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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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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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雁

　　2008年秋天过后，“全球金融危机”开始打击中东欧地区，一些在东欧问题上“报忧不报喜”的媒体又热闹起来，因此我们此行的最大目的就是看看这些 “新欧洲”国家在危机之下的真实状况。

　　我想，抛开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字，我见到的两位中国人在当地的切身感受是首先值得一提的。他们都已在东欧生活多年，一位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开中餐馆，据他说，危机以来生意确实颇受影响，匈牙利人的消费比过去谨慎多了，他的餐馆今年上半年的营业额大约萎缩了20％。另一位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做国产日用百货的批发生意，他也感叹现在生意难做，但其中的涵义却与前一位大有区别。他说，转轨初期捷克市场商品紧缺，人们收入也低，因此廉价的中国百货卖得非常火，那是他的黄金时代。可是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捷克人变得越来越有钱，市场上的商品越来越丰富，中国的廉价商品就越来越卖不动了。他的市场也从比较富裕的首都布拉格，逐渐转向了相对贫困的俄斯特拉法、乌斯季等地区。至于当前的经济危机，他平淡地说：“我在这里就没有感到什么危机。”应该说，这两位同胞的直观感受与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是一致的：这场经济危机对“新欧洲”的影响在各国差别很大，在匈牙利比较明显，在捷克则比较缓和。

　　而在与捷克、波兰的几位学者的交谈中，我们针对“金融风暴”和东欧加入欧盟后的变化这两个备受关注的话题，提出了以下问题：（1）经历了金融危机，你们是否认为过去 “越开放就越好”的战略是错误的？这次经济危机是否使左派开始了对自由市场的反思？（2）你们加入欧盟后的政治、经济状况如何？加入欧盟的政治目标达到之后，社会共识、政党凝聚力是上升还是下降了？（3）经历了“东倒”（靠向苏联）与“西歪”（融入欧洲）之后，你们自我认同的理念如何体现？他们的回答尽管只代表学者的看法，而且有些观点难免偏颇，但听听这些见解，对我们仍是有益的。

　　如何看待金融危机？

　　对于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一问题，由于捷克、波兰、匈牙利等国的国情差异，学者们的回答是五花八门的，此处可以略作概括。

　　对于危机形成的原因及在本国的体现，有人认为是当地年轻人与美国人类似的“透支消费”、“寅吃卯粮”，使消费支出大大超过了实际经济能力，导致国家大量举债。中欧各国的外债共达1.7万亿美元，几乎每国外债占GDP的比例都超过了50％。有人认为，金融体系自身的漏洞导致了经济萧条，世界金融秩序在本次风波中调整和重组，就是要提高调控能力，危机与转轨国家的私有化改造、融入欧洲没有关系。有人甚至同意俄罗斯总理普京的说法，认为危机是中美两国造成的，即美国不负责任、毫无节制地滥印钞票，中国则向全球销售廉价商品，积累大量的外汇储备。

　　总之，大多数人都倾向于认为，金融危机的确对各国造成了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根本性的，不是来自体制内部的，不是转轨战略造成的，与各个转轨国家里左右两派的价值理念也没有什么关系。

　　从目前的情况看，“新欧洲”一直比“老欧洲”增长得快，现在双方的差距是在缩小而不是拉大。从经济增长水平看，2001－2003年中欧八国的经济增长率为3.1％，比当时欧盟十五国的平均值高1.7％。在加入欧盟之后的2004－2006年，中欧八国的平均增长率为5.3％，比原先的欧盟十五国高3.1％。即使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新欧洲追赶老欧洲”的趋势也没有停止。显而易见，“新欧洲”各国是“欧洲一体化”的最大受益者。

　　在危机爆发的2008年，“老欧洲”的德国、法国与意大利“三巨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只有1.3％、0.7％和－0.6％，而“新欧洲”的波兰、捷克与匈牙利虽然也减速了，但依然分别达到5％、4.2％和0.9％。到了2009年1月末，欧盟再次调低今年的增长率预期，认为德、法、意都会出现负增长，分别为－2.3％、－1.8％和－2.0％，而波、捷、匈则分别是2.0％、1.7％和－1.6％，只有匈牙利有轻微的负增长。虽然现在看起来，今年的情况可能要比预期的更严重一些，但“老欧洲”比“新欧洲”的麻烦大，这个基本的局面并没有改变。而且，无论是这些数字，还是我们从各国市面上得到的直观感受，都与所谓东欧各国正在经历“又一次多米诺骨牌”、正在相继倒下的说法相距甚远。

