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彤

　　达理

　　南四环外旧宫一带，在北京是很偏僻的城乡结合部，尘土飞扬，看着完全不像北京。走着走着，突兀地现出一大片徽式建筑。进了小区，感觉才慢慢好起来。小高层，住在一楼的业主可获赠一个小小的徽式院子，有两只石狮蹲守。茶点摆上来，有亲自烤的饼干和现煮的咖啡，装在精致的盘子里。主人从小就是这么生活的，父亲在最落难的时候，家里还有5套瓷器分不同的场合用。而主人在美国开咖啡厅谋生，天天都要侍弄点心和杯碟，这些手艺就越发纯熟。在美国住了十多年，回到北京，想住四合院，但旧城胡同里的四合院好的已经不多，而且动不动就涨到几千万。找来找去，总算在四环外找到这么一个小小的院落，于是把朝阳公园附近的大房子租出去，住过来。朝阳公园自比纽约的中央公园，挣了点钱的海归都愿意住在那里，可房子在20层楼，不接地气。一到晚上，就是马路上嘈杂的声音，受不了。另一个朋友从美国回来，也想找这么个中式院子，小区里已经没有带院子的户型，只好再往南买，只差8公里就到河北。

　　如果父亲陈占祥与梁思成当年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实施，北京的四合院会是这样奇货可居吗？北京城就是一个大大的四合院。

　　但哪里有那么多的“如果”。

　　主人叫达理，是陈愉庆和马大京夫妇共用的笔名，两人是北大中文系同学。陈愉庆1970年毕业后，在东北做了5年乡村教师，乡下之穷，怎么想象都不过分。而马大京，却因祸得福，作为“反动学生”不予分配，留校改造。

　　政治高压解除后，两人先后调进大连市文联，成为专业作家，他们以“达理”为笔名，共同发表了多篇小说，得过全国大奖。那时写小说，只要写出问题来，就是好小说。“现在回头再看，粗糙得不忍卒读”。

　　1988年，陈愉庆的父亲应邀赴美，父亲在美国是英雄般的人物，可以有家属陪同，她便陪着去了。第二年，丈夫马大京带着女儿也来团聚。起初，他们没有想留在美国，因为国内的生活很风光，老父亲也要回国。后来国内情况变得一下子紧张起来，女儿又不愿意回去，女儿成绩很优秀，深受老师喜爱，但达理夫妇签证到期必须回国。老师提出一个解决方法，就是把女儿由她领养，他们夫妇就可以放心回中国。

　　老师是好心，但理上说不过去，哪有父母双全却把孩子送给别人领养的？女儿是他们下决心移民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华人通常都为下一代打算。

　　新移民能遇到的所有问题他们都遇到过。开咖啡厅，做电脑公司、办旅行社，他们以前学的是俄语，还得现改学英语。马大京当过电脑公司的送货员，不大的一箱子CPU就是上百万，经常被人盯梢跟踪图谋抢劫，好莱坞的飞车镜头在他生活里经常发生。还好，“养老的钱挣出来了”，房子也买下了，住在旧金山湾区，硅谷的核心地带。那里没文化，但托克林顿的福，挣钱比较容易。起初那里大陆人少，台湾人多，每年只过“双十节”，现在是“十一”国庆越来越热闹。领事馆以前开招待会，不过是在餐厅外面油腻腻的大房子里简单凑合，现在则要租大礼堂，华人的公司一家就包十几桌二十几桌，很是热闹。

　　华人势力大了，但要融进主流社会，还是难。当地发生过一件著名的案件，一对香港夫妇在一个纯白人的高级社区买了栋房子，需要加建二层，申请后获得批准，没想到刚刚动工就被当初一些未参加表决的白人邻居阻止。最后矛盾升级，这对夫妇将用毕生积蓄换来的这栋房子无偿捐给教会的收容所，供流浪汉免费居住，终至这个高级社区被流浪汉占领。我们眼中的香港人已经很西化，尚且拼个鱼死网破，难道这就是华人融入当地社会过程的真实写照？他们据此写成《飞舞芳邻》三部曲长篇小说，在《当代》杂志上发表：一个中国人，哪怕跟美国人已经没有物质上的差别，但在精神上的融入，还是那么难。

　　挣到美元，作品出版，可以在中美之间自由出入，身份问题却再度引起疑惑。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女儿。

　　独生女儿十五岁就跟着达理夫妇去了美国，20年过去，她几乎是个美国人。女儿从小成绩很优异，去美国一年后即加入学校辩论队参加全美中学生辩论赛获得第四名。后来一直上名校，读了斯坦福的博士，研究基因工程，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过论文。

