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

　　这个世界，谁都不是省油的灯，即使是弱者。上天给了所有的人下棋的能力与机会，这就叫博弈。大清国尽管积贫积弱，但从来没有停止过突围的挣扎与崛起的努力。

　　1909年年初，年轻的领导核心载沣就下了一着相当生猛的棋，矛头直指大清国最为凶狠的两大劲敌：北方的俄国熊与东方的日本狼（参阅本报10月12日“先锋话题”《西域狂沙东海浪》）。这一外交突围的核心就是：左挽美利坚，右携德意志，共同对抗英日俄法的松散同盟。

　　中美德三国跨越亚洲、美洲与欧洲，一旦建立同志加兄弟的关系，这必将改写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

　　当威廉二世大声嚷嚷“黄祸论”时，他的矛头从不针对中国，而是日本。西方的梦魇是：崛起的日本如果与中国结成黄种人的大同盟，那西方将面临又一次成吉思汗式的威胁。

　　德国“红绣球”

　　最早提出中美德三国同盟的，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吊诡的是，威廉二世也是“黄祸论”的大力提倡者，但这并不矛盾：无论是“黄祸论”还是与中国结盟，其核心都是德国的国家利益（参阅本报6月8日“先锋话题”《黄祸：中国威胁论的前半生》）。

　　值得注意的是，当威廉二世大声嚷嚷“黄祸论”时，他的矛头从不针对中国，而是日本。西方的梦魇是：崛起的日本如果与中国结成黄种人的大同盟，那西方将面临又一次成吉思汗式的威胁。为了对抗这种“黄祸”，必须将中日区别对待，西方应该在中国的改革和进步方面主动地发挥引导作用，使中国成为一个于西方“无害”的温和大国。

　　德国的宿敌是英国，英国在甲午战争前一直是中国的“准同盟国”，关系密切，但甲午战争中，英国选择了日本，中英关系迅速疏远。英德两国在欧洲剑拔弩张，在远东也不消停，随着英日关系迅速升温，英日两国在1902年缔结了同盟条约，这导致日本可以在远东与沙俄放手一搏。日俄战争后，英日同盟几乎在远东占尽上风，并且积极拉拢法国和俄国，几乎形成了寡头垄断的局面，这显然并不符合后起的德国与美国的利益。因此，德国在1906年正式提出了中美德三国同盟的构想，威廉二世亲自召见大清驻德公使孙宝琦，兜售这一对世界和平与中国自立有着非凡意义的方案。

　　当时掌舵的慈禧太后对此十分重视，中央经过慎重研究，考虑到英、日可能的激烈反弹，暂时没有接受德国抛出的这一“绣球”。

　　随后，列强在远东的均势进一步倾斜，在英国的斡旋下，日本甚至与宿敌俄国握手言欢，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双边条约，英、法、日、俄四国结成了事实上的松散战略同盟，德国在远东遭到“封杀”，同样受到冷遇的还有美国及其主张保持中国独立的“门户开放”政策。

　　对于德国的建议，美国相当积极。在罗斯福总统的推动下，美国国会终于通过决议，向中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专门用于招收中国的公派留学生（参阅本专栏10月26日《难产的美国梦》）。美国在严正重申“门户开放”、维护中国独立与主权完整的同时，还派出16条最先进的战舰组成的远洋舰队，巡视太平洋，向日本进行武装示威。

　　日俄两国握手言欢后，在大清的龙兴之地东北采取了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东北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当时袁世凯已经升任“军机大臣”，主管外交事务，在他的主导下，大清政府开始积极回应中美德三国同盟。美国“海归”、袁世凯最为亲密的助手唐绍仪（参阅本专栏11月2日《唐绍仪的浮沉》），受命于1908年秋率领代表团出访美国，表面上是为了答谢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实际上肩负两大使命：一是为东北的开发开放争取美国援助，二是推动中美德三国同盟的建立。美国朝野对此也高度重视，《纽约时报》破天荒地专门刊发了两个整版的长篇报道，配发了唐绍仪的大幅照片。

　　当然，为了防止干扰，中美德三国在接触中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但还是没有能躲过日本在华庞大的谍报网及英国在欧洲的谍报网。这成为中日之间的一场赛跑，还蒙在鼓里的唐绍仪代表团，在途经日本时被日本人以各种理由拖住行程（从之后的历史中，我们将一再地发现日本在这些方面的不择手段）。而日本则迅速加快了与美国的秘密谈判，以重大让步换取美国的支持，并赶在唐绍仪到达美国的当天，签订了《罗脱-高平协议》，美国以承认日本在东北亚的特权，来换取日本对维护该地区工商业机会均等的承诺。

　　唐绍仪访美实在不是时候。他刚到美国，就从国内传来了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驾崩的消息，美国政府面对中国不确定的局势，尤其是改革旗手袁世凯的去留，犹豫了。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多年的政治抹黑运动中，西方普遍相信袁世凯与光绪皇帝是不共戴天的仇人，慈禧太后逝世后，大权在握的摄政王载沣一定会对袁世凯进行政治报复，甚至肉体消灭，为其兄光绪皇帝报仇（参阅本专栏2月16日《袁世凯冬眠》）。而康有为也在第一时间向国内发出电报，要求诛杀“奸臣”袁世凯，并在美国积极活动，争取国际援助。这些倒袁行动，都得到了日本的大力支持。事实上，赶在唐绍仪之前签订日美协约，并无实质的意义，但美国有史学家认为，这正是日本人要通过破坏唐绍仪的出访来间接打击大清国的头号“抗日分子”袁世凯。

