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

　　一

　　周浩今年40岁，他拍摄过三部著名的纪录片：《厚街》（2003）、《高三》（2006）、《龙哥》（2008）。它们均在华语世界（包括香港和台湾）获得过奖项。目前他正在进行的拍摄项目有很多个，其中一个是拍摄县委书记的纪录片，剪接已完成，但尚未参加国内公开的放映活动，还有一部是关于棉花的纪录片。

　　在拍摄纪录片之前，周浩曾做过新华社贵州分社的摄影记者，后来又到《南方周末》做摄影记者。这个过程培养了他对社会新闻、社会问题的敏感。作为摄影记者，他要拍摄一些图片故事。图片故事不是以单幅画面纪录社会瞬间，而是以多幅图画联结，进行一种更丰富更完整的叙事，这个工作其实已经接近于纪录片的工作。周浩说，他拍的图片故事经常被一些电视台的朋友拿来拍成纪录片，于是他想，为什么我不能自己拍呢？于是他就开始了纪录片创作。

　　在电视台体制之外拍纪录片，生存十分困难，到目前为止这还是一个无法获得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因为几乎没有创收的途径。周浩的幸运是，南方报业集团的报纸每年给他20万作为拍摄经费，其中包括他的一切开销。

　　中国纪录片的生存环境是值得关注的话题。这些影像制造者的存在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它是在社会的大脑上开辟另外一个记忆区域，其实是在建立另外一个与主流档案馆相对话、相协商的民间档案馆。这个档案馆如何营造并维持？周浩制作电影的维持方式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他所在的单位似乎并不在乎他是否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周浩的成果为单位带来了声誉。同时，报纸也能够间接地将他的工作室作为一个实验基地，以探讨新媒体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二

　　周浩是记者向导演顺利转型的一个例子。事实上，在看了周浩的某些纪录片后，也有人评价他为“记者型导演”。这个评价其实有褒有贬。周浩善于抓住一些好的题材，知道去哪里寻找观察社会的最佳视点。但作为纪录片——电影的一种，他的有些片子报道性成为主要倾向，作为电影似乎就显得有点粗糙，它不能雕琢出更内在的生存感受。

　　周浩也对这种褒贬有一份自觉。他并不认为纪录片圈中 “做电影的”的同人的追求，就是他应该跟随的方向。他对于自己选择题材的能力，以及与被拍摄对象沟通的能力有着明确的自信。周浩更着重社会信息的采集，社会信息的采集则更依赖于对社会的理解与敏感。

　　比较有意思的是，周浩的第一部片子《厚街》的报道性是最少的。导演拍摄的是一个大的话题：东莞产业工人。导演找到了几个在厚街赁屋而居的外地工人进行琐屑的纪录。片子从2001年开始拍摄。

　　“9·11”事件之后，很多工厂因失去订单停工了。闲着的工人在街头坐着聊天，在出租屋里与自己的丈夫打架，为家长里短争执。《厚街》拍摄了来自各地的人们的生活细节：算命先生带着自己的情人来到厚街，他的妻子和女孩的母亲追过来，四个人闹作一团；二房东有了经济压力，要求房东减少租金，他还偶尔在街上抓耗子；出租屋里有的女人生孩子，有的女人则为了自己的疾病而苦恼，为了如何以有利的方式摆脱自己的男人而费神；抢手机的人被打晕在地，黑社会的拿刀砍人，摩托车载人者被警察围堵；一个小姐对着镜头讲述她夜晚的工作情况，并在出租屋里与男友亲密交谈；影片最后是一个人过马路，但被两边的车流堵在了中间的隔离带上，无法前进……

　　《厚街》里有人情冷暖，导演的细节描绘相当充分。片子里时常会有荒诞派戏剧的感觉，失业的女工百无聊赖坐在街头，对着来往的人们评头论足，走了半天神，然后会冷不丁地说出一句狠毒的话来。有一位女工看见别人夫妻打架，就说：“人打死了没关系，只要别把人家床给打坏了”；看见砍人的，她说：“都是为了钱，砍死越多越好”。她的内心似乎是冰冷的，因为生活没有善待她，她羡慕那些发廊女，幽幽地说：“我下辈子要是长得好，绝对不会浪费了。这个社会谁赚到钱谁就是老大……我家族里的人没有长得好的 。”她似乎为家族里没有能做“小姐”的人而惋惜。

