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报道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一家企业的命运会与一国经济命脉那么息息相关，韩国现代集团与韩国经济的关系却正是如此。而这种关系也导致了韩国现代峨山董事长郑梦宪选择自杀的方式于8月4日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政治债的代价

　　郑周永出生于朝鲜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1998年6月16日，他把500头牛通过板门店送到朝鲜，成为第一位在没有政府官员陪同下跨过边界进入朝鲜的韩国人，现代集团也是在北朝鲜投资额最大的韩国企业。

　　北京新华信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民指出，韩国企业的致命弱点是离政治太近，而韩国企业的继承制度，也使郑梦宪从父亲郑周永手中接过了“包袱遗产”。

　　多年以来，郑周永作为南方的友好大使为南北交流做了许多事，扮演了政治家们难以替代的角色。郑周永退出管理层后，郑梦宪延续了父亲的“北方情结”。在1999年现代集团的经营危机中，郑梦宪辞去在现代建设、现代电子、现代证券等一系列公司中职务，唯独不放弃对现代集团朝鲜事业的管理权。而最近以来，他的主要精力也放在对北问题上。

　　与政治太近显然培养了韩国企业的“自信心”，从而错误地估计形势，直到被限制自由、被捕或被通缉才恍然大悟。韩国检察机关从今年年初开始就现代峨山公司向朝鲜提供资金事件对郑梦宪进行了三次传唤调查，并禁止他出国访问；SK株式会社董事长崔泰源在今年年初被捕；早些时候，韩国另一位企业巨子、前大宇集团董事长金宇中也被韩国警方全球通缉。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易中公司董事长宋新宇认为，日本和韩国的大企业模式十分相似，其形成与政府的政策扶持、宽松的贷款以及国家资源倾斜密切相关。

　　韩国的大企业集团是60年代在政府的扶植下发展起来的，在韩国的经济腾飞过程中功不可没。然而，这也使企业财阀们滋生了“大马不死”的心理，认为企业规模越大，就越能立于不败之地。无限制地、盲目地进行扩张。长期以来，现代、三星、大宇、LG、SK五大企业集团相互跟风，见别人进入一个新的行业，便心痒难耐，迫不及待地跟进，“就好像有购物狂的女人一样”。

　　除此之外，腐败现象的滋生与蔓延也愈演愈烈，不正当竞争环境下不仅使大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也逐渐下降，也使给这些大企业打工的中小企业被无条件压榨，根本得不到发展。通过压低劳动力价格形成的优势已经逐渐消失。正如韩国前总统金大中所言：“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能以最优质量和最低价格生产出多少产品？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落后于政治家的企业家下场堪忧

　　时代终究会变，企业家如果没有在政治家之前就完成蜕变，甚至还要落后于政治家的改革，那么，其付出的代价也会更为惨痛。

　　在过去，历届政府对郑氏家族都待若上宾，将现代集团尊之为韩国的楷模。但今天，现代集团必须在一个国内外市场都更加开放的环境中学会竞争。

　　其实，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就意识到，五大财阀家族管理体制已根本不适应全球经济竞争的需要。早在1999年4月30日，金大中就向现代、三星、大宇、LG、SK五大企业集团发出了最强烈的警告，要求五大集团每月必须达到既定的改革目标，否则便要面对严厉的财政惩罚。其中包括：随时提高未偿还贷款的息率、终止出借新贷款、由法庭接管企业集团等。显然，最后一项惩罚措施将使集团股东们的管理权丧失殆尽。

　　面对金大中施加的压力，五大企业集团并没有真正重视起来。虽然他们多次承诺要加快内部改革的进程，但并没有真正尽力付诸推行，也导致金大中对五大集团的缓慢改革进程以及改革实绩很不满意。

　　而新任韩国总统卢武铉更是大力主张清算韩国财阀，在今年2月的就职典礼上，他表示要完成对韩国财阀集团和金融市场的整顿，恢复外国投资者的信心以彻底扭转韩国经济近几年的颓势。有专家分析，卢武铉的就职典礼标志着韩国政府与巨型财阀集团之间的角力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意味着韩国历届政府倾举国之力培养出来的“伟大企业”的温床轰然坍塌。