　　女儿恋爱了，先是跟华裔富二代。本来很甜蜜，但富二代想让她以后回家当掌柜的少奶奶，女儿不肯。她讲女权，要做自己喜欢的事业，钱不钱的看得没那么重，就吹了婚事。但两家人仍是好朋友。

　　女儿最后嫁了个法国人，是同行，钢琴也弹得特别好，帮女士开车门，披大衣，拉餐椅，非常有教养。而且与女儿气味相投。工作时特别投入，一到周末，就到郊外游玩，拍很多鸟的照片。他是那么爱鸟，吃完饭，餐具先不洗，放在外面，让鸟先啄食剩下的面包渣。

　　达理夫妇跟女儿却越来越生分。30多岁了，女儿还不生孩子，当妈的总要问一句，女儿马上回答道：“这是我们的私事，你别管。”前面恨不得加上三个字：“你闭嘴”。回国时妈吃小时爱吃的甜食，女儿嫌脏，躲得远远的。陈愉庆觉得跟女儿说话越来越战战兢兢，不知道哪句话就踩了雷。她是中国式的妈妈，而女儿是美国式。

　　在北京的一天，突然接到女儿的电话，女儿全家要搬到法国去，美国的房子和所有杂物都被卖掉了。达理听得如晴天霹雳：他们在美国生活了近20年，一个家突然间被连根拔掉。女儿的选择，他们能理解，两个外国人在第三国，总不如去一个人的祖国。但事前，他们一点风声都不知道。

　　只能战战兢兢一次一次去签中国签证。生怕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就拿不到中国签证。

　　很想变回中国人，但60岁以上的老人不能再买医疗保险，中国的医疗难众所周知，一场大病用掉上百万的有的是。而且要退掉美国护照，跟办中国签证比起来，更难。

　　父亲

　　父亲70多岁时的照片立在客厅中，依旧意气风发。那是他担任“埃德加·斯诺教授”时在堪萨斯大学拍摄的，学校的墙上有幅大的。陈愉庆说美国人拍照片拍得真细致，为这张照片整整拍了一上午。显然陈愉庆对这张照片也很满意，印了很多张。

　　父亲的故事跟他们恰恰相反。父亲的世界观在西方形成，他从小上教会学校，后留英8年，30岁返回中国后，壮志未酬，一心想融入的是中国的社会。当年 《梁陈方案》不过十几张图纸25000字，父亲却用了20多年去承担后果。父亲的故事更多跟治国平天下有关，达理的故事更多跟安身立命有关。

　　陈愉庆回忆父亲陈占祥是个乐观、单纯、率真、生活西化但对祖国充满感情的人。陈占祥生于浙江奉化，与蒋介石胞妹之子竺培风是发小，蒋介石拟留东洋时，他父亲还与众乡亲共同赞助过。留英期间，陈占祥师从建筑大师贺尔福和“大伦敦规划”主持人阿伯科隆贝攻读博士，成为英国皇家规划师学会会员时，还不满30岁。蒋介石讲家族情谊，一直用私款请使馆资助陈占祥的学习。陈占祥理所当然地成为国民党员。1946年，陈占祥收到北平国民政府邀请他编制北平规划的聘书，当年即返回上海。第二年，权威杂志《建筑评论》以陈占祥的文章《中国建筑理论》为主，组织一些英国著名学者撰稿，出版了中国专刊。妻子曾笑侃他：一生的好运都在30岁前享尽了。

　　陈占祥的激情何以得见?据陈愉庆讲，在英国留学的8年间，父亲做过500多场演讲，宣传中国抗日。现实让他对国民党极其失望，但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只是看过斯诺的《西行漫记》，作为在英国演讲的素材来源。1949年晚春，对国民政府不抱任何希望的陈占祥决定随老师阿伯科隆贝去做香港规划。从英国运来的26箱书已经运到码头，机票也已经拿到。临行前夜，共产党军队冒雨进驻陈占祥家公寓所在的贝当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与撤退前国民党军队大肆抢劫形成鲜明对比。凌晨，陈占祥与妻子端了一锅牛肉汤给淋了一夜雨的士兵送去，战士们不肯接受，陈占祥只好端着锅回到屋里，放声痛哭。就像很多文艺作品里描写人物决绝的神情一样，他回到房间真的立即把机票撕碎了。不久便北上投入新北京规划工作，后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都市计划委员会企划处处长。

　　陈占祥的私人生活也很浪漫。陈占祥的妻子毕业于教会学校，拥有世俗女子的绝大部分优点，但陈占祥在英国期间还是爱上了一位英国女性。因为这位英国女性没有烟火气，可以陪着陈占祥天天看星星却永远也不要名分。陈愉庆不讳言谈父亲这段往事。她说：建筑和规划在中国划归工科，而在西方，则与艺术归类同类，父亲身上的艺术气息相当浓厚。不过，她庆幸父亲最终回到母亲身边，母亲的世俗生存能力超强，她会把穿不了的旗袍改成新式衣裙，哪怕住了10年的大杂院，每周还是要把床单被褥浆洗得干干净净，她还懂得炒股票挣钱，用挣来的钱买成首饰，并在全家经济陷入困顿时拿出去典当。

