家身上的真正的力量——创新的力量、管理的力量,以及创建那些能够深刻改变社会形态和人类命运的产业的力量。如熊彼特所说,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回顾一部近现代的商业文明史,科学技术的商品化、社会化应用,企业组织、企业管理的不断创新,是两条互相交织的曲线。企业家把瓦特、爱迪生、贝尔们的发明投入经济生产,从蒸汽机、电力、收音机、电视机到个人电脑和互联网,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IBM旗下的沃顿研究中心先后有五位诺贝尔奖得主(Esaki、Binnig、Rohrer、Bednorz、Muller),朗讯的贝尔实验室曾六获诺贝尔奖。在欧洲和日本,举凡那些备受尊重、基业长青的公司,都曾在创新(无论是技术和产品创新,还是管理创新)方面取得过突出的成就。

  在中国经济转型的战略机遇期,我们需要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立足于创新,把创新变成一种信仰。虽然我们今天的创新更多还是成本创新,但是只要努力,假以时日,创新也将成为中国企业和这个国家的代名词。这里的关键在于,中国的企业家能否走出过去的路径依赖,远见未来,重新出发。现在享誉世界的丰田生产模式,就是在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显示出强大威力的。让我们自觉地把今天的风雨调整和困难逆境看做上苍赐予的宝贵礼物,它的名字叫“洗礼”,叫“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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