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年前，卢沟桥畔的枪声揭开了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之间全面冲突的序幕；72年后，中国导演陆川用侵华士兵角川一颗自尽的子弹完成了对那场冲突的思考。从1894年甲午战争到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日本和中国之间的矛盾何以积累到不得不进行这样一场殊死决战才能解决？而百年来中日两国国民又是如何检讨、反省这场战争根源的呢？以史为镜，是为了照见现实和未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丧失了反省的精神，就很难不在未来重蹈历史、重复苦难。

　　日本侵华的根本动力，不在于“邪恶”，而在于利益。

　　丛林的现实

　　1890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4年前，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上奏:“国家独立自卫之途有二：一曰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山县有朋的“利益线”，首当其冲的就是夺取朝鲜，“朝鲜半岛是刺向日本的一把匕首”。这种安全焦虑，对于日本来说十分自然，并非为侵略寻找“借口”的造作。从地缘战略的角度，这和中国将朝鲜、越南、缅甸等视为御敌的天然缓冲区一样，没有本质区别。

　　日本对于中国的防范与顾虑，并非杞人忧天。1886年，北洋舰队在访问长崎时，清军水兵因争伎而与日本警察发生械斗，各有死伤。北洋舰队褪去炮衣，对准了长崎。谈判中，中国方面也有人提出“撤使绝交、以兵相胁”的主张。在中国的强大压力下，日本最终被迫赔款了事。（见本报5月18日1808期D2～D3版《龙行海上历历百年》）“长崎事件”从此被日本看做国耻， “征韩论”、“征清论”一时出台，鼓吹获取大陆基地，“制驭白人之跳梁”。

　　同样的，中国的政治家李鸿章也清醒地看到了日本“阴柔有大志”，因此主张韬光养晦，在表面上与日结好，但实质上处处防范。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当时中日之间的相互猜忌与防范，乃至相互妖魔化，都相当正常，亦无本质区别。日本侵华的根本动力，不在于“邪恶”，而在于利益。设若甲午战争取得相反结局，相信李鸿章也会当仁不让地将日本当做抵御西方、逐鹿世界的第一圈“岛链”。

　　美国政治学家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深刻地揭示了国际政治的悲剧本质：国际体系是一个险恶而残忍的角斗场，要想在其中生存，无论国家“好坏善恶”，都别无选择，只能为了权力而相互竞争和厮杀，这是一种零和博弈。他因此认为，中美之间必然形成对峙和相互威胁。

　　国际社会经常处于无政府状态，这决定了安全的稀缺性。为获取安全而展开的激烈竞争，迫使国家采取进攻性的战略（即使初衷只是为了防御），结果常常导致冲突和战争。而这些冲突，与国家的社会制度、政治体系并无直接关系。国家无非是“型号不同的台球”而已，本质上都按照同一逻辑行事。那种将对手描绘成邪恶或不道德的另类，只是国家在给自己以现实主义采取实际行动时，包裹上一层理想主义的外衣而已。

　　“安全关切”像是一个魔咒笼罩在防御方和进攻方身上：进攻者为了安全而进行扩张，防御者为了维护安全而拒绝退让。基于现实主义理论的“中国威胁论”，便与那些躲藏在意识形态糖衣下的“中国威胁论”有了本质区别，它直指问题的核心：一山难容二虎，大国冲突就是利益冲突。这样带有浓厚历史宿命色彩的论断，揆之中日百年情仇，也能得到充分的验证。

　　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意、而不是所谓的某某主义者，开始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推动着日本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鼓噪的“民意”

　　1905年9月5日，日俄签订和约当日，在东京的日比谷公园举行了多达8万人参加的“爱国群众大游行”，要求拒绝签约，重新战斗。集会者高举吊旗，会场上到处是“呜呼大屈让”、“肝胆一剑寒”、“破弃破弃”、“吾有斩奸剑”、“死有余辜”等标语。

