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真想体验一下科幻电影中穿过时空遂道,重现时光倒流的感觉,内地人去台湾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一踏上台湾,映入眼帘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标志,满街的繁体中文招牌,恍如回到了60年前。
人们通常会说历史是一维的,历史不会被改写。也就是历史不可变更,不可能有多种选择的单一时空线条,人们只有在科学幻想中,才可能对这一维的时空有多种选择。
但如果把一个民族也比做一个人命运的话,或许也会有这种可能。德意志民族二战后分为东西两个部分,走出了完全不同的两种道路,战后的朝鲜、越南也有类似的经历。而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也是如此。同文同种,血脉相连,却又在演绎着不同的历史轨迹。但什么时候这两条时空轨迹能重新合并到一起?
内地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内地居民访台对台湾的基本建设大多不会有太多的新奇感,台北的101大厦很不错,但上海也有了492米高的环球金融中心挑战了新的高度。台北市满街的摩托车风驰电掣,呼啸而过,这似乎并不是比内地更现代化的标志,倒是与广东、福建的一些城市有些相似。所以,内地人去台湾,对台湾社会文化的感受可能是更新鲜的。而这种感受最核心的忧虑就是两岸人民究竟能不能在“一个中国”的问题上有共识。
所谓“中国”概念,应该是分成三个层次:
一是人种或是血缘上的中国。台湾目前的所谓族群之争,其实没有什么太多意义。所谓本省人与外省人,前者是明清时期来台的广东、福建等地人,后者是光复后(1945年)来台的各省人士。两者从人种学来说毫无疑问都是汉族。而真正的原住民,统称为“高山族”其实是十二个部落族,人数并不多,据2004年的统计有四十多万人,占总人口的2%左右。
二是行政区划上的中国。这是最为敏感的问题。元、明时期,大陆政权曾在澎湖设有行政管理机构,但后又有荷兰人的殖民统治。清时台湾重回中国版图。但1895年再被日本割去。内地人感觉台湾问题是帝国主义列强欺压中国人民造成的,如果不能回归就是帝国主义者阴谋的得逞;而台湾一些人又觉得先有日本50年的占领,后又有国民党政府的迁台,再有退出联合国后外交领域的不断缩小,所以对于台湾被“矮化”特别敏感。而且在如何表述“中国”上也很尴尬。在台湾新出的中国地图上,所有标识与内地无二,只是在台北市的标志旁有一括弧,注有“中央政府所在地”。当然,这是一个考验两岸人民智慧的问题。
三是文化上的中国。所谓“文化”这个概念总觉得大而无当,什么都可以称为“文化”,而什么也都不能真正完全代表“文化”。其实在古代中国人对文化的概念还是很清晰的,所谓为“文化”就是“以文教化”,能够以某种形式教育人民,培养人们社会价值观的就可称为“文化”。而这种文化意义深远,远非一般行政力量所能左右。明清时期中华文化已经深植台湾岛内。现在游客去日月潭时多会上拉鲁岛一游。岛上有正心书院遗迹,就是清光绪初年,台湾总兵吴光亮风闻有外国传教士要在该岛上设教堂,深恐坏了教化人心,抢先一步在岛上盖了正心书院,用义学形式以宣仁义教化。其实当时的日月潭地区还属偏远山区,当地居民基本上还是高山族中的邵族部落。但由此可见在一百多年前地方政府对文化的重视和中国文化的渗透力。
马关条约签订后,岛内军民震惊,悲愤异常。“城头篷篷擂大鼓,苍天行行泪如雨”。台湾义士丘逢甲等曾筹建了“台湾民主国”,要以自立形式对抗日本的侵略。现在一些主张台独的人士也常常以此为据。但其发表的《自主宣言》还是说“推拥贤者,权摄台政;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朝,作何办理”。仍然强调对中国文化上的认同,并请清台湾巡抚唐景崧任总统。尽管后来抗击失败,但确如丘逢甲义士诗中所说:“岛中义士依然在,伏腊年年奉汉家。”所以日本政府曾在统治后期着力进行“皇民化教育”,讲日语,写日文,奉天皇。极力想从思想文化上消灭“中国意识”,使台湾服务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
光复后,特别是国民党退据台湾后,中华文化再次居于主导地位。虽然前几年有陈水扁的“去中国化政策”,但台湾与中国文化的历史渊源实在是无法割除,本来就是同根同源,是干与支,根与叶的关系。据笔者观察,在台湾一般书店里,除了数、理、化等专业书籍外,在文、史、哲的书柜中,真正讲台湾文化或是台独理念的书不到十分之一或是更少,而且其论著大多也很难形成有历史文化逻辑的体系。传统的中国文化书籍依然占有绝对优势。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文化在台湾的地位就可高枕无忧了。一种文化能否真的对现实生活产生影响,去创造历史,要看这种文化的生命力,要靠现实社会的人们努力去发展和繁荣这种文化,要体现在政治的昌明,社会的开放,艺术的繁盛上,而不能仅作为遗产去研究。
经济的作用,权力的影响是会随着时空的变化而改变,而只有文化才有穿透时空的力量。中国的文化还有这种穿透力吗?这可能是我们更应该多加思考的问题。
作者为《中国经营报》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