　　而美国方面，此时正值大选结束，已担任两届总统的罗斯福铁定下台，共和党的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在选战中胜出，虽然塔夫脱的任职经历表现出了对华的友好姿态，但处于新旧衔接之中，观察与等待几乎是必然的。

　　美国人的态度还是相当友好，即将卸任的罗斯福总统选择了新皇帝登基这天（1908年12月2日）接见唐绍仪，重申美国将继续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推动中国的改革与进步。候任总统塔夫脱也做了类似表示，同时委婉地指责中国因保密工作不严，被日本占得先机。

　　中德也迅速成为同志加兄弟，大清高级军事代表团接连出访德国，受到了超规格的接待，德国一如甲午战争前，继续在军事上强力支持大清国。即使在大清政权最为动荡的1910~1911年，德国依然决定如期实现其皇太子访华，这被视为对清政权的有力支撑。

　　同志加兄弟

　　日美条约的缔结，标志着中美德三国同盟已经难以在形式上建立。但是，以中国为核心、着眼于远东角逐的中美德三国友好关系，并没有受到实质的影响。

　　塔夫脱上任时，美国著名记者汤姆斯·密勒（Thomas F. Millard，参阅本专栏2月9日《1909年的春天》）在《纽约时报》上指出：“在西方国家中，没有任何国家像美国这样真诚地祝愿大清国繁荣昌盛，也没有任何国家像美国这样在帮助大清国实现其合理的发展志向方面给予它精神鼓励和物质支持。在未来的5年中，一个很有价值的参考因素将是塔夫脱总统本人会发挥出怎样的影响。在所有到访过大清国的外国人中，没有任何人能像塔夫脱先生那样给大清国所有阶层留下深刻的印象。……很难想象，大清国这个正在露出端倪的新政治集团不会把它自己的国家与美国的关系拉得更近，并且增加我们美国的威信和影响力，而我们自己的国家战略也应是通过一切正当手段以达到此目的。”

　　事实也证明，在塔夫脱总统任内，中美关系得到了更为长足的发展。大清随后派遣多个级别很高的代表团出访美国，中美在政治、军事和经济领域进行了全面的合作，甚至连极少接收海外学生的美国西点军校也罕见地对大清学子敞开了大门。大清军舰海圻号于1911年访问美国，塔夫脱总统在会见舰队官兵时，针对墨西哥当时发生的暴力排华事件，建议中国军舰应该前往示威，推行炮舰政策。大清政府采纳此一建议，果然从墨西哥争取到了巨额赔偿，大张国威（参阅本报5月18日长篇报道《龙行海上历历百年》之“宣威加勒比1911”）。

　　一纸条约，并没有能消磨日美之间的猜疑，日俄开战时，不少日本士兵在到达前线时还以为是对美作战，这种敌意并未消除，两国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美国的远东政策核心，就是帮助中国对抗日本，可以说，如果没有美国的强力介入，日俄两国早已瓜分中国东北。中美自此开始了长达40多年的蜜月期，并且在中国历次政权波动中始终不变。

　　中德也迅速成为同志加兄弟，大清高级军事代表团接连出访德国，受到了超规格的接待，德国一如甲午战争前，继续在军事上强力支持大清国。即使在大清政权最为动荡的1910~1911年，德国依然决定如期实现其皇太子访华，这被视为对清政权的有力支撑。中德这种因抗日而生的友谊，一直保留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即使民国政府在一战中选择了对德宣战，也没有受到实质的伤害，德国军援在后来抗击日本的全面侵略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有意思的是，威廉二世后来拒绝希特勒的邀请不回德国，根本原因就是希特勒居然放弃了抗日的大旗，而与日本人勾搭在一起。

　　在辛亥革命爆发前，美国已经承诺帮助大清重整海军，而德国则成为大清陆军建设的主要后援。暴动发生后，美、德两国都对清政府表现强力的支持，对反叛势力并不看好，德国驻华军队甚至直接为清军提供武装支援。这样的举动，一般被主流史家解读为“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但考虑到在所谓的“革命党”背后，同样有着更为浓烈的日本“帝国主义”，美、德的“反动”行为，便似乎有了更为合理的逻辑解释。

　　辛亥年，包括美、德在内的驻京外交使团联合发表了一个声明，内称：“中国若能和平停战主持立宪，则全球所欲盼，倘匆匆于战斗之际，急欲成立共和国，恐非时势所能，亦适启内地纷争之祸，实非中国之福。”此后的事实不幸而被言中，早产的共和，只是推翻了一个皇帝的名称而已，更多的不用皇帝头衔的“准皇帝”们风起云涌，中国的宪政很久都难以恢复到晚清的水准。自然，流产于1909年的中美德三国同盟，也成为历史的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