　　日俄战争结束，日本以倾国之力获得了惨胜，已无力再战，而俄国却还可调动其更为强大的欧洲部队，媾和对双方来说都是明智的选择。正因如此，双方在美国签订《朴次茅斯和约》时，仅就中国东北地区的权益进行了切割，日本没有对俄国提出赔款要求。消息传回日本后，民意哗然，主持签约的小村寿太郎和高平小五郎俨然成了“卖国贼”。群众团体“讲和问题联合会”的代表河野广中在会上演说，号召斩小村、打伊藤、屠元老，将矛头直指政府当局。

　　下午5点左右，集会者蜂拥到内相官邸，砖石横飞，护卫官邸的警察挥刀镇压。群众随后开始纵火，焚毁了内相官邸，并捣毁了袒护政府政策的国民新闻社。这一暴动持续数日，共烧毁了两个警察署、219个派出所、13个教会、53处民房，动乱波及日本全国，政府宣布紧急戒严。

　　这之后，民众暴动便成了东京一景，日本开始步入史称“民众暴动的时代”（the Era of Popular Violence）。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意、而不是所谓的某某主义，开始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推动着日本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从明治初年日本觊觎琉球、台湾和朝鲜，到昭和年间日本兴起征服世界的野心，日本外交官在谈判中惯用的施压方式，就是“民意”对此如何如何不满，所以除非对方让步否则难免一战。这绝非外交官的应景辞令，而是日本真实的政治生态。

　　日本人早已透彻地看穿了国际政治的达尔文主义本质，崇尚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成为日本主流的民意。

　　“主义”的面具

　　1909年10月23日，日本新任枢密院议长、刚刚卸任朝鲜统监的前首相伊藤博文访问中国东北，与东三省总督锡良、奉天巡抚程德全举行了会谈。这是伊藤最后一次到访，3天后，他在哈尔滨火车站被朝鲜志士安重根刺杀身亡。（参阅本期“中国1909”专栏《哈尔滨的枪声》，D7版）

　　此时，日本自认为在日俄战争中为亚洲的解放付出了生命和鲜血的巨大代价，以此为由积极攫取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锡良和程德全试图能通过伊藤博文说服日本政府，“不侵中国行政权及不妨各国均等主义”。但伊藤博文巧妙地将自己定位在“游人”的身份，表示他的言论“皆非日本政府和人民之意思”。当锡、程二人对激进的日本民意进行批评时，伊藤博文说道：“若说到日本人民意思，则凡事只问能力若何，如彼此能力不相当，即无所谓持平办法。”

　　这样坦率得几乎赤裸裸的直言，在中日交流的史料中并不罕见。1876年，为琉球和台湾事件，李鸿章与日本使臣森有礼进行了会谈。李鸿章说：“两国和好，全凭条约”，“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而森有礼却干脆地宣称：“和约没甚用处”，“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著条约”，“万国公法亦可不用”。日本人早已透彻地看穿了国际政治的达尔文主义本质，崇尚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成为日本主流的民意。

　　可悲的是，从晚清以来，中国但凡评价日本，都有一个逻辑：日本在历史上所有的暴行和兽性，都被归咎到某种“主义”（军国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上。

　　“主义”固然在塑造着人，但“主义”本身也是人所创造，更是由人所实践的。同一“主义”，在不同的人群手中，会实践出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现实体现来。与《南京！南京！》同时上演的《拉贝日记》中，那面庇护着中国生灵的巨大纳粹旗帜，就是对这种“主义”原教旨观点的最好嘲讽。

　　日本百年祸华，军国主义毒害了国民，但正是其国家利益诉求制造了军国主义。甲午战争作为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次海外作战，成功地在刚刚统一起来的日本推行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日本人第一次集体凝聚到了同一面旗帜下，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奋斗。而甲午战争也令日本“人民”获得了巨大的战争红利，无论教育、医疗、还是经济，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而此后不断移民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日本“人民”，得到了巨大的殖民利益，从而洋溢着无比的骄傲和自得。日本的战争之车就这样在利益的驱动下，飞快地驶向卢沟桥。

