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北

　　一个国家的电影，比任何其他艺术媒体都更为直接地反映出这个民族的心态。而对于战争片这个类型，这一点更是如此。由于战争电影及与战争相关的电影一般都耗资巨大，因此它会比任何其他类型的电影都更加鲜明地表达和反映出各种流行社会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我们能够从一部战争题材电影的观众反应中，看出当下社会对某个历史时期或事件的态度和思考。

　　而对于所有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电影来说，以何种态度和历史观去面对这个民族集体回忆上的巨大伤口，都是直接关系到影片成败的最关键所在。此种类型的影片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也许根本没有平庸的机会——要么被观众赞誉，要么被观众唾骂。

　　《拉贝日记》这部中德合拍的电影，我认为它会是一部能够被大多数中国观众接受的电影。虽然从严格的要义来说，《拉贝日记》应该算是一部德国电影，但它所涉及的“南京大屠杀”这个背景，也给它打上了不可抹去的中国烙印。这样一部从异族角度来观察和反思“南京大屠杀”的电影，能够在两个国家——而这两个国家在二战中分属不同阵营——都得到认可，它的态度和历史观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德国作为纳粹主义的发源地和受害者，战后对纳粹主义的反省和清算是极其彻底的，连起源于旧普鲁士军队的正步操都因为曾经被纳粹党卫军和德国纳粹军队所采用，而在战后被认为是纳粹德国的象征予以摒弃，并立法禁止任何人做纳粹德国的正步走和行纳粹敬礼。而正是这种坚决而彻底的态度，为德国赢得了反思战争和历史的权利。这也正是《拉贝日记》这部电影能够被拍摄出来的一个最根本前提。

　　约翰·拉贝经常被国内媒体称为“中国的辛德勒”，我想二人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当面对巨大的“不义”时，即使身为一个普通人，即使身为一个纳粹党徒，也能够有勇气站出来去维护内心的道德感和良心，并在这个过程中将自身的人性逐渐得以升华，指引他去做最基本和最崇高的事业，最后成为一个“义人”。

　　电影中 ，拉贝虽然是一个中国人口中的“活菩萨”，但他实际上还是一个西方文化背景下的英雄形象。和辛德勒不同的是，拉贝是在一次西方人内部举行的选举中成为了南京国际安全委员会的主席，并不是自己主动选择承担起这个责任的。也就是说，虽然命中注定他将成为英雄，但在诞生的过程上也要尽显规则的平等。这也是西方文化中的一个经典悖论逻辑，崇尚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英雄，但英雄却往往又是命中注定的。

　　作为人物的关键转折点和标志性事件，拉贝和美国医生威尔逊一同高唱反希特勒歌曲的时刻，成为了这个英雄人物的成人礼。《拉贝日记》并没有刻意回避拉贝的纳粹党徒身份，但却通过这个情节，让拉贝真正走上了通往英雄的道路。这种纯粹正义与纯粹邪恶的二元对立，以及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的过程，可以说是西方式英雄的精髓所在。

　　当拉贝成为一个英雄后，他的身上就开始聚集了西方式英雄的所有特点：孤独、富有勇气、阿喀琉斯之踵、领袖气质和邪恶的敌人，以及需要英雄去保护的女性同胞。在这些西方式英雄的典型元素烘托下，拉贝完成了一个英雄诞生、成长和加冕的过程。在电影的结局，拉贝被迫离开南京安全区回国，但他已经走完了英雄的成长道路。因为他拥有了用勇气和力量与邪恶势力斗争的正义感，拥有了救助无辜者的同情心，也拥有了他的人性良知与责任感。

　　作为一部西方视角的电影，《拉贝日记》无论是技术还是艺术，都已经做到了西方主流电影工业的及格线之上，仅就电影而言，我们已经无法苛求更多。但是，对于中国观众来说，一部讲述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仅仅只有艺术和技术是不够的。一个完美的西方式英雄在一场巨大灾难面前的正义感和责任感，也许对于欧洲和北美的观众来说是足够感人了，但对于中国观众来说，在约翰·拉贝的身后，仍然隐约留下了一些遗憾。

　　在正常的表达下，战争电影的主题基本都是在努力升华和质询一个民族如何看待某一具体冲突（无论当代还是历史的），以及这一冲突如何随时间的推移对“集体梦魇、习俗或欲望”产生的沉淀作用。对于这样的一个愿望，一部西方视角的电影很明显是不够的。而这种遗憾是《拉贝日记》所无法弥补的，因为它虽然涉及到了“南京大屠杀”，但电影的主旨还是在讲述一个普通德国人如何在巨大的灾难面前完成人性救赎，成为英雄的故事。它虽然作为一部电影已经达到了足够优秀，但它还是没有能力和资格去升华、质询中国人的集体伤痛。这并不是电影技法的失误，也不是电影立场的失误，而是因为这样的一场巨大灾难和伤痛，虽然有人性的共同之处，但那种痛彻心扉的悲怆和发问，只能由中国人自己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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