　　而且，危机主要影响的是从事金融投机的富人，对社会底层影响较小。以退休人员的状况为例，据欧盟统计局7月公布的数字，2009年，英国、德国、法国、捷克分别有30％、17％、13％和5％的退休者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从这个数字也可以看出，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是“老欧洲”，而不是“新欧洲”。

　　当然，由于大环境的影响，中欧国家在2009年也遭遇了经济减速。具体而言，本次危机对富人的影响大于穷人，对外资企业的影响大于本国企业，对短期投资的影响大于长期投资，对出口行业的影响大于内销企业，对“老欧洲”的影响大于“新欧洲”，对民众心理造成的冲击大于实际影响。但危机已使中欧各国的国际融资减少，失业人口上升，通胀压力增大。因为西欧国家的金融业在危机中首当其冲，为了保证本国银行的资本流动性，西欧的大公司从设于中欧的子公司抽取资金。金融业萎缩导致西欧各国的失业率上升，从而使它们对中欧劳动力的需求减少。目前来看，中欧各国的失业率均未达到20世纪90年代的最高峰，而“老欧洲”与“新欧洲”的就业率基本持平。

　　要解决西欧资金的撤离问题，就需要欧洲这条大船上的“船长”不仅顾及“头等舱”，也要照顾“二等舱”和“三等舱”，因为哪个部位破裂了，都会导致大船的倾覆。“新欧洲”不会成为“老欧洲”的弃儿和欧洲统一体中的 “贱民”，而会成为与“老欧洲”利益互补的共同体。

　　2009年有两个“关键词”很流行，一个是 “一体化”（integrated），一个是“团结”（solidarity）。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各国彼此联系越来越紧密，没有哪个国家能做到一枝独秀。2009年3月21日，欧盟27个成员国在布鲁塞尔举行特别首脑会议，协调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克服“新”、“老”欧洲之间的矛盾。在会上，九个新入盟国家单独举行了会议，为反对保护主义而统一步调，其实就是在警示“老欧洲”，不能有“弃卒保车”的狭隘考虑。法国的一些贸易保护举措，遭到中欧国家的一致反对，被视为一种“逆一体化”的“经济铁幕”。

　　中欧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策略

　　具体来讲，中欧各国都制订了反危机政策，以减少西欧造成的连锁反应，有的加强社会保护性的福利政策，有的动用一系列干预手段，加大投资，增加就业，刺激消费。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保住工作岗位，刺激经济发展”。受金融危机冲击最大的匈牙利的具体做法是，下调个人所得税，延长退休年龄，增加贷款，扩大就业。匈牙利社会党虽然明知在2010年的议会选举中面临下台的危险，但依然承诺在2010年和2011年分别减少5500亿和6500亿福林的政府开支，并在2009－2010年的连续18个月里向建筑行业投资80亿美元。捷克在2009年2月16日通过了总额达700亿克朗 （约合31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9％）的一揽子计划，旨在防止经济衰退，保住5万－7万个岗位，并用于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投资。波兰、斯洛伐克也制订了相应的救市政策。德国政府则向证券市场提供5000亿欧元的经济援助，并投入4760亿欧元重组国内银行，对资产在百万欧元以上的80万富人直接征收1.5％的税收。

　　另外，在统一欧洲的共同利益下，中东欧也需要西欧尽快渡过危机，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得到恢复。波兰原有常住人口3800万，现在减少到3600万，就是因为有200万人常年在西欧打工，他们的欧元收入是波兰相当一部分家庭的主要生活来源，也是可观的外汇收入。在我们看来，现在的“新欧洲“和”老欧洲”之间的关系，有点像中国内地省份和东南沿海发达省份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存、资金与劳力互补的关系。现在中国由于出口业的萧条，出现了农民工返乡的浪潮，而中欧国家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打工难”的局面。总体来看，匈牙利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最重，然后是斯洛伐克，波兰次之，捷克较轻。