　　陈占祥一生中最重要的成果是未付诸实现的《梁陈方案》。梁思成比陈占祥大十多岁，有知遇之恩，两人学术思想相互认同，并且对社会主义都有真诚的向往。众所周知，《梁陈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保留北平古城，在西郊建立新的行政中心。但这个方案遭到反对，苏联方面提出将行政区设在全城中心。很快，学术之争升级，《梁陈方案》是“企图否定天安门作为全国人民向往的政治中心”，“必须打破旧城市对我们的限制和束缚，对北京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以共产主义的思想与风格，进行规划和建设”，北京终于成为政治、文化，还有工业的中心。

　　对于《梁陈方案》的废弃，女儿陈愉庆总结说：刚从硝烟中走出来的人的确很难理解世界上最先进合理的城市规划。彭真当时主持北京市的建设工作，大烟禁得那么严厉，仍允许马连良那些名角儿抽，因为他能理解角儿的意义，就宽容了他们的陋习。只是，彭真没能理解《梁陈方案》的意义。马大京在一旁补充道：这其实就是落后的生产关系与先进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并非针对梁思成、陈占祥个人，或者某个阶层。梁思成当时就对彭真说过：在政治上，你比我进步50年，在规划上，我比你进步50年。

　　1957年，陈占祥终于成为了右派，被送到昌平改造，家中经济一落千丈。陈占祥一直反对妻子上班，反对把孩子送到托儿所。他的理论是，妇女应该受高等教育，他们的职责就是以自己受到的良好教育，去相夫教子，让家庭更温馨美好。但眼下，妻子只得外出工作，每月挣38元，而且因为有文化，很快就做了统计员。解放前，妻子一直炒股，把赚得的钱都买成首饰，以防不时之需，没想到真的派上了用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妻子用一枚胸针换得3800元钱，度过了最困难的一段时间。

　　改造结束后，陈占祥回到北京建筑设计院，当时的院党委书记李正冠为他和另一个摘帽右派著名建筑师华揽洪成立技术情报室，专门翻译资料，一个共产党的干部对两位党外人士极尽照顾，还跟他们学外语。1966年，李正冠也被造反派关起来。听说李正冠几天不能进食，陈占祥马上跑到义利食品店买了白面包，里面夹了煎蛋火腿，又灌了一军用水壶的奶茶，给李正冠送去。没想到，这是自投罗网。本来作为摘帽右派，斗争已经没他什么事，他一去送饭，造反派直接把他也关进牛棚。一直到1969年冬才放出来。幸好看守们允许他不时出来放风，回家看看，这三年才算度过去。谁也不会想到送顿饭会把自己送到牛棚里去，但马大京说：陈占祥要不给李正冠送饭，就不是陈占祥。他有基督教精神，知恩必报。

　　送饭，又是送饭。陈占祥本不会做饭，但每次送完饭都会有戏剧性的命运转折。那次是1949年给解放军战士送牛肉汤，这次是给李正冠送三明治。

　　从1957年到1979年，整整22年后，陈占祥才重新回到规划专业岗位。1980年，陈占祥去菲律宾开会，这是他自1946年回国后第一次再出国门。而1988年，陈占祥担任美国柏克莱大学建筑系董事会教授。中国人有两名曾获此名誉，另一位是胡适。梁思成早逝，陈占祥成了英雄。

　　1990年，讲学结束，陈占祥立即返回中国。而他的女儿女婿及孙女，都因陪伴他而获准留在美国，成为美国居民。

　　访谈

　　经济观察报：你父亲这辈子值吗？他最重要的规划被弃置了，而历史证明他是对的，但北平古城再没有了。

　　陈愉庆：人生不是做交易吧，不是付出多少就要回报多少。其实我父亲也明白，刚从硝烟中走出来的人的确很难理解阿伯科隆贝的理论而守住古城。历史上北京被烧过多少次了。

　　马大京：说穿了，这就是旧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回避不了，必然的。

　　经济观察报：那他老人家有幻灭感吗？

　　陈愉庆：肯定有吧。但我们这一代根本不能与我父亲比，他受的教育，他对理想的坚持，他的乐观和单纯，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他的境界比我们高得多。

　　但是社会在变，以后应该不会有那么多的政治运动，我们的命运自然会比父辈更平静。

　　经济观察报：《梁陈方案》可以理解为新旧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但后面的经历，你父亲说过什么吗？