　　这些细节看起来不起眼，却是这个时代人们生存品质以及感受模式的证明，也是社会价值动荡在人们行为方面的具体体现。这个纪录片的主题是宏大的，它是关于中国南方产业工人的片子，但它从微观处着手，拍摄的尽是生活碎片。这种细处着眼的拍摄方法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点都不新鲜，但是这个素材和这种方法结合在一起，碰撞出一个新的小宇宙来。

　　拍这个片子时，导演周浩似乎还是懵懂的，混沌未开，片子的气质也是如此。有些地方剪辑略显粗糙甚至怪异，比如一个人从一个空间一下子跳到另外一个空间然后直接再跳到别的地方去做别的事情，其中没有通过剪辑进行时间感的营造，这有点突兀，但却实现了一种不同的审美感受。《厚街》拍摄出了生活的“黏稠”感，或者说“毛茸茸”的感觉。每个镜头里的故事都没有单一的意义和道德内涵，而是混沌复杂地涌流着。

　　三

　　周浩拍的第二部片子是 《高三》。这个片子让他名声大了起来。因为《高三》在凤凰台和中央台都播放过，而且还出过一本同名书《高三》，书里带着一张纪录片的DVD，据说那本书印了几万本，最后由出版社推销到了学校等机构。《高三》是在福建武平一中拍摄的，讲述的是班主任王锦春如何带领高考班冲刺的故事。班主任向家长煽动说：我们家乡资源贫乏，高速路不通，连火车都不在这里停，自古华山一条道，那就是通过高考离开这里！

　　电影描述孩子们如何辛苦晨读、听课，入党积极分子有时候还要去参加学校的政治学习。某差等生无法戒除网瘾，三番五次向网吧里跑，他在网上通过游戏赚钱，收入不菲。

　　这个片子还注意搜集整理了各个层面的与高考相关的社会信息，导演还跟随学生到了他们在农村的家，家长很坦诚，对着镜头说：我们农民很累，社会地位低，我们希望孩子通过读书往上爬，帮助政府做好事。

　　本片主要是用移动镜头拍摄，有很多推拉摇移。场与场之间的剪切特别直接，特别急，经常缺乏婉转和心理缓冲，整个片子给人有些喧嚣急躁的感受，这样的节奏倒契合高三战备的疯狂状态。如果一个电影的运动镜头比例太大，画面静不下来，观众往往难以在细节处沉浸下去，观众的感受力也就无法更细腻地一点点氤氲开来，从这几十年纪录片风格的历史来说，《高三》的“作者痕迹”其实并不强烈，拍摄手法比较CCTV。导演似乎在通过这个片子学习并熟练传统的电影语言。周浩坦诚地说，我那时候似乎在模仿什么东西。

　　这个片子传播面很广，应该被几十万人看过，我第一次得到这个片子是在中国传媒大学一家小书店以每张十块钱的价格刻录的。没有一个在这种生产机制下产生的片子有如此广的传播。CCTV风格其实是帮助了它，加上这个题材本身能获得大众的关注，因而此片具有了某种通俗性。

　　关于本片比较有意思的争论是它的传播和接受过程。周浩说他很反感别人把《高三》说成是励志片，但学生们找这个片子来看，很多人是把它作为励志片来看的。而我最初觉得这个片子是带有批判色彩的，因为我觉得里面把一些看起来荒诞的场面进行了集中剪接，比如晨读时学生对政治课本上一些内容的死记硬背。但当我向导演说这个片子有批判性的时候，导演也不认同我的看法：那荒诞在片子中的比例其实并不比在生活中的比例多，但那些生活素材一放进电影中，就让人觉得过于刺激。