　　下转42版

　　上接41版

　　与我们交谈的人，很少有把目前的问题归咎于本国经济转轨的制度设计和加入欧盟的。他们均认为现在的困难既不是内部原因造成的，也不是由于当初策略选择的错误，在他们看来，新自由主义追求的效率与社会民主主义追求的公平是可以共存的，所以不会改变融入欧洲的决心。他们举的例子是，俄罗斯没有参与欧洲一体化，但仍未能避免经济下滑，其幅度之大超过了中欧。仅在2008年11月，俄罗斯的外汇储备就缩水了288.7亿美元，卢布急剧贬值。2009年1月，俄罗斯工业生产值下滑16％，创下历史纪录。2009年前7个月，俄罗斯工业产量延续去年的下降趋势，又下降了14.2％。假如说“新欧洲”是因为融入“老欧洲”而遭遇了“连带危机”，那么强烈反对“北约东扩”的俄罗斯怎么也受到了影响呢？这就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在全球经济危机之下，谁也不要幸灾乐祸，这场危机既不是 “历史的终结”，也不意味着以与全球自由市场相区隔为标榜的左翼会获得大发展；第二，只有一些与世隔绝的国家才不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它们面临的是另一种危机。正如捷克学者兹拉塔·切尔维娜所说，我们需要继承的是人类共同的遗产，而不是某个派别、某种主义的传承，最小的代价、最快的途径只是一种理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任何国家在学习过程中都不可能一点 “学费”都不交。

　　与“西边同志”价值观“错位”的

　　中欧左翼

　　“新欧洲”的左翼不像西欧一些共产党那样，认为这场危机是“新自由主义的破产”，可以趁机提出一个“左翼纲领”，掀起一个“重新国有化”的高潮。2008年11月底第十次“世界共产党国际”会议上发表了《圣保罗宣言》，宣称本次危机证明了“社会主义才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替代选择”，这个宣言在“新欧洲”的左翼中也很少有人知晓。中欧国家那些由原先的执政党改名重建的社会党，不仅已与过去决裂，而且与他们在西欧的“同志”相比，更加趋近自由主义。他们反对使用“左派复兴”、“红三角”（指议会、总统、政府均为左翼人士）等概念。中欧的许多执政的前共产主义者比右派更急于实行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阿尔巴尼亚的社会党人纳诺说：“我们的改革既不是为了迎合左派，也不是为了迎合右派，而是由现实的需要所决定的，我们必须在务实主义和平民主义之间做出选择。”

　　一来由于中欧国家的左派急于摆脱过去的“历史包袱”，生怕别人说他们与“苏联模式”仍有瓜葛，二来由于巨额的赤字与空虚的国库，社会党人无法实施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计划，资本的极度稀缺也使他们难以实践“劳动优先、节制资本”的思想。在资本稀缺而劳动力相对过剩的情况下，工人一方在谈判时处于弱势，左派政府作为社会协调人难以坚持 “劳动高于资本”的原则，于是在“新欧洲”各国的转型期间，便出现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在几乎所有社会党执政的国家，社会保障与公共福利的水平都很差，至少在匈牙利等几个国家，社会党复出后的社会保障水平甚至比右派执政时更差。

　　直到现在，中欧国家左右派体现的价值理念与西欧截然相反的奇特现象依然存在。在西欧国家，社会党是“小人物的保护者”、福利政策的倡导者，与此不同，在中欧国家，常常是左派要搞市场经济，右派在争福利，或者说，左派说的是社会民主主义，实践的却是自由主义，而批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旗往往是由一些持教会立场的右翼组织高举的。在这个问题上，匈牙利和捷克的情况都十分典型。在匈牙利搞私有化最积极的不是与战前传统关系密切的右翼的安托尔政府，而是1994－1998年上台的社会党政府。霍恩政府采取“面向外资全卖光”的政策，一年里卖掉的企业远远超过前任的右派政府四年的总和。社会党政府也是“加盟入约”最积极的倡导者，甚至提出“谁耽误入盟谁就是国家的历史罪人”的口号。在“新欧洲”，每一届左派政府上台之后，不是加大劳方的谈判地位，而是大搞货币财政“双紧缩”，大砍社会福利。