　　陈愉庆：没有，他从来不说。我们家孩子多，年龄又小，他可能是怕我们嘴不严，说漏点什么，我们就倒大霉了。也可能他从来没想过那么多。他是个乐观的人。中国后来的情况的确实好多了，这是人人都看得到的，他很乐观，觉得中国越来越好就是好事。

　　经济观察报：你父亲为什么一送饭就会有那么戏剧的效果？

　　陈愉庆：他是个天真的人，他偏偏要去自投罗网，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危险。相反，如果不去给李正冠送饭，他会不安心。

　　经济观察报：你父亲与梁思成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能讲讲林徽因和梁思成的事吗？现在关于他们的书特别多，有很多挺猎奇的。

　　陈愉庆：梁思成比我父亲大十多岁。我父亲决定不去香港后，马上给梁思成去信，要求参加新北京的建设。梁思成当时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他马上给北京市长聂荣臻推荐我父亲。后来不管梁先生主持了多少场批判我父亲的大会，我父亲都没有怨言，他理解梁先生当时的处境，也永远珍惜他们一起做梦的日子，他们一起竭尽全力地保护过古都。

　　我见到林徽因时，她已经四十多岁，身体很不好，非常瘦弱，两腮陷下去，头发梳成两条辫子，盘在头上，穿着件大袍子，身子在里面晃里晃荡的。她摘了一只肾，肺又有病，不像年轻时那么漂亮。她房间里有很多年轻时的照片，非常漂亮。但是她目光如炬，盯着人看的样子一点都不像有病的人。她说话很犀利，一针见血，男人都说不过她。她是个烈性子，曾经指着吴晗的鼻子骂过他，如果见了彭真，还真不知会怎样。要是活到反右，肯定是大右派。

　　但她太任性，情商低。梁思成情商高。他是真爱她，宠着她。

　　她的物质基础，就是她的身体，太差。她那样的思想必须要有好的物质基础。这方面她太差。

　　马大京：林徽因太理想主义，很激进。她提出要把故宫城墙拆了，让市民自由进出。还提出把东交民巷的那些外国建筑全拆了，恢复成更早的北京古城模样。其实那些西式建筑也是历史。

　　经济观察报：你父亲对国家是什么样的感情？

　　陈愉庆：他很爱国。虽然他并不关心政治。他们那一代人我们无法理解，最后他在美国可以留下来，我们有很多熟人和亲戚，他不留，因为他很朴素地认定他是中国人，就是要回中国去。

　　经济观察报：他是从文化上、民族上认同这个国家。

　　陈愉庆：是的。这跟其他东西没关系。这一点我们这一代做不到，我女儿就更做不到了。她根本不愿意听我们讲那些事情，觉得跟她完全没有关系。

　　经济观察报：你们发在《当代》上的小说《飞舞芳邻》三部曲是有原型的吗？

　　马大京：有，有对香港夫妇，花了120万美元买了栋白人区的房子，与当地人产生矛盾，为了报复，把这栋房子无偿捐给流浪汉，玉石俱焚。香港跟西方接轨比我们好，尚且受到西方的歧视这么深，隔阂也这么深，更何况从大陆去的人

　　陈愉庆：另一个原型就是我做保姆的经历。男主人是非常有钱的美国犹太老头儿，他家富到什么地步？院子里有5个游泳池，是不同的水温。新太太是韩国一位大官的女儿，老头想利用这位官员做韩国市场。他有糖尿病，每天吃得很可怜，倒是佣人们天天从城里最高级的餐厅订餐。那位年轻太太根本不管孩子，天天去纽约第五大道shopping，买来的东西从来不打开就扔在车库里，后脚就被佣人们拿回自己家。这种婚姻肯定是很畸形的。果然，妻子与司机有了私情。闹到法庭上，老头坚决不让妻子离婚分走一半财产，一心告妻子通奸，雇了很好的律师。没想到的是，妻子在法庭上拿出丈夫性无能的证据，反而通奸有理，胜诉。老头只好撤诉，从以前睁一只闭一只眼到干脆两眼全闭上。

　　马大京：这两个故事都是讲，亚洲人在经济上与美国人一样了，但精神上的融合更重要。那个韩国女人真是厉害。

　　经济观察报：你们家几代人都在不同的国家间游走，有什么体会？

　　陈愉庆：很想回国，但怎么回？我这个岁数已经不能在国内买医疗保险，我们怎么办？生一场病，几百万就没了。而且在美国要退国籍，非常麻烦，要查历年的表现，我们的很多证明都不齐了。女儿去法国时，把我们的房子卖了，我们在美国的根也没了。以后回去，还得另外找房子。法国不想去，不懂法语。

　　来源：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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