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的一天，在上海哈雷戴维森摩托的展厅，举行了一场“哈雷欢迎保时捷”的酒会。保时捷车主李明天在那里“迎娶”了他的哈雷——蓝色“大滑翔”。虽然，此前他已经拥有了一辆宝马摩托。和保时捷车友在一起时，大家称呼李明天为“天哥”，这并不是因为李明天拥有保时捷最顶级的车型，而是因为他在车友中的号召力。不过，自从买了哈雷，李明天经常一本哈雷手册不离手，随时打开研读；一有空，就请教练指导骑行，认真得像个新生。

　　文／周可

　　哈雷，是种精英文化

　　车主都处于财富的塔尖

　　说到哈雷，如果你想到的是刺青、一头长发、“飞车党”一般的毛头小伙子，那么，哈雷戴维森上海总经理赵辉会付诸一笑地说：“哈雷在中国是一种精英文化。国内购买哈雷的，除了一些金领外，绝大部分是40岁以上、事业有成、位于财富塔尖的企业家。他们身价也许几千万、上亿、数亿元，没人知道个确切，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是那种随时有几十万、上百万闲钱捧出来买‘玩具’的人。”赵辉直白地把哈雷定义为“美国人制造的、中国有钱人买得起的，一年中只有那么几天会拿出来‘玩’一下的若干件玩具中的一件”。

　　在哈雷工作之前，赵辉曾在IT行业从业十几年，也曾组织和策划了亚洲最大规模的摩坛盛事，随后更担任过宝马摩托中国车主会主席。现在的赵辉更喜欢将哈雷当事业。据说他曾经得罪过很多哈雷车迷，因为他认为如果不懂哈雷，干脆就不要玩。显然，对哈雷而言，赵辉的态度更理性、更像一个商人的思考逻辑。

　　赵辉自己的一部哈雷“超级大滑翔”，售价在30万元以上，还不包括上牌等费用——这在国内已经是一部中高档轿车的价钱了。“且不说中国有没有所谓中产阶级，即使大部分人考虑用十几万元买车作为代步工具，首先买的也是轿车，与买哈雷作为玩具是两个概念。”赵辉说。在产品价格、国内总体收入水平等因素下，中国的哈雷用户无疑将只能先从富人中发展

　　让男人更纯粹

　　“其实我不是时尚的人，从上到下没有一件名牌。”曾被评为“时尚先生”的赵辉如是说，“但在我们这圈子里，只要穿哈雷服装的，都是时尚。我们驾驭‘铁马’徜徉在青山绿水之间，在这一点上，又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们是一群很时尚的人。”

　　赵辉可以从北京开着摩托驶至西双版纳再返程，全程只身一人；也会从北京骑行至西藏，直入念青唐古拉山脉，看着路旁伫立了亿万年的巨石，感叹和它们相比，人生太过渺小。自从工作重心转移到上海后，两地逾千公里的路程，他一天就“干掉”；他曾把美国佛罗里达州骑遍，又沿着美国太平洋一号公路骑行……他还喜欢组织几十位车友一起出游，去年哈雷105周年庆，他又和许多中国车友一起骑行了太平洋一号公路。“因为那条路连接的城市也是我们中国车主很想走的地方，拉斯维加斯、洛杉矶，都是有很多华人的地方。”

　　如此远距离的骑行，让人在羡慕其潇洒之外，不免对其安全系数打个问号。“有些危险是自找的，有些危险是不存在的。”赵辉说，每一位哈雷车主，“安全驾驶”观念已经深入其心。而在周末，新车主都必须上安全骑行的培训课。最主要的是，这是一群心智成熟的男人。他们享受生活，但更注重社会责任感和家庭观念。很多人以为骑哈雷的人很疯狂，其实不然，大多数情况是，车主在前面骑车，老婆开车带着孩子在后面跟着。

　　哈雷车主喜欢一起骑游，也喜欢在某位车友的别墅内聚会，海阔天空地闲聊。“我觉得我们这个圈子非常可爱，大家没有利益谋求，仅仅是因为爱哈雷而聚在一起，这种感觉更纯粹。”赵辉说。

　　眼下的赵辉在处理着哈雷业务的同时，正为车友做着骑游新疆的准备。“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多男人喜欢哈雷？因为骑着哈雷，听着类似英文单词‘PATATO’发音节奏般的轰鸣声，感受着超过三百公斤重的‘铁马’随着律动而微微跳跃时，那种感觉就像一个西部牛仔在策马奔腾。”

