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昆明7月31日电（记者 伍晓阳、缪晓娟、杨跃萍）31日下午，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大会在昆明闭幕，大会通过并发布了《昆明宣言》，针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发展所面临的诸多机遇和严峻挑战，全球参会学者表示将为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共同繁荣的实现及和谐世界秩序的构建而努力奋斗。

　　    本次大会主题为“人类、发展与文化多样性”，来自全球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430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大会共组织165场学术专题研讨、22场影视专题会议、23部人类学影片展映和6个展览活动，有5位国际权威专家和14位著名学者在会上分别作了主旨演讲和名家讲座，参会的国内外学者充分展示和交流了各自最新、最前沿的学术研究成果。

　　    鉴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发展面临诸多机遇和严峻挑战，参会的全球人类学与民族学者共同通过并发布了《昆明宣言》。宣言指出，作为人类生活与生态环境互动的卓越成果之一，文化多样性体现着人类独特的创新能力，同时作为群体互动交流的坚实基础和个人幸福感的不尽源泉而存在。

　　    《昆明宣言》声明，国际社会必须尊重发展中国家、少数民族、弱势群体及底边社区参与经济发展的平等权利，同时必须尊重其文化资源、社会尊严及话语权利。社会文化歧视，包括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对人类的道德及社会和谐造成严重伤害，因此被视为人类的公敌并在全世界受到谴责。

　　    《昆明宣言》认为，文化多样性、人类发展与生态可持续性之间紧密互为。不同文化群体的相互尊重与公平博弈是生态平衡、社会和谐及共同繁荣的保障。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的道德义务之一，是通过知识的积累与共识的寻求，确保文化的多样性、生态的可持续性及少数民族和底边社区权益。

　　    本届大会组委会主任、国家民委主任杨晶在闭幕式上致辞表示：“这次大会是一次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影响广泛的大会。《昆明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中外学者就国际社会和学界广泛关注的一些重大问题达成了共识，标志着中国学界与国际学界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本届联合会理事国会议投票决定，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7届大会将于2013年在英国曼彻斯特举行，主题为“人类的演进，新兴的世界。”

　　    中国坦诚面对世界

　　——写在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大会闭幕之际

　　    新华社昆明7月31日电（记者 李自良、伍晓阳）7月27日至31日，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大会在昆明成功举行。来自全球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4300多名专家学者，围绕“人类、发展与文化多样性”的主题，开展了深入而广泛的交流，并就人类发展路径的选择、文化多样性保护等重大问题发表了《昆明宣言》。

　　    国内外专家学者认为，本届大会是一次特色鲜明、内容丰富、影响广泛的国际学术盛会。中国以坦诚的胸怀面对世界，绚丽多彩的中华文化令国外学者为之惊叹，民族政策的成功实践赢得国内外专家高度评价，中国学界的国际学术话语权得到提升，倡导和谐世界的理念引起海外学者的强烈共鸣。

　　    多彩中华文化令国外学者“大开眼界”

　　    “我一直以为中国人就是汉族。我怀疑，大多数西方人都像我一样对中华文化缺乏了解。”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皮特·戴维斯教授在云南亲眼见到有着不同语言、文化风俗和生活习惯的多种中国少数民族之后，对中华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

　　    与戴维斯教授一样，1000多名海外学者专程来昆明出席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大会，其中许多人是第一次来到中国。这场国际学术盛会首次在中国举办，为世界各国专家学者打开了认识中国的一扇窗口。

　　    “通过学术交流、文化展览、影视展映和实地考察等活动，国外学者零距离地观察和体验中国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深入了解千百年来形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本届大会组委会秘书长黄忠彩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介绍。

　　    “在这里，我看到了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收获了很多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的知识，整个展览令我印象深刻。”来自菲律宾雅典耀大学的人类学者安娜·拉不拉多在参观“多彩中华——中国的少数民族”展览后说，她还在参观中拍下了许多关于彝族毕摩、纳西族东巴等民族文化的照片，准备带回国后深入研究。

　　    “通过展览，我看到了中国少数民族的生活状态，了解了他们的风俗习惯。”来自法国里昂第一大学的民族学者杰拉尔德在留言簿上写道。另一位来自保加利亚的学者艾琳娜·玛鲁希亚科娃则对记者说：“中国少数民族丰富的服饰、建筑、饮食、婚俗、节庆……每一项内容都让我着迷。”

　　    在云南大学科学馆，人类学影视展映受到各国学者的热情关注。负责影展的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庄孔韶教授介绍，影展精选了23部人类学影片轮流展映，其中15部记录的是中国少数民族的生活和变迁。他说：“这次影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联合会影视人类学委员会主席Postma教授正式提出，希望组织部分优秀影片到欧洲巡回展映。”

　　    弥勒县可邑村作为彝族阿细人的发源地，吸引了众多国内外学者实地考察。来自英国伦敦的希拉里·卡伦对独特的阿细文化充满了好奇，尤其痴迷于彝族舞蹈“阿细跳月”。“这种舞蹈太精彩了，音乐也非常欢快，他们的舞步、音乐和服装打扮保留了许多原生态的风貌。”她表示：“中国能将这种少数民族村落向国外学者开放，真令人非常高兴。”

