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言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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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2-28

　　汪言安

　　吃饭的间隙，伍皓突然放下碗筷，从上衣的口袋里摸出手机上网。然后他把手机递给本报记者，“你看，刚刚修改了一句回复网友的话，有人认为我的原话中伤面太大，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

　　作为第一个公开自己“微博”的政府官员，伍皓现在是随时随地写 “微博”。只要有空，他就拿出手机来记录所见所闻。面对一些网友的恶言攻击，他也会毫不留情驳斥，惹恼了，还会爆出几句粗口。“个人微博是我的私人空间，为什么要指责我作秀，难道有一官半职就不能有点自我？”他说。

　　每每提及他的微博，妻子就满是焦虑：“我多次催促他关了微博，以免引火烧身。”伍皓对此却不以为然，“把自己放在阳光下，一切都是透明而真实的，怕什么。”

　　“从我认识他开始，就知道他这个人很犟，也很韧，只要他认为是有道理的，就不顾一切地坚持，不达目的不罢休。”伍皓的妻子说。

　　有一次，他想请妻子去一家比较有特色的饭馆吃饭，但不太记得路，开车找了两个小时都没有找到，饥饿难当的妻子再也忍不住，让他停车随便找一地方吃饭。任凭妻子责骂，伍皓一言不发，只顾往前开，直到找到那家餐厅。

　　12月4日下午，还在外出差的伍皓接到了中共云南省委关于他“转正”的通知，这个消息让他鼓舞。去年11月底，伍皓正式从新华社云南分社常务副总编转任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分管新闻宣传，在任职的公示中写着“试用期一年”。

　　今年11月22日，伍皓开通 “微博”的第二天，有网友不客气地说：“你最多也就是一做记者的料！你真是一个另类，还是回去做你的记者去吧，这样你会感到轻松些。”当时伍皓非常不服气地回复：“回去做记者会是个好记者，不过现在我也觉得自己是个不赖的宣传部长。”

　　伍皓通过组织部考核的消息也让很多曾经为他捏了一把汗的同事松了一口气。

　　“在行政系统，新任命的官员一般都会选择四平八稳地度过第一年试用期，但伍皓在每一次突发事件中都会置身于舆论漩涡的中心，因此饱受争议和批评，”伍皓的一位同事坦言，“与传统的官员相比，伍皓显然是个另类，有很多人担心他可能过不了试用期的考察，官员在试用期内被拿掉，并不鲜见。”

　　来宣传部任职之前，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很多人都对这位年轻的记者并不陌生：个头不高，烟不离手，说话慢条斯理，文风犀利甚至有些泼辣。“过去只是业务上的合作，没想到有一天会来我们这里当领导。”宣传部的同事说。

　　伍皓新官上任的第一个提议就让宣传部的同事感到紧张。他提出，次年云南省“两会”的新闻宣传，可以考虑对国外媒体开放。对外媒开放地方“两会”，这在中国是没有先例的。

　　伍皓的提议获得了领导的同意。2月7日，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驻北京记者马苏德成为云南“两会”唯一一位外媒记者。

　　“虽然这次到会的外国媒体只有一家，但这是历史性的突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显示了云南省开放、自信的胸怀。”伍皓后来总结说。

　　会后有很多外媒主动联系，要求参加2010年云南“两会”的报道。

　　这是伍皓任职中共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后的第一次“尝先”，也让宣传部的同事对这位其貌不扬的年轻人刮目相看。

　　伍皓的同事们没有想到，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位“新人”还会接二连三地推出舆论监督和新闻改革新政。不断“尝先”的举动不仅让伍皓本人时时处于舆论漩涡，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也成了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宣传部。

　　云南省“两会”闭幕后的第二天，2月12日，24岁男青年李荞明在云南晋宁县看守所非正常死亡，看守所把李的死亡原因归结为 “与狱友玩躲猫猫游戏”发生意外。这一解释很快引发了铺天盖地的质疑声，“躲猫猫”也迅速蹿升为“第一网络热词”。

　　曾经是职业媒体人的伍皓也对晋宁官方的这一解释充满质疑，“要是他还在社里，肯定会第一时间派记者过去调查。”事后，新华社云南分社的一位记者说。

　　伍皓决定要弄清事件的真相。

　　2月19日上午，伍皓以协调人的身份，将公检法等相关部门的代表召集到一起开协调会，最终说服了相关部门代表。当天下午他在云南网上邀请网民参加 “躲猫猫事件调查委员会”。当晚，由4名政法界人士、3名媒体记者和8名网友组成的民间调查团正式成立，并在伍皓的协调下顺利进入晋宁看守所。