　　所谓的“防守主权线”就是守住碗里的，“保护利益线”则是看着锅里的。

　　英雄的绝唱

　　纵观中日历史，一个特殊的现象是：中国英雄多为悲剧的主角，故事也多发生在民族内忧外患的悲秋。岳飞、文天祥、戚继光、林则徐、张自忠，每一位都因为抗击外侮而将英名铭刻在我们民族的凌霄阁中。而日本的英雄，如伊藤博文、乃木希典（日本陆军军神）、东乡平八郎（日本海军军神）等等，都是因为对外扩张而被供奉在靖国神社（尽管这个名字令我们华人这么刻骨铭心），受亿万日本人的祭奠。

　　回眸历史，除了本身就是异族入主的蒙元、满清以外，自汉以降的整个中国历史，几乎没有任何基于扩张的战争。中国历史的英雄都是被动地被异族的铁蹄激发起来。大汉王朝霍去病主动出击、纵兵大漠的神武事迹，在其之后几乎是绝迹的；“敌可摧，旄头灭，履胡之肠涉胡血。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胡无人，汉道昌”，李太白吟咏霍骠姚的《胡无人》，也从此成为中国文学的绝唱。到了唐代， “但使龙城飞将在”也不过是为了“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诗句），越过阴山去主动出击的雄心是早就没有了的。

　　与此相比，日本的“英雄们”野心勃勃，甚至某种程度上说是兽性勃勃。日本整个国家战略都是进攻性的，有不少学者都论证了这是因为其乃小国浮于大洋之上，必须御敌、甚至主动迎敌于国门之外，否则，小小的本土毫无战略纵深，很容易被逼到“最危险的时候”。客观地看，所谓军国主义和扩张战略，也有其相当的必然性，就如二战前的德国要争取“生存空间”一样，这是一个资源贫乏、区位局促的国家。

　　自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便确立了 “继承列祖列宗伟业，……宣布国威于四方”（明治天皇《御笔信》）的基本国策，与中国历来奉行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不同，日本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国家在主权线之外，还有一条利益线。189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的《外交政略论》中就指出：国家独立自卫要靠防守主权线和保护利益线。所谓的“防守主权线”就是守住碗里的，“保护利益线”则是看着锅里的。这一“利益线”理论直接成为甲午战争的推动剂。

　　在这样的国家战略之下，日本的“英雄”当然是外向的、进取的。

　　悲痛如果不化作力量，眼泪就是最无用的化妆品。

　　肤浅的悲情

　　我们在时刻提醒日本勿忘侵略史的同时，却只提醒自己是个受害者，没有提醒自己去反省何以总是成为历史悲情的主角呢？受害者这样的身份，究竟是耻辱还是荣光？是否因为有了一个可供谴责的强盗和匪徒，我们就可以有理由和借口将窝囊与无能包装成悲壮和高尚呢？

　　日本在中国的一场场大屠杀，是我们民族的悲剧，更是我们的耻辱。仅仅控诉暴行，仅仅诉诸悲情，丝毫也不能减弱我们应有的自责。遗憾的是，日本人被打回老家都已一个甲子，我们却还只沉溺于悲情之中，停留在哭诉的“伤痕文学”阶段，难以自拔、难以深入。一个遭受了过度苦难的民族，如果把精力只是放在控诉上，而不是放在自省和自强上；如果把纪念只是寄托在罹难者身上，而不是寄托在抗争者身上，它在心理上就还是一个弱者。