　　把《高三》说成是励志片或者说成是有批判性的东西，都不是周浩愿意看到的，他认为自己只是在客观纪录。倾向性几乎完全消退，这是周浩进行创作的一个特点。在看他的关于县委书记的片子时，在一起观摩影片的同是纪录片导演的黄文海说此片应该是政治电影，但是周浩否认这一点，认为自己是在将一个县委书记还原为一个人。黄文海认为周浩有所回避，政治其实是人的一部分。

　　这部关于县委书记的片子，讲述的是一个县委书记如何为官，如何与人交往，如何看起来很随意地给企业拨款，如何拉投资，最后调离了这个地方……电影中有一些能让人有褒贬意愿的镜头，比如它纪录了书记陪投资者一起跳舞并喝醉酒。还有一次，他在讲话中说：你们不能再喝茅台了，如果你们喝的是真的也就罢了，其实你们喝的大多是假的。可以看出这个书记是以幽默化解了自己的命令的强硬性，这样使他在官场上显得并没有那么不近人情。

　　这个片子可以被称为即兴式小品，不像其他电影那样有起承转合，因为这个电影的拍摄没有充分的运作时间。片中的县委书记竟然允许导演拿摄像机对着他，这对导演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但拍摄不久那位书记就被调走了，所以拍摄时间跨度短，只有几个月，实际拍摄时间则更短。导演看准了这个题材的价值，他在短暂的时间内完成了对一个县级政府机构运转方式的考察。我们时常看到政府开会的画面，但多是在电视新闻与报纸头版的照片上，现在周浩以一个普通人的视角切入了进去，纪录了官场操作的一个流程，哪怕只是纪录了一个表面，但也非常珍贵。周浩又抓准了一个切入当下中国的好的视点。虽然这个片子有些许技术缺陷，虽然书记这个人的性格深度似乎挖掘不够，但我们无法像要求剧情片那样要求纪录片，而且拍摄周期决定了这个片子所积累的素材并不多。

　　面对上面所说的素材，导演使用了什么样的电影方式来展示他的态度？在这个片子里，导演呈现的态度是混沌的，几乎没有给读者什么暗示。“书记”显然是一个有政治色彩的词汇，但片子并未在这个层次上显示出明显的探讨的意愿，也没有展示有意识的褒贬。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去判断被拍摄者的行为。按照人之常情去揣度，大家在观看后一般对那位书记抱有好感，也许大家能感受到一种无奈，因为“书记”处于一种无可逃避的社会情境中。

　　那些民间性比较强、作者色彩比较浓厚的纪录片创作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分两种，一种有着去纪录社会现象的冲动，他们主要是以获得的影像来呼唤正义，进行社会批判，以影像作为证据材料与社会对话，这样的电影着力于社会性层面的观看；另外一种就是“做电影的”。这些人更注重片子的完整性、艺术的纯粹性。而周浩的电影似乎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他冷静、快速地为这个世界做着素描，中国太广阔，社会分层太复杂，值得纪录的东西太多，他有时候因为仓促而粗糙，他在见证历史，至于这是什么样的历史，是好的还是坏的，他并不发表自己的意见。

　　这也许是回避，也许是纪录片导演的工作本就应该是“纯客观”的，也许导演本人是迷惘的，这个迷惘与我们日常面对社会问题时无法做出善恶分明的判断是一致的。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一个人开始面对素材可能会有自己斩截的社会观点，但当靠得太近，当我们去了解了事物的方方面面，我们就会变得慈悲，开始怀疑自己，于是宽恕一切。善解人意发展到一定程度，会把最初的判断的勇气和批判锋芒消磨掉，其实每个擅长思考的人也许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这可能是一种很高的境界，也可能是一种思想困境。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片子既尊重了现实的复杂性，也带来了一种“无为”的气质。