　　这一过程伴随着众多质疑甚至责难。外界认为，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和伍皓以官员的身份操盘民间调查，此举有“越权”和“以权代法”嫌疑。政府内部不少官员则认为伍皓“工作观念过于超前，会把云南引入舆论灾难”。因为这件事，伍皓甚至还遭到了领导的“诫勉谈话”。

　　网民调查团的工作并没有因此停下来。15天之后，云南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检察机关调查结论，相关责任人各担其责。“躲猫猫事件”引发的舆论风波逐渐平息。也正是“躲猫猫事件”，同事们开始领教伍皓办事的风格。“有时当天的想法，当天拍板，当天执行，效率之高前所未有。”伍的一位部下感慨。

　　伍皓在这一事件中开创的 “第三方调查机制”后来被全国各地效仿，这让伍皓很有成就感，“有人学习，说明这一改革创新就有价值。”

　　3月9日中午，全国“两会”休会间隙，作为云南团新闻官的伍皓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首次谈到了后来被广泛赞誉的“揭盖子理论”：一壶烧开的水，如果你还使劲地捂盖子，最后只能是将壶底烧坏，当你一揭开盖子，水汽就出来，正如沸腾的民意，再热也都会慢慢随风消散。

　　“在信息化社会，特别是在互联网普及的时代，任何事件都是捂不住的。‘捂’、‘压’、‘盖’只会让社会公众觉得政府心里有鬼，让真相变得扑朔迷离，并给谣言满天飞创造滋生的土壤。”伍皓在其工作日志中写道。

　　写工作日志几乎成了伍皓十几年来雷打不动的事情。妻子透露说，他会在每天的睡觉前，把这一天遇到的所有事情都拿出来过一遍，甚至包括一条手机短信息，有价值的就将其抄下来，作些点评。

　　对“陆良事件”的处理是伍皓这一年来的得意之作。今年8月26日，云南陆良县活水乡石槽河村的部分村民聚集到位于村口的石槽河煤矿协商赔偿事宜，最终“协商”演变成了一场冲突。

　　善于做比较的伍皓意识到，这一事件的本质与一年前的“孟连事件”异曲同工。“孟连事件”最终导致两名群众死亡，在国内外引起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当时还是新华社云南分社常务副总编的伍皓被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亲自点名参与采访报道。

　　“孟连事件教训深刻，依据当时的情形，陆良事件有可能比孟连事件更进一步，处理不好，后果不堪设想。”伍皓后来说。

　　伍皓在第一时间介入。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伍皓以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的名义发了一个后来被媒体和社会舆论广为赞扬的通知：大多数群众的共同诉求有合理的地方，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多从自身找原因，真心正视、回应和解决群众诉求，以此为中心工作，不能一味指责群众，甚至给上访群众乱贴“刁民”、“恶势力”、“不明真相”、“别有用心”、“一小撮”等标签。明确要求为事件的双方构建平等话语权平台。

　　一个令伍皓非常惊喜的现象是，事件发生之后，相关13个部门里有6个部门的发言人迅速到达事件处理指挥部。

　　“媒体来了之后，随时都可以直接问询各相关部门新闻发言人，了解事件的进展，各方的诉求。”伍皓说，在过去，一旦有突发事件，地方政府首先是增派大量人力对前来的媒体围追堵截。但我们要求当地政府开门迎接，彻底将过去的“盯记者”变为“迎记者”，“陆良事件”的每一步处理都在媒体的关注之下公开、透明地进行着。

　　下转08版

　　上接06版

　　一个星期后，事件相关方的诉求都得到了基本满足，“陆良事件”最终以各方都比较满意的状态得以平息。

　　伍皓觉得，各部门发言人第一时间主动接受媒体采访、及时通报信息的做法，足以证明在云南推行半年多的“舆论新政”理念已经开始正面影响基层政府的决策，这是事件顺利平息的关键所在。

　　11月21日，昆明市螺蛳湾批发市场因拆迁引发上千商户堵路事件，为了及时向外界公布事件进展，云南省在新浪网上开通了国内第一家政府微博——微博云南。

　　作为背后推手的伍皓说，“微博云南”目的在于通过博客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开公众关心的热点事件和政策信息，并与公众进行交流。以手机为载体的微博，在信息化时代无疑是最快的选择。