　　在捷克，右派体现传统左派价值的现象，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典型的自由主义“右派”政权克劳斯政府，虽然实行大刀阔斧的私有化，但在社会保障与福利国家政策方面的力度，却要超过中东欧大多数 “左派”执政的国家。在“大众私有化”时期，捷克的失业率不升反降，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维持在2％－3％左右，不仅为东欧最低，在全欧也是就业最充分的国家。这一时期，捷克实际平均工资与人均消费均保持高达43％左右的增长率，在中东欧拔得头筹。在克劳斯主政的八年里，竟然没有一家大企业破产，社会福利事业是政府预算开支的最大项目。而奉行社会民主政策的 “老社会党”上台后，则热衷于压缩、取消前任的福利开支。“新欧洲”这些转型国家的“价值错位”往往让很多人犯糊涂。所以中欧左翼的态度常常会让另一些“社会主义人士”大跌眼镜，不论是在国内的政治经济转型问题上，还是在“回归欧洲”的问题上，他们都比国内的右翼更加积极，即使是在金融危机过程中，这一决心也毫无动摇，除了个别的“新社会主义者”和极小的、从来不可能进入议会的“斯大林派”之外，几乎没有一个左派组织反对过私有化和“加盟入约”。

　　2004年之前，在加入欧盟问题上，中东欧的左、中、右派保持了高度一致，甚至是“左派比右派积极，民间比政府积极”，匈牙利左派政府甚至把能从欧盟拉来资金作为考核政府官员的重要指标。针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捷克学者兹拉塔·切尔维娜说：“我们就像一个备考的学生，经过了长期的备考，最终得到录取，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所懈怠是正常的，目标实现了，精神就不需要长期绷得那么紧。”

　　对“融入欧洲”的历史思考

　　现在人们对“新欧洲”国家的概括是，“一个国家、两三个大政党、五六家外资银行、七八家外资企业”，可以说80％的工业、金融资产都被外国人买走了，“民族企业”已无立足之地。对于这个说法，当地的学者基本承认。他们强调中东欧国家都是小国，仅从一国的范围看，市场和发展前景都是有限的，国民收入的很大部分仍需依赖外汇渠道创造，国家的建设需要仰仗大国的物质力量。用波兰著名学者亚当·沙夫的话说，这是一些需要 “同别国结盟的国家”，是“依附别国的国家”。一直以来东欧都是一个走廊，一个政治的十字路口，一个地缘政治的“断层带”，是几大势力争夺的矛盾集中点，东西方对峙的前沿。中欧人民都具有强烈的历史感，为自己的独立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但很长时间以来，它们不是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就是在奥匈帝国的统治之下，或者在沙皇俄国的统治之下，1918年才在“凡尔赛体系”下赢得独立自主的发展，但仍摆脱不掉欧洲大国的影响。

　　社会模式的选择不由这些国家的民众做主。1947年波兰当时就是否要搞社会主义进行过全民公决，只有7％的人投了赞成票，哥穆尔卡也说，波共在1945年以前影响不大，缺乏社会基础，“波兰不能是一个苏维埃共和国”，但是1948年强制推行的“莫洛托夫计划”根本就不顾及东欧国家的利益和他们自己的探索。正如亚当·沙夫所说：“很清楚，当时波兰根本不要这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所以后来波兰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不受欢迎的革命，况且这场革命来自于对波兰进行了150年瓜分和奴役的国家。”波兰 “已经有了错误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前政权的垮台就是明证。”波兰人都知道著名的“兰普遗言”是：“如果靠苏联红军的刺刀在波兰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事业在波兰将被推迟几代人的时间。”历史上的亡国之痛，苏联强加给他们的斯大林模式，这一历史积怨一直沉淀在波兰的民族意识深层。

　　1956年和1968年，匈牙利人和捷克人都以不同的形式力图挣脱苏联的控制，中东欧各国共产党也曾经为探索社会主义制度的多样性做过努力，都被苏联人当作“反苏”、“反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分子”加以清洗。虽然在社会主义时期这些国家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提高，但仍无法和西欧的发展速度相比。苏联领导集团的道义危机终于在戈尔巴乔夫带给东欧的宽松的政治氛围中爆发。这些国家二战之后处在屈服于苏联大党主义、服从苏联利益的不平等状况之下，必然会把摆脱苏联的控制与否定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