　　周浩在这点上是坦诚的，在他那本名为 《高三》的小书的后记里，他说：我知道自己做不了一个改良者，我只能做一个记录者。这个自我评价是准确的。

　　四

　　《龙哥》2008年出品，但其拍摄是在《厚街》之后、《高三》之前，由于主角龙哥的神出鬼没，时隐时现，这个片子拍摄时间跨度很大，却没有积累下多少素材。题材上它其实并没什么超越，主要是拍摄边缘化的个体。若仅仅如此，片子将会十分平庸，但在拍摄过程中，周浩根据事物发展的方向，本能地重新设计了自己与被拍摄者的关系，使这个电影有了更多被讨论的价值。片子的拍摄方法是“参与式”的，拍摄者与被拍者的交往互动最后几乎成为了片子的主体部分。

　　龙哥是一个在广州生活的东北人，他贩毒，吸毒，入室盗窃。但他很有义气，对身边的兄弟还很有责任感，虽然他干的尽是违法的事。导演开始的时候，是一种旁观式的纪录，但是在拍摄当中不自然地进入了画面，他开始监督龙哥戒毒。但龙哥意志不够强大，管不住自己，于是发生了一些矛盾。龙哥频繁地向导演借钱，导演一般都会给他两百块，到最后导演已经成为被拍摄者生活的重要部分，他已经比较深地介入并影响了被拍者的生活：比如龙哥会拿着导演的名片做挡箭牌使自己获得警察的信任，房租交不上了请导演来救济，或者被抓后吞了刀片，需要导演快来帮忙——这个时候，导演不再躲避，开始大胆地把自己放进了镜头中。

　　这样，到后半部分，导演展示了他与龙哥的争执以及互相怀疑。导演把这个怀疑向被拍摄者说了出来：我们也许只是互相利用？所以这个片子的英文名就叫“利用”（using）。《龙哥》在展示了一个独特群体的独特存在方式以及都市空间的不同层面的同时，还探讨了纪录片拍摄的伦理问题，这使片子显得丰富。周浩身上有一种自我怀疑的气质，这种自我怀疑的心理过于强烈，于是他干脆把自己的这番心理挣扎放到了众人前——这就是他在《龙哥》里做的，这个纪录片因此而有更多的意味。

　　其实《龙哥》展现出的伦理问题是多个层次的，首先是上面说的导演的自我反思，我向拍摄者表达自己的同情和爱心，这是虚假造作吗？或者我所做的一切其实仅仅是为了使拍摄能继续进行下去？其次，导演拍摄这样一个人群本身是带着伦理难题的，贾樟柯在《小武》中塑造了观众与小偷同在的视角，那毕竟是一个虚构电影，而在《龙哥》这里，小偷是真实的，就在周浩身边，这种拍摄角度比较罕见。但周浩是狡黠的，他关心龙哥，劝谕龙哥，却也不忘在片子里与龙哥划清界限，并且把自己对龙哥的质疑和责问放进去，这在客观上起到了一个间离效果，这种关系设计，使电影的接受不再是一般电影中观众对主人公进行认同的观赏效果，而是使观众借导演周浩的眼睛，多了一层批判的态度。

　　看这个片子还能感受到一种人情之美，这个美需要观众在没有偏见和对这个电影方式没有反感的时候才能体会的到。导演与龙哥的交往里，有导演的怒其不争，有他的愤怒和宽容；在龙哥那里，有他的愧疚和无奈，有感恩也有怀疑。而两人又各自有着一番心理挣扎，到最后彼此仍然不离不弃。龙哥被关进了遥远的监狱，周浩几乎成了他唯一的亲人，时常寄钱过去。这里有浓郁的人情味。但也许有人会说这个关系并不那么纯洁，因为周浩在想着若干年后龙哥出狱，他也许能继续拍《龙哥》的下集，但无论如何，他们被联系在了一起，龙哥的感恩是真诚的，周浩应该也明白借着龙哥他拓展了自己的影像经验，这个关系一生中再难消除出去。

　　周浩目前在做他的关于棉花的纪录片。他其实是想拍摄一个工业链，许多人群被这个链条联系在一起而又各自独立。周浩对自己的选材颇为自信，他观察社会的视野宽广、宏大，他说，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拍摄20部纪录片。