　　悲痛如果不化作力量，眼泪就是最无用的化妆品。

　　与悲情的眼泪同样滔滔不绝的，就是高喊“抗日”的口水。1895年，日本著名间谍宗方小太郎在发给大本营的战略分析中认为：“中国实属不明日本之真相，虽识者亦甘于表面之观察，轻侮指笑，自以为得者滔滔皆是也。” 而以翁同龢为代表的所谓“主战派”，战事未起时，爱国分贝就十分高昂，一力主战，大大压缩了本就回旋艰难的外交空间；战败之后，则 “声泪并发，罔知所措”。清廷在无奈之下，只好劳动李鸿章出面议和，翁同龢又想设定“赔款可以、不可割地”的限制。其实他也知道在那样的环境下，不割地是不可能的了，无非是多割与少割而已，而且最好不要从自己手上割，于是便将和谈的重担及几乎必然招来的“汉奸”骂名一股脑儿推给李鸿章。

　　“口水抗日”者，正如陆奥宗光在指责甲午战争胜利后“浅薄”的日本人一样：“对于一切事情往往只出于主观的判断，丝毫不作客观的分析研究：只重内而不顾外，只知进而不知止”，“此时如有深谋远虑的人，提出稳健中庸的主张，就被目为毫无爱国心、胆小卑怯之徒，将为社会所不齿。”

　　梁启超对口水抗日英雄进行了深刻的描述，说：“夫虚骄嚣张之徒，毫无责任，而立于他人之背后，折其短长以为快谈，而迄未尝思所以易彼之道，盖此辈实亡国之利器也。”

　　这种口头的、激情的、追求剧场效果的“爱国主义”，与需要静下心、沉住气、卧薪尝胆般地学习敌人（“师夷长技以制夷”）相比，成本低、代价小，见效快。一方面是逢日必反，另一方面是对日本的无知，甚至毫无“知”的愿望。

　　日本作为我们的“移情寄托物”，给了我们难得的全民认同的宣泄口；而日本作为镜子，也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未必是变革年代所应有的心浮气燥。

　　日本的镜鉴

　　甲午战争以降的一百多年，日本不仅成为中国的一面镜子，更深深地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成为中国人心理的阀门。

　　甲午战争的惨败，令中国从这面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落后与愚昧，所以要以日本为师，变法自强；日俄战争中貌似强大的俄国惨败，中国人又从这面镜子里看到了立宪制度的伟力（当时大国中只有中俄两国是君主专制的“灯塔”，两国为此还曾惺惺相昔过一段时间），推动了立宪，乃至共和革命；日本全面侵华后，中国人又从这面镜子里看到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放手一搏，以铁血牺牲换取了1945年的重新崛起：一洗百年耻辱，跻身世界五强。

　　镜鉴之外，“日本”和“日本人”这两个词，已经融入了中国人主流语汇。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似都对“日本”和“日本人”有着自己深刻的、坚定的见解。

　　国家竞争，固然需要激情，但更需要冷静，这和近身肉搏需要气定神稳的道理是一致的。日本作为我们的“移情寄托物”，给了我们难得的全民认同的宣泄口；而日本作为镜子，也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未必是变革年代所应有的心浮气燥。

　　在中日百多年来充满爱恨情仇的历史中，骨子里依然是“利益”二字。为了国家利益，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它的铁蹄却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为了国家利益，中国人在民族意识支配下，真诚地以日为师，甚至幻想着黄种兄弟联手对抗西方；为了国家利益，日俄战争前后日本竭力拉拢中国，随后又从中国“兄弟”这里攫取更多利权、乃至欲图吞并；为了国家利益，觉醒了的中国要奋起反抗，“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为了国家利益，中日两国至今也在有意无意地利用历史资源，进行博弈……

　　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陆军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在《清国征讨方略》一书中写道：“今日乃豺狼世界，完全不能以道理、信义交往。最紧要者，莫过于研究断然进取方略，谋求国运隆盛”，“兵力不整之时，万国公法亦决不可信……既不足恃，亦不足守”，这样有见地的、赤裸裸的直指国际秩序核心的想法，即便出自我们的敌人之口，至今亦值得回味与咀嚼。

　　（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见解，不代表《中国经营报》的观点）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