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刚专栏对于领袖的个人崇拜,纳粹机关报《人民观察者》曾有过这样一段评价“我们的任务是把崇高的希特勒问候……变成德国民众充满信仰的一种问候……当我们对那些心志不坚定的人使用德意志问候语,并企图以此来维护他们的良好品性时,我们一定要严格地监督他们,以免他们在使用德意志问候语时弄虚作假或当面撒谎。德意志问候语绝不是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它时时提醒着我们:阿道夫·希特勒赋予我们的目标和任务。它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一种实践形式,我们每个人都应当践行之。”有了这样的衡量标准,并将是否行纳粹敬礼提高到“忠于元首”的高度,在党卫军和盖世太保如狼似虎般的监视下,没有人可以预料怠慢行礼或者根本不行礼会遭致怎样的下场。这种对于前途未卜的恐惧感足以使人们对“德意志问候”产生一种觳觫恐慌的臣服。“英格伯格·施奈德·鲁乔夫曾回忆道那大概是1934年或1935年的事情了。我父亲去夏洛腾堡办事,走到了柏林大街即今天的奥托·苏尔大道时,他同其他人站在人行道边上准备过马路。这时有一队希特勒青年团的人列队走了过来。那是一群也就十五岁到十七岁的小孩,为首的一个举着一面旗子。我父亲还没有反应过来,脸上就挨了重重一掌。打他的那个十七岁的小伙子也给了周围男女路人几个耳光,恶狠狠地说:‘一群猪’,看见旗帜竟然不及时行礼。”(提尔曼·阿勒特:《德意志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
当然,这种“德意志问候”在暴力恐怖下也会产生叫人啼笑皆非的荒诞。当时德国有一个来自帕德博恩的杂耍艺人特劳伯特·帕特,他驯养了一只大猩猩。为了响应政府的号召,他训练大猩猩也行纳粹礼。大猩猩接受训练之后,立竿见影,不仅把“Hi,希特勒”的行礼模仿得惟妙惟肖,而且对这个动作乐此不疲。只要有人登门,大猩猩便立刻笨拙地伸出右臂,向来人有模有样地行纳粹礼,特别是看见穿制服的人,它更是抑制不住兴奋,一面立正敬礼,一面发出吼叫。没多久,有人就将此向当局通风报信,禁令随之而来绝不允许让猩猩向元首致以“德意志问候”,否则格杀勿论。兹事体大,凡涉及对“元首”的崇拜,举足轻重,非同儿戏,绝对不允许开这类国际玩笑。于是,这位带猩猩走街串巷,用洪亮的大嗓门在集市上吆喝、招揽顾客的杂耍艺人,被当局以大不敬的罪名征召入伍,并发配到天寒地冻的俄国前线作战。最终,这个荒诞的故事以悲剧的结局落下帷幕。
德国社会学家提尔曼·阿勒特的《德意志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一书说,在纳粹统治时期,行希特勒问候礼是一种示忠的表示,它的贯彻与推广,最清晰地说明了德国人的集体退化。的确如此,“有什么样的群众就配有什么样的领袖”。通过希特勒问候语这一带来无穷灾难的身体姿势,不难看出专制绝非仅仅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一种群体性行为。可以说,希特勒问候礼是在集体意志的名义下纳粹所伪造出来的一种恶行。是“在组织的意识形态中,准备做这样一种极端的自我牺牲被表述为一种德行;准确地说,是被表述为注定要取缔其他所有道德需求的德行。”英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当人们自愿或是被迫向帝国元首无条件服从的时候,就意味对纳粹体制的认同,就意味着把口头上的承诺演变成对希特勒政权效忠的义务,而这种对法西斯主义的认同和效忠,迫使人们最终放弃了自我道德的考量,不仅将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完全抛弃,而且也将个人自由和民主的权利拱手相送。可以说,纳粹统治是在群众狂热的欢呼声中推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