　　    中国民族政策的成功实践赢得高度评价

　　    考古人类学研究证明，大约距今200万年前中华大地就有了人类的足迹。经过漫长的发展，各民族密切交往、相互依存，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科学的、系统的民族识别，我国最终确认，56个民族组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

　　    中国的民族政策，包括坚持民族平等原则，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事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各类人才，尊重少数民族文化风俗和宗教信仰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何星亮研究员指出：“这些政策是在尊重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制定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制定民族政策的立足点，是为了促进各少数民族与占人口多数的汉族共同发展进步，因为中华民族是个多元一体的大家庭。”何星亮认为，“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原的汉族与边疆的匈奴、鲜卑、突厥、吐蕃、回鹘以及百越等民族不断地交流融合，共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化文明。”

　　    “藏族文化和汉族文化的交流源远流长。雄伟的布达拉宫就是唐代汉藏和亲的历史见证，藏人生活必需的茶叶也是从内地传来的。”中国第一位藏族人类学博士格勒表示，“虽然藏族在居住环境、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上都有独特性，但是藏族也和其他民族一样，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平等一员。”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人类学教授尼古拉斯·泰普曾在中国开展多年的田野调查，他认为中国民族政策“令人赞赏”。他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促使少数民族观念更加开放，发展变化的速度加快，而政府同时鼓励少数民族保护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独特的生活方式，值得世界上许多别的国家借鉴。”

　　    “中国既让少数民族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又采取措施保护他们的文化，这种做法非常好。”来自菲律宾雅典耀大学的血安娜·拉不拉多表示。另一位国外学者认为，中国扶持少数民族发展的成果显著，对多民族国家极具借鉴意义。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主席瓦格斯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有必要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多元文化和少数民族。世界上有很多和中国一样的多民族国家，但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处理好多民族之间的关系，中国的民族政策为世界在处理多民族关系方面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中国学术界的国际学术话语权得到提升

　　    “在这次大会上，我国学术界与国际学者零距离地进行交流和对话，把国际上最新的人类学研究成果带到了中国，把国内学者的丰硕研究成果展现给世界。”黄忠彩对记者表示，“这将有助于提高中国学术界的国际学术话语权。”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每5年举行一次世界大会，此前已举办15届，中国是继日本、印度之后举办大会的第3个亚洲国家，也是继印度、墨西哥之后举办大会的第3个发展中国家。虽然中国是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的沃土，但中国学者鲜有机会站在学术论坛上与国际学者对话，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争取国际学术话语权，首先要有对话的平台，否则话语权就无从谈起；其次要有相当的实力，能拿出一批让国际学者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三是交流方式上要解除障碍，让国际学者了解中国学界。”黄忠彩认为，3000多名国内学者与1000多名外国学者坦诚交流，无疑是争取话语权的一个重大突破。

　　    “我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到了应该创立自己学派的时候。”参加大会的多位国内著名学者共同呼吁。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现代化进程对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等形成不可避免的冲击。人类学和民族学者对这些重大问题的研究，正是结合国情实际、立足本土构建我国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的机遇所在。

　　    “西方学界仍然掌握着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对中国存在严重的误解和偏见。”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景军认为，“这次大会在中国举办，许多国外权威专家学者来到中国，与国内学者面对面地交流，到少数民族村寨实地考察，是消除误解和偏见的根本途径。”

　　    “西方之所以掌握话语霸权，是因为几乎所有的观察者、描述者都是从西方往外看的。关于异域的叙事在满足西方大众的好奇心时，在知识和社会观念上也不断强化了一种中心和边缘的结构关系。”北京大学教授高丙中说，令人欣喜的是，目前我国已经有一批人类学者走向海外开展田野调查，以中国的视角观察和审视世界本土文化，包括西方文化，这也将有助于打破学术话语权的不平衡状态。

　　    倡导和谐世界的理念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强烈共鸣

　　    本届大会主题为“人类、发展与文化多样性”，这个主题直面当今人类所面临的处境和问题，组织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什么是发展、如何发展、文化多样性保护等全球重大问题开展了深入地交流，发挥人类学与民族学在探索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多样共容、和谐共存进程中应有的学术功能。

　　    当今世界民族与宗教冲突硝烟四起，恐怖主义活动愈演愈烈，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引起了人类学者的忧思。中国作为“和谐世界”理念的倡导者和实践者，秉承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积极倡导不同文化相互理解和包容，促进文化之间相互依存和交融，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强烈共鸣。

　　    “文明之间的对话不仅有可能，而且十分必要。”当代新儒学代表人物、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在大会期间发表演讲说，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考验是不同文明之间能否和平共存，他认为中华文明是一种对话的文明，儒家人文主义传统能够消除西方启蒙价值主导的现代化带来的负面效应，促进不同文明的和谐共存。