　　访谈

　　　　问：当时选择《厚街》这个题目，你对什么最感兴趣？

　　周浩：其实我觉得我是对那种生活状态感兴趣。比如我们今天晚上坐在这里，风平浪静什么都没发生，但是这个平衡随时都会被打破。比如在这里呆了24个小时，这24个小时什么都没发生，但不用担心，再过24小时，这里一定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去做片子，去选这个点，我称之为“节点”，它其实很重要的。为什么有些人喜欢拍剧情片，因为剧情片会在90分钟内讲述完一个人一生的故事，导演可以去营造一个空间。做纪录片的话，我肯定也要去选择这样的点，这个点它会有变化，如果这个点它没有变化的话我不会去选择它，这里头有很多矛盾交织在一起。我以自己多年做记者的经验，我到那里一看就知道，这里有故事。

　　问：《高三》拍完后那些学生们都看这个片子了吗？

　　周浩：所有的人都看到了。我后来还经常收到这些孩子的短信，有的人有事还联系我。很多女生看了这个片子，看一遍哭一遍。不敢看，有的学生真的把这个片子当成励志片来看，这个片子对他们的作用比对我的影响要大。那个钟生明（片子里那个逃学的学生）后来去读了一所大专。 开始时他家人对这个片子很不高兴，他本人无所谓。我们要去北京做“鲁豫有约”，专门把他请过去，这个在凤凰卫视做过五期节目，专门把钟生明和谈恋爱的男生，还有王景春，以及其他的在北京上大学的同学请了过去。凤凰台播放过《高三》这个节目，周一到周五分五期播。王景春在厦门机场还被别人认出来。

　　问：你说有观众把这个片子看做励志片，这一点对于分析观众的接受很有意思。

　　周浩：当时给人看的时候，说是励志片，我很生气，我拍摄的不是励志片啊。到现在80%的人说这是一部励志片。可能这80%是以学生为主的。其实完全不奇怪，现在我可以说出五六种观感。日本人看了后，觉得天呐，我真幸福，我没生活在这个教育体系中；我在美国放的时候，有观众说请问哪里可以雇佣到这些中国人，他们觉得这是一帮特别好的雇工，听老板的话；欧洲人把它当成恐怖片来看；中国40多岁的人又有不一样的看法，有的孩子特别讨厌这个老师，但我觉得95%的家长都想把孩子送给这个老师带；还有一个美国人告诉我，这是一部政治影片，我问为什么，他说一场考试就能决定一群人未来的命运，这就是政治。

　　问：你是怎么接触到龙哥的？

　　周浩：当时看到《广州日报》一个消息，说广州有个烂尾楼，里面住着这样的人，当时我就去看了一下，有触目惊心的感觉，也没想到要去拍片子，因为去拍一部关于吸毒的题材，我觉得超不过前一部片子，而且这种题材永远会给别人一种疲劳感，那么多小说电视都是那么表现，走投无路了最后干嘛干嘛。开始也没有很强烈的目的要去拍一部什么样的片子，只是后来跟他接触次数多了，他发现我也没什么恶意，就开始坐一坐啊，聊聊天，才慢慢有做片子的意思。后来他发现我对他没有伤害，他就慢慢接纳我了。

　　问：龙哥现在与你的关系如何？

　　周浩：现在每两个月他都会给我打一次电话。他入狱后，监狱寄给亲友的入狱通知书是寄给我的。他现在在监狱里唯一能要钱的朋友就是我。你想一个人在监狱里面，他认为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一个人是可以要到钱的……我倒不是认为我是多么关心他。他现在已经进去两年了，还有十几年吧。不知道他的命长还是我的命长，呵呵。后来我发现，自己为什么做纪录片？你发现你的生活和很多人再也分不开了。原来这个人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现在你的生活受他影响。当然我是心甘情愿地受这种影响。这个影响有时候是挺美的，有时候是一种折磨。

　　来源：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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