　　而他们认为，现在西欧是稳定的民主社会，在文化上与中欧又有一致性，向西靠的结果一定会强于原来在苏联体制之下。文化上的归属和社会主义阵营中长达40年的受压制，使他们“向西靠”的决心很大，这些国家在国际格局中的定位被纳入欧洲范畴，他们认为这是保持地缘政治稳定安全的保障，与欧洲实现一体化不仅是基于文化的考虑，也有政治经济上的需求。在“安全真空”的情况下，他们担心自己被留在这个“已被抹掉的地区”，生存环境毫无保障，东边的俄罗斯持有核武器和能源两大武器，随时都可以威胁到他们的利益，于是他们沿着历史惯性，向外寻找新的安全保护伞和支撑力，民众对加入北约的支持率和积极性之高超过了政府。在“冷战”后国际新秩序的格局之下，波、捷、匈、斯这些第一方阵的国家都表现得很“亲美”，匈牙利为要求美国在其境内建立反导系统和雷达站而与波兰、捷克展开竞争。

　　虽然都强调 “一体化”，捷克、波兰、匈牙利的表现仍有不同，俄罗斯人以前就对这三个国家有过评论：波兰由于和俄国之间历史积怨太深，相互的不信任短时期内是不可能化解的，波兰人的“兴风作浪”决不是历史的巧合。捷克人很像德国人，冷静、理智、谨慎，没有想明白的事情不会盲目去做，一旦下定决心便会很投入。匈牙利做谁的学生都会很努力，当年的霍尔蒂被希特勒称为“好学生”，1948年拉科西自称是“斯大林最好的学生”，而如今谁都知道，匈牙利是欧盟中的“优等生”。

　　积怨甚深的俄波关系

　　波兰人自己说，他们介于两个曾操纵世界命运的大国之间，好几次都濒临灭亡，但每一次都顽强地活下来，靠的就是不屈不挠的英雄主义精神。亚当·沙夫说，每个波兰人都知道，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价值是上帝、尊严和祖国。波兰民族的社会特性十分明显，贵族民主和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历史造就了波兰人的造反派性格和个人主义特性，很容易发展成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无政府主义。这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波兰诗人诺尔维德曾经这样评价过波兰人的民族性格：“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和世界上最糟糕的社会。”波兰人以具有非凡的战斗精神闻名于欧洲，越是受打压反弹就越大。在历史上，德国人也伤害过波兰人的感情，但是在波兰人看来，德国人在民主制度下已经有洗心革面的表现，而“俄罗斯尚未准备好接近历史问题的实质”，所以“向西靠”强过“向东靠”，向西可以寻找到安全和经济稳定，向东则要为自己的政治前景担忧。历史上沙俄的三次瓜分，抢走了波兰62％的土地和50％的人口，1938年波兰共产党被斯大林解散，20世纪30年代有2万波兰共产党人被苏联人杀害，因为在苏联人看来，一旦战争爆发，维护波兰利益的爱国主义者，很可能同德国人勾结反对苏联，波兰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对苏联是十分有害的，必须把它们彻底根除。

　　俄波两国的历史冲突加剧了他们之间的隔阂，尤其是“卡廷森林事件”和“华沙起义”中苏联人的所作所为，让波兰人无法原谅。历史宿怨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苏东剧变”已经过去了20年，但波俄之间的不信任没有任何改变。在波兰人看来，重新审议历史是现实的基础，俄国人则坚持“不翻历史旧账”，双方在历史问题的认识上仍有不小的差距。在这种状况下波兰的亲欧、亲美就是必然的，所以波兰积极支持美国在中欧建立反导基地，而且主动要求在本国领土上建立反导基地。2005年普京不参加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解放60周年的纪念活动，时任波兰总统的克瓦希涅夫斯基也没有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盛大阅兵活动，普京在现场讲话中没有提及波兰人为战胜法西斯做出的牺牲和贡献，在波兰民众中引起强烈愤怒，作为回应，当时的华沙市长卡钦斯基要以车臣叛军首领杜达耶夫为华沙的一条街道命名，莫斯科官员则威胁说，要把波兰驻莫斯科大使馆所在的街道改名为“米哈伊尔·穆拉维约夫大街”（此人曾镇压波兰1863年起义）。这些外交冲突表明，俄波之间的分歧与隔阂至今无法消除。正是这些因素，加速了波兰“向西靠”的决心，因此波兰融入西方主要考虑的是外交、战略目的。