　　现代集团，这家韩国的企业巨舰已无法再航行在一个受到高度保护的经济环境里，曾经使他成功的国家指导下的资本主义已经不复存在。现在的韩国大企业不得不重新明白旧体制已经灭亡，要适应韩国新的游戏规则。

　　政治自杀与经济自杀

　　北京知行健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总裁孙树杰认为，郑梦宪的自杀表面是经济因素，是公司业绩下挫导致压力增大，而本质上是政治因素，是其个人终于意识到根本没有力量参与、推动政治游戏而导致的极度悲观。

　　亚洲经济体制与西方经济体制不同，东方是由政治力量掌控经济领域，而在西方是由经济领域力量涉足政治领域。

　　亚洲很多国家的政府不仅是经济政策的制定者，而且还是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包括正式的与非正式的参与。比方说通过很多国有企业参与经济活动，或者政府对某些行业和企业的扶持。韩国现代集团就是韩国政府一直扶持的对象，也是韩国为实现经济强国梦的历史产物。

　　政治力量一旦涉足经济领域，这些企业的行为就不是单纯的商业行为，比方说，现代集团的献金案件是一个企业试图去推动或者实现某个政治目的，在这里，就是朝鲜半岛和平。由于

　　这个问题涉及多国利益，包括美国、日本、中国、俄罗斯等，一个企业的力量(即便是跨国企业)根本无法参与政府间的博弈。

　　现代峨山集团的命运完全取决于这些国家对朝鲜问题的处理态度。虽然现代集团有功于南北重新对话，但是一旦政治气候突变，仍旧只能听天由命。

　　“当然，即便是西方的跨国企业在经营活动中也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政治因素，比如波音公司、空中客车公司对中国市场的销售经常会因为中美、中欧关系的冷热变化而发生急剧的改变。”孙树杰指出，跨国企业参与政治事务，既是其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自身需要，也是政治家们的需要。但是两者需要的目的不同：跨国企业当然需要直接依赖政府的力量获得更大的海外市场，而政治家则仅仅把这些企业当做一张牌。在这种游戏中，企业一般是被动的参与者和游戏的跟随者。现代集团并非首次涉足政治活动，只不过这次政治事件对现代集团的负面影响过长，过大而已。

　　病态恐龙迟早要绝迹

　　韩国培植了5大企业集团，却牺牲了金融业的良性运转。近年来，韩国银行界呆账率居高不下。早就有分析家认为，现代集团是一个典型的病态恐龙，只知盲目扩张，追求市场份额和公司规模，却很少关心投资回报，债务危机早已经积重难返。

　　现代集团的家族内讧也使财阀短板难以弥补。2000年3月，“现代家族”争夺集团领导权的内部争斗使人们对大财阀的健康发展彻底丢掉幻想。

　　其实，韩国的企业也有首席执行官，但在家族势力牢牢控制股东和董事会的背景下，这些首席执行官往往“沦为”公司的又一个雇员。一位当过首席执行官的人士说，美国的首席执行官可以做所有人都不同意的事，而韩国的首席执行官只要有一个人反对就做不成任何事。在西方，成功的首席执行官可以拥有公司认股权，而韩国的家族财团显然不愿看到“肥水流进外人田”。

　　在多数情况下，创建家族在整个集团的总股份最多只有5%，但是他们却能利用集团下属企业间相互投资，在董事会得到高达50%的投票权。通常由于多数小股东不参加董事会，这时只需要有30%的股份，就可以控制董事会。因此有学者指出，要想让职业经理人在韩国重新生根，首先要改良韩国的经济土壤—————改革大财阀的产权结构。

　　赵民认为，家族制企业在所有企业制度中，只能算是中策，上策还是选择开放的，对外选拔人才的企业制度。以现代为例，拆分后的现代集团就“越做越小”，显然已经背离了做世界一流企业的方向。即使是家族制企业，上一代与下一代之间的传承也应该只传股权比例，而不应传管理权，否则“富不过三代”是必然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