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高书信全集》目前以六卷本的规模出版，有人认为：“（凡·高）作为一个人，了解他正在做的超越一个疯狂的天才。”但也有人认为，此次的译本将凡·高变成了“糟糕的作家”

　　罗敏

　　试举不幸的艺术家，文森特·凡·高必在其列。那张割掉耳朵的自画像，更加强了关于其人敏感、脆弱、紧张、可怜的综合印象。但，如果生前几乎没有卖掉一幅画的凡·高，没有画作传世，他是否将只是一个悲剧，不再是传奇？今天，凭着900多封信件，我们可以说“不！”——这些书信，同画作一样，日复一日地记载下艺术家脑海中闪现的灵光，也许是其人生最生动、可信、直白的版本。通常是，不由自主地坐下来，匆忙写完，然后墨迹一干便迅速寄出——它们被创作，并没有要出版的预想。

　　1890年凡·高自杀，之后，几乎与画作同时，艺术界迅速发现了这些信件。信很奇怪，混合着热情洋溢、不留情面、随兴所至、欢呼雀跃的味道，因喷涌的情感而震颤人心，迅速获得了肯定。1983年便出现了第一个选本，1914年的版本已包括存世几乎全部信件，并于1958年被译为英文。而这15年来，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凡·高博物馆的专家，重新誊写、整理、翻译这些书信，试图给出一个革命性的解读。他们希望揭示的这个新文森特是理性的、坚定的、有思想的——“他作为一个人，了解他正在做的超越一个疯狂的天才，因为每个人都能成为疯狂的天才”。

　　《凡·高书信全集》目前以六卷本的规模出版，其中包括有凡·高速写、以其实际尺寸完整印刷的242封信。博物馆将于10月7日举办相关展览，明年1月，展览将到英国伦敦举行。这也是40余年来，伦敦第一个关于凡·高的展览。

　　1872年9月，凡·高给其弟写了第一封信，1890年7月，人们在其自杀之处，在其口袋里发现覆满血迹的最后一封信——18年间，凡·高一直是个充满想法的通信者。其中的多数信件，写给弟弟、艺术商人，给他提供经济资助的提奥（Theo）。1886年凡·高搬去巴黎与提奥同住，从此无需再写信讨钱，于是写信暂告中断。信中内容，是凡·高艺术人生的一部自传，同样也是一张情感晴雨表。有时候从一行到另一行，凡·高会从一丝不苟的整洁变为野性的混乱，有些信则绘满粗粝的速写。

　　“我寄来的这三张速写仍然粗稚，但即使如此，你会看到它们在渐渐改进。”1881年他写道。他自己无畏而单纯的风格已逐渐显现，最初是在这些速写中，然后是在油画中。而在1888~1890年，凡·高创作的高峰期、生命的尾声，提奥收到他用芦苇笔完成的作品，边上是优美的散文。这些内容，似乎证明了凡·高并没有疯。譬如他1889年在精神病院St Rémy的信《柏树》中写到：“这里的树非常高大。前景低矮，荆棘和灌木丛位于其后，紫罗兰的山丘，绿而粉红的天空上挂着一弯新月（crescent moon）……浓得化不开，一簇簇荆棘中闪着黄色、紫罗兰色、绿色的亮光。”

　　这一看待风景的强烈视野从未改变过。“让我常常知晓你所见的，那恒常让我愉快。”1873年1月，19岁的文森特告诉15岁的提奥。那时候兄弟俩都还年轻，很快凡·高转学到伦敦，他告诉弟弟：“尽你所能发现事物的美，多数人发现得太少了。”在他寄自伦敦的信中，那些用色浓烈的画家如雅姆·蒂索（Tissot）、约翰·埃弗雷特·密莱（Millais）等，受到热情赞美。

　　无疑，那一时期，凡·高的口味是非常多元的。他在信中提到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和作家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那时他们都还在世。凡·高将其描述为“也许会被认为站在现代文化最前沿的男人和女人”。强调创作个性的20世纪，将凡·高看作一个孤独的先驱者，但这无疑遮蔽了一个现实：凡·高受19世纪社会动荡和理想主义影响深重。如今出版的书信新版，揭开了这一谜团，将凡·高还原到其文化背景中，那时他最重要的老师包括画家米勒（Millet），在信中出现200次，以及被提及最多的作家左拉。

　　1886年凡·高搬到巴黎，却在那里迅速上了关于酒精、梅毒和印象主义的一课。然后，1888年2月，他向南去；离开马铃薯色的荷兰后，他去法国阿尔勒（Arles）寻找明亮的光线。正是在那里，后来他割掉了自己的耳朵，也正是在那里，他画画，以一种强烈的情感温度，展现他所见：“一片水域上出现漂亮的祖母绿和浓郁的蓝的斑点……淡橘色的日落让田野看起来像是蓝色——辉煌的黄色的日。”

　　当他在画作那些情感炙热的作品如《落日下的播种者》、《去往塔拉斯孔路上的画家》、《星夜》时，除了快乐的风景，恐怕没有什么其他的进入他脑海。这些作品，将他完全从色彩运用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他说：“当我变得更丑陋、苍老、吝啬、病怏怏和贫穷，我更希望通过绚烂辉煌的、精心安排的色彩完成我的报复。”

　　对于这些信的重版，评论界褒贬不一。FT专栏作者称其为“2009年迄今为止最重要的艺术出版物，即使不是这个10年”，并认为翻译文本现代而不炫技，能唤起凡·高那种朴素而让人共鸣的特色，注释也相对中肯。但《泰晤士报》的艺术评论家瓦尔德马·雅努茨扎克（Waldemar Januszczak）就没这么客气了。这位老兄喜欢老版本，对新版横加讽刺——“从这15年执着的重新审视中浮现的凡·高也许有更为精确的面目。但他是一个糟糕的作家。”——他更爱那个文采斐然、情绪饱满的凡·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