　　    “儒家传统的‘恕道’就是文明对话的基本原则，不同信仰的人们可以和平共处。”杜维明认为，“来自西方启蒙传统的自由、理性、民主、法治等价值已经为世界广泛接受，儒家传统的仁、义、礼、智、信同样具有普世价值，因此儒家文明可以作为世界不同文明对话的中介。”

　　    杜维明说：“如果只有自由，没有公正；只有理性，没有同情；只有法治，没有礼让；只有权利，没有责任；只有个人尊严，没有社会和谐，我们就没有办法创造一个和平共存的世界。”

　　    联合会秘书长纳斯教授也表示：“全球化和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使世界在很多层面上趋同，一些弱势民族的文化和传统会流失。中国少数民族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会放弃自己的一部分传统，但令人高兴的是，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努力在促进共同发展和保持文化多样性中寻求一种平衡。

　　    与会学者认为，中国正在探索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路径，以实践行动对“人类、发展与文化多样性”作出自己的阐释和解答。

　　    正如大会通过的《昆明宣言》所宣示的：“文化多样性体现着人类独特的创新能力，同时作为群体互动交流的坚实基础及个人幸福感的不尽源泉而存在”，“我们表示将为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共同繁荣的实现暨和谐的世界秩序的构建而奋斗”。

　　    新闻背景：我国56个民族是如何确认的？

　　    新华社昆明7月31日电（记者 伍晓阳）目前我国有56个民族已经广为世人所知。但在历史上，我国究竟有多少个民族、各民族的族称是什么，历朝历代都没有弄清楚。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专家学者在全国开展了的民族识别工作，科学地理清了我国民族大家庭的基本构成，确认了56种民族成分。

　　    民族识别前的基本情况

　　    1953年，新中国开展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登记的民族名称多达400余种，其中最多的云南省有260多种，其次贵州有80多种。

　　    为何出现这种民族众多的复杂情况？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历史上无数次的民族迁徙与融合，使各民族既相对聚居又交错杂居，民族成分和称谓纷繁多样。二是各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发展不平衡，各民族的不同自称和他称交织在一起。三是新中国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许多原来不敢公开民族成分的少数民族纷纷上报自己的族称，要求成为新中国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这400多个族称中，有的是同一民族的不同自称或他称，有的是同一民族不同支系的名称，有的是以居住地名为族称，有的是不同的汉语音译，这些都需要一一甄别。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识别首先被提上了民族工作的日程。民族识别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识别认定某一族体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认定该族体是单一少数民族还是某个民族的支系；确定这一族体的民族成分与族称。

　　    民族识别的主要原则

　　    民族识别是一个涉及民族平等的重大现实问题。我国的民族识别是以经典民族理论为指导，结合我国民族的实际情况并尊重本民族的意愿进行的。

　　    根据经典民族理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前苏联根据不同的社会形态，还有“民族”与“部族”之分。为此毛泽东主席提出：“科学分析是可以的，但政治上不要区分哪个是民族，哪个是部族或部落。”在这个原则指导下，民族识别主要依据民族特征和民族意愿来开展。

　　    民族特征是识别民族的基本依据。我国从民族实际情况出发，灵活地运用关于民族的上述四个特征，对民族分布地域、族称、历史渊源、语言文字、经济生活及心理素质等进行全面分析考察，谨慎地确定每一个群体的族属和族称。比如生活在湘鄂川黔四省交界处的土家族，在外界看来与苗族或汉族没什么区别，后来经中央组织专家学者调查，最终确认土家族为单一民族。

　　    我国在民族识别中尊重民族意愿，坚持“名从主人”的原则。本着这个原则，许多原来带有歧视性的民族称谓得到改变，如将“归化族”改为“俄罗斯族”，“崩龙族”改为“德昂族”，“毛难族”改为“毛南族”；原来的“猺族”后来改称“傜族”，经民族识别后改称“瑶族”，从动物变成人最后变成宝玉。

　　    民族识别的主要历程

　　    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前后历时30多年，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到1954年，这个时期主要是进行调查研究，同时确认了一批民族成分。比如如云南、贵州、广西、湖南等省区对自报的民族进行实地调查。除了公认的蒙古、回、藏、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外，这个阶段还确认了壮、布依、白、傣、傈僳、哈萨克、鄂伦春等民族，共计38个少数民族。

　　    第二阶段为1954年到1964年，在基本掌握各族体的族源、语言文化、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民族识别，主要集中在西南和中南省份。这期间中央先后派出调查组赴云南、贵州等地开展民族识别，新确定了土家、达斡尔、布朗、阿昌、普米、德昂、独龙、门巴和珞巴等16个少数民族。

　　    第三阶段为1964年到80年代末，期间重点是对民族成分进行恢复和更改，对一些自称为少数民族的群体进行识别和归并。如对贵州省60多万“穿青人”经过识别认定为汉族，云南省的“苦聪人”归属为拉祜族、“摩梭人”归属为纳西族。从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开始，全国陆续恢复和更改民族成分的有260多万人，主要是满族、土家族、苗族和侗族等。1979年，国务院确定云南西双版纳的基诺族为单一民族，成为我国第56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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