　　基于现实考虑的匈牙利选择

　　1989年剧变之前，匈牙利就经历了几起几落的改革历程，而每一次都与国际政治环境休戚相关。苏联多次迫使已经启动的匈牙利改革刹车，他们深知外部条件的重要作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在临去世前，有记者问他：“为什么我们不能摆脱别人，走自己的路？”他回答说：“外部环境太重要了，我们从来与苏联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平等的，千百万匈牙利人、党内反对派、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为此而奋斗过，我们无法做到在所有的方面都是自由的。”换言之，屈从苏联是不得已的选择。剧变之后，匈牙利很快成为经济上最彻底的“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的国家。针对经济转轨时期采取的“面向外资全卖光”的战略，匈牙利人也曾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些坚持民族主义的右派政治家对此举仍心存疑虑，十分担忧，担心以后匈牙利只能成为西方经济的原料加工基地和产品销售市场，无异于沦为经济殖民地，充其量只能从西方国家在匈的经营成果中分得一杯羹，而经济上的依赖必然导致政治上成为西方的附庸。但同时他们也承认这种一步到位地找到“最终所有者”的方式在经济改造方面是一种捷径。左派政府则认为，鉴于以往的教训，趁现在俄罗斯地位相对软弱提供的历史机遇，应尽快地在政治、经济、军事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实现一体化，这样做不仅能带来经济上的好处，而且能尽早实现国家安全，当时的总理、社会党主席霍恩甚至说：“错过了机会将是历史性的犯罪。”这种生存安全感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共识。

　　匈牙利首先力争在立法方面与欧盟协调一致，这方面它在转轨国家中是最突出的，现在匈牙利95％以上的法律法规达到了与欧盟趋同的标准。匈牙利社会党政府的一位经济部长说：“市场开放度最大的国家也就是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国家。”他认为，在加入北约、欧盟的大趋势下，融入欧洲是早晚的事，何况从历史上看，东欧这个走廊，不是向东就是向西，对外依赖性一直就很强，现在通过私有化过程提前进入欧洲一体化，应该是个好事。可以说匈牙利的“向西靠”是很明显的主动迎合，在他们看来，多元化、市场化和北约化是“三位一体”的。

　　捷克：“留有余地”的政治传统

　　捷克不像波兰那样，与俄罗斯有许多历史仇怨，也不像匈牙利人那样主动地靠拢。捷克人一直就以谨慎周全著称。哈维尔有一句名言：“捷克人是没有热情的民族。”1938年，面对德国的入侵，捷克选择了不抵抗，因此1945年德军从捷克撤退对布拉格老城没有进行任何破坏，使布拉格成为二战后东欧唯一保存完好的都城，就连捷克与斯洛伐克的分家，也是一种温和的“无过失离婚”，这和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国之间残酷的种族战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捷克曾经有过发达的工业，曾跻身于十大工业国的行列，可是由于1948年以后实行的苏式计划经济，到20世纪60年代，在世界工业国中的位次便降到第十二位，人均产量落到第五，生活水平已明显低于原本远不如它的奥地利。到了1989年，奥地利人均国民总产值达17820美元，占世界第12位，而捷克只有不到5000美元，不仅不如奥地利，更是落到了巴西、西班牙与韩国等之后，退出了主要工业国行列。