　　不久，赵辉又将长途跋涉、血脉贲张地游曳江湖了。

　　拥有哈雷，只是一个开始

　　沪上首位拿到牌照的车主

　　哈雷上海车主会主席潘煌是上海第一位给哈雷上到牌照的人。他清楚记得，那是2008年10月16日，因为此前无法上牌，车子已在家搁置了11个月。

　　上世纪70年代，当潘煌还是个初中生时，他告诉父亲“喜欢摩托车”。做工程师的老爸说给他买嘉陵牌，他说最差也要幸福牌250。他不喜欢那冒着黑烟的尾巴，他喜欢大摩托。到上世纪80年代，为谈生意，潘煌买了一辆铃木王125做代步工具。他相信，这是上海滩第一辆好车，“那时国内铝合金轮毂、大红色的铃木是很少的。开在马路上，警察也要朝我看。” 随后在日本留学的岁月里，潘煌骑着本田400行驶在名古屋的马路上，那是迄今为止他感觉最爽的骑行经验。

　　归国后，成为一家物流公司董事长的潘煌一直在玩车，从跑车玩到越野车，他家院子里，甚至还停着一辆“沙滩车”。

　　潘煌和哈雷的相遇，多少带着点偶然的味道。哈雷的经销店就开在潘煌家附近，他去看了，觉得“挺不错”，顿时唤起了他以往骑摩托车的感觉。“能上牌照吗？”“不能。”即便如此，他考虑了一星期，还是决定买下一辆。

　　那时候，在上海，像他这样买下哈雷、无法上牌的，有7人。大家聚在一起，说起当时买下哈雷，都觉得“一是出于激情，二是头脑发热”。

　　买下哈雷后，潘煌一直不甘心，因为查了很多法律法规，没一条说不让上牌的。直到去年，通过法律手续，潘煌正式给哈雷办了牌照，从此可以驾驭着这更稳重有力的摩托车在都市中合法巡航。

　　“哈雷是我的表现方式”

　　在潘煌看来，哈雷是一种表现方式。潘煌说：“不酒后驾驶，不飙车，出行形象整齐，服从统一指挥，是哈雷客的素质体现。”

　　他们会不计成本地花钱在爱车上，买哈雷、改装哈雷只是一个开始，哈雷车主必须配上一套哈雷的服饰，包括印有图案的皮夹克和有弹性的紧身皮裤等。购置齐备一身的行头，价格绝对不会比买一辆哈雷车便宜。印有哈雷标志的外套、皮靴、皮夹克都价格不菲，连打火机、刀具这样的小东西也动辄几百上千元。这种以机械组织起来的文化形成了哈雷的仪式感，让每个哈雷客内心产生某种接近神圣的感觉。

　　不论骑登泰山还是行至滴水湖，从安吉180度转弯的盘山路到夏威夷沿海的环岛公路，诸如此类的骑行，潘煌把它看作是一种对意志和体力的磨炼。他认为，钱赚到一定程度便要追求积极向上的娱乐，人生的路要走得有回味。有的人喜欢开帆船、开飞机，而他想追求的就是驾着摩托行驶几千公里。车友们在说笑间畅游山水，越玩越有味道。“拥有这些经历，待我以后老了，可以拿出这些出游的影像资料，对我孙子说，看你爷爷当年多‘拉风’。”儒雅的潘煌语调温和地憧憬，却丝毫掩藏不了那颗狂放的心。这一切，都因为有了哈雷。

　　链接

　　80多年前，哈雷已在中国

　　1903年，William Harley 和 Davidson 三兄弟在美国密尔沃基创建了著名的Harley-Davidson Motor Company——哈雷戴维森机车公司。100多年来，它经历了战争、经济衰退、萧条、罢工、买断和回购、国外竞争以及市场变幻的重重洗礼。一个世纪以来，哈雷戴维森一直是自由大道、原始动力和美好时光的代名词。哈雷于2007年进入上海市场，去年成立了哈雷上海车主会。

　　其实，哈雷扎根中国，历时已久。1923年，一条关于梁思成驾驶哈雷摩托车的消息被刊登在《晨报》上。当时距离哈雷在美国密尔沃基一个小木屋里的诞生，不过20年。美国的哈雷车友会成立于1983年，但是早在上世纪４０年代，香港便有了“哈雷?戴维森俱乐部”，狂热的哈雷爱好者每周都会挑个山头，尽情驰骋。

　　同一时代，在上海出现了哈雷摩托车的代理，风头压过当时的竞争对手印第安人牌摩托车。1959年，四辆哈雷摩托从民间征集而来，被上海市公安局用作迎送外国贵宾的开道车。历史的原因使哈雷在中国消失了几十年。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传媒大亨马孔?福布斯带着他的两台哈雷摩托车造访中国，国人才再次听到哈雷那响亮的排气声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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