　　伍皓认为，每一次群体事件势必会伴随着流言甚至谣言，如果信息得不到及时沟通，民意就会在网络聚集，进而可能引发现实中更大的群体性事件。

　　政府微博的开通，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和网络新闻发布会的召开，都是为了做到宣传部与流言赛跑。“信息越公开，政府越可爱。”伍皓说。

　　不久前，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公布了 “2009年第三季度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陆良事件”被评价为“政府应对总体较为得体”，是今年十大事件中得到肯定评价的两个之一。

　　“今年中央党校的县委书记学习班上，‘孟连事件’是反面教材，‘陆良事件’下次可能被当作成功的案例为地方领导人处理突发事件提供思考。”来自中央党校党建部的一位专家说。

　　伍皓在今年7月的 “小学生卖淫案”事件中，也被强大的网络力量电了一 回，为此他不得不选择“暂时沉默”。

　　小学生卖淫案经媒体报道之后，网民在一家社区论坛上展开激烈讨论，很快伍皓也以宣传部官员的身份公开在这家论坛上一口气连发了4个帖子表达自己的观点。伍皓的加入，让这一网战迅速升温，论坛还专门开辟了“西南社区”板块，关注这一事件的进展。随着争论的升级，对云南和伍皓本人谩骂、侮辱的帖子也铺天盖地。有愤怒的网民甚至在网上称 “昆明市”为“昆暗市”。

　　有人认为正是伍皓挑起了民意的沸腾，处理案件的相关部门也对伍皓与网民论战的做法不满，“不讲政治”和“政治上太不成熟”的批评随之而来，领导再次找伍皓谈话。在各方压力之下，伍皓选择了“暂时沉默”。

　　“我以宣传部官员的身份公开在网上表达观点，是我的一次尝试，但效果并不理想，所以只好放弃，这也让我意识到这种做法还是行不通，以后不能再这样做了。”事后，伍皓总结说。

　　在这起事件中，伍皓和其所在的省委宣传部遭遇了很大的压力，省政府好几个部门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要求省委宣传部严肃处理当地的4家媒体和记者。

　　要不要去处理这几家被点名的媒体和记者？宣传部内部产生激烈争论。伍皓坚持认为，云南要建设“阳光政府”，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曾公开表示要 “舆论先行”，有出现不利于政府的舆论就处理媒体和记者，违背了“阳光政府”的理念。

　　在伍皓的坚持下，到目前为止，云南省委宣传部没有处理一家媒体，没有惩罚一个记者，没有关闭一家有不利于云南言论的网站，也没有去删除一个网帖。伍皓说，这是他今年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

　　2009年即将过去，伍皓从政也整整一年了。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一直以来给人的印象是偏远、经济落后，也非开风气先河之地，敏感的舆论监督和新闻新政举措为什么会在云南出现？伍皓自己也在思考这些问题。

　　“外界只是更多关注了我，实际上，一年来，压力和风险都是宣传部部长张田欣承担着。大家都把我当成了改革者，殊不知，一直在我背后做我‘勇闯勇试’后台保障的张田欣部长本身也是一个坚定的开拓者和改革者，没有他和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支持以及他们对改革者的宽容，我伍皓早就被灭掉了。”在伍皓的家中，他首次向媒体剖析了“伍皓现象”。

　　伍皓认为，中国并不缺乏有想法的官员，“若遇肠梗阻，任何一个想法也只能是空想。因此只能说我很幸运，能得到一把手领导的全力支持，否则光靠一个伍皓能折腾出什么来呢？每一项新政，都是有政府现行政策大背景做依据的，我只是一个不打折扣的执行者。”伍皓说。

　　伍皓对“不讲政治”的批评是不服气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党和政府主导、维护群众利益”的宣传政策方向很明确，但很多地方只是将其写在文件里，写在报告里，又有多少真正去探索并形成机制？

　　“中央说一说，跟着说一说，唱唱高调，喊喊口号，不去探索，没有任何探索实践，这才是最大的不讲政治。”伍皓说。

　　“伍皓现象”引起了全国的广泛关注。11月底，中宣部时事报告办在北京举行“突发公共事件形势与对策研讨班”，极力邀请伍皓给来自全国的学员作 “处理突发事件”为主题的报告。“台下听得似很震惊，还好无一人睡觉，主持人特意留出时间让提问，但没人问。”伍皓说。

　　广东的做法更让伍皓感到震惊。12月11日，广东省外宣办负责人带着全省近20名地方政府的外宣和网络部门的负责人，专程来昆明登门“要听伍皓讲一课”。“从广东人身上，我读懂了一个成语——不耻下问。”伍皓感慨道。

　　来源：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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