　　捷克的国父马萨里克 （1850－1939）与捷克特色的外交策略缔造者贝奈斯（1884－1948）在对内对外政策上奠定了一种适于小国生存的 “捷克模式”。马萨里克认为自己是“胡斯精神”的传承者，他创建了一种基督教式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他在1887、1889、1910、1917年多次去俄国，两次拜访托尔斯泰，持一种靠近立宪民主党立场的社会民主理念，二月革命后曾多次发表声明支持临时政府，反对十月革命后的“无产阶级专政”。马萨里克在1920、1927、1934年三次当选捷克总统，被捷克人称为“伟大的民主主义者、执政的哲学家、工人之友、人道主义者”。马萨里克也多次去过美国，他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苏俄与以“自由主义的语言”体现“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的美国做过比较，明显偏爱后者，“美国模式”是他心中的理想，他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捷克的实践相结合，试图探索一种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结合体。马萨里克提出的公正、民主、人道的社会主义观念，可称为20世纪20－30年代的“第三条道路”。因为亲眼目睹了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剪除异己的斗争手段，马萨里克在执政期间一直对“苏维埃化”和“布尔什维克们”保持高度的警惕。马萨里克与贝奈斯的理论资源一直是剧变后捷克政坛的主流，当初克劳斯设计“证券私有化”就是秉承了“贝奈斯公式”的精髓，想给捷克留有余地，不要一头扎入西方的怀抱，他多次告诫捷克民众不要对西方的所谓“小马歇尔计划”过于当真，凡事应当基于自己的能力。至今克劳斯还经常抨击当过欧盟轮值主席的托波拉内克对欧洲一体化过于热心，而且表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捷克不打算加入欧元区。所以克劳斯在“新欧洲”各国中被称为坚定的“疑欧亲美派”。

　　一体化的动力和阻力

　　欧盟的宗旨是 “为欧洲人民日益密切的联合奠定基础”，并最终实现“人民欧洲”的目标。对于这一点，“老欧洲”也有一个发展认识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经历过一个从“封闭关门”到转变立场的“开门接纳”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初，当波、捷、匈、斯四国组成的“维谢格拉德集团”提出“回归欧洲”的口号时，欧共体的态度是怀疑和警惕的，一直到1994年，欧盟还专门规定，除传统上信奉基督教的波罗的海诸国外，拒绝所有信奉东正教的前苏联共和国入盟。到了南斯拉夫联邦解体引发的战火在南欧蔓延时，西欧国家才发现“隔离政策”不是上策，方才重拾当年德国宰相俾斯麦的战略：“谁拥有了日耳曼人到俄国人之间的地带，谁就拥有了欧洲。”从此欧盟的立场开始转变，对“统一欧洲计划”逐渐积极主动起来。波、捷、匈、斯四国经过从1997年到2002年连续六年的评估，到2004年才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

　　从“老欧洲”的战略眼光看，“新欧洲”是他们的屏障。由于对军事实力强大的俄罗斯有所担心，他们需要“新欧洲”的入盟作为他们东部的屏障。但是正是因为“老欧洲”各国和俄罗斯隔得比较远，对其的提防心理也要淡得多。而“新欧洲”受过苏联几十年的干预、控制和压迫，当然对这一段历史感受更深，往往觉得“老欧洲”国家还不足以保护他们不受外来侵犯。“新欧洲”的一些国家对于曾被“老欧洲”出卖是有历史记忆的，比如捷克人就对“慕尼黑阴谋”感受甚深。因此，“新欧洲”与“老欧洲”相比，对北约和美国有更多的兴趣，所以也比“老欧洲”更亲美。

　　由于民族国家的体制和观念的冲突，欧洲一体化是一个长远的趋势，也是一个曲折的过程。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到《申根协定》，欧洲一体化有了长足的进展。但是最近几次欧盟宪法的全民公决遭遇挫折，又预示着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欧洲还需要消化已有的一体化成果，步子不可能迈得很快。欧盟这个超国家的治理体系，无论是成是败，都对人类的未来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至于在 “保护民族认同与一体化的矛盾如何克服”这个问题上，主动权在“老欧洲”。“新欧洲”更急于一体化，而“老欧洲”则对如何“保护民族认同”担心更大。2005年法国人和荷兰人就对欧盟宪法草案说“不”，他们担心该法案生效会造成民族和文化主体性的丧失，德国也有同样的担忧。欧洲一体化是一个相互磨合的过程，其内聚力与合作前景可能还会有反复。必得使新老成员国都可从一体化中受益，欧洲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共同体。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来源：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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