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软改变不了大环境，但可以营造优越的小环境。

　　本刊记者陈晨星说到东北，首先想到的是老工业基地厂房烟囱林立、机器轰鸣，这种景象在沈阳的铁西区还随处可见。但沈阳的东软集团有限公司却是个异类。东软的园区内有大片的草坪、树林，一个高尔夫练习场，一面湖水，其中点缀着几座蓝灰色的办公楼。这是东软董事长刘积仁根据美国软件园的特点设计的。

　　东软集团总裁助理王自栋解释说，“我们改变不了大环境，但可以营造优越的小环境，以此来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不仅是环境上的迥异，刘积仁说，“其实市场上也认为东北不是一个搞IT的地方，没有品牌，没有客户信任。”但东软不仅在东北生存下来，并迅速发展壮大：从1988年创业至今，现总资产已达到38亿元，是中国第一家上市的专业化软件公司。

　　王自栋认为，东北是建国后中国重工业的建设基地，改革开放前几十年国家的投资大部分都在东北地区，无论是资金、技术、人才都聚集到这里，东软就是在东北地区的比较优势下产生的。

　　东软数字医疗设备产品的成功就很有说服力。1998年东软成立了数字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研制成功了中国第一台CT、数字X光机、磁共振等产品。2002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59亿元，2002年生产的CT在中国市场的销量居第二位，核磁共振已经连续2年在中国市场上销量第一。

　　数字医疗设备是东软集团的3大核心业务之一，产品利润很高：一个核磁共振高档的卖1000万人民币，一台CT也能卖到200多万。刘积仁说：“做软件是我们的本行，东软不会制造，但我们为什么能‘做’出这个东西？因为我们把设备的图纸大量提供给东北地区的一些企业，像沈阳飞机制造厂，来帮助我们加工制造。比如CT里面有一个大部件只有拿做飞机的车床来做，极其复杂，真正在中国能找到这种车床的不多。一台大型医疗设备上千个部件，在东北可以解决一半。可以说从材料到加工水平，到各种各样工艺的控制，东北有特别好的积累。”

　　王自栋一提到东北振兴就兴奋：“东北要想真正成为中国的重工业装备基地，必须进行技术升级提升其竞争力，而且在国退民进的过程中，盘活这里国有资产和存量资产，价值不可估量。在今后20年，东北后劲很足，IT企业的机会很多。”

　　从东软的发展趋势看，1996年，东软开始走出沈阳，把投资触角延伸到全国各地。他们首先选择了大连作为东软主要的软件产品开发、软件出口、IT教育与培训以及外包服务产业的基地，目前沈阳和大连已经集中了东软80%的资源。

　　王自栋分析说，虽然北京上海深圳是中国IT业发展的热点，占据了中国80%左右的市场需求，但东软到这些城市去没有比较优势。而大连由于历史原因，以及语言交通上的有利因素，特别吸引日本韩国企业前来投资合作，东软的客户也在大连。而且在历次的人才招聘中，他发现在同等条件下，除沈阳以外的整个东北地区，甚至西北地区的人才都愿意选择大连就业居住。大连当地也产生了很多的软件企业，在全国软件出口量上大连排名第四，已经在软件业上形成了集聚的效应。

　　此外，东软在广东南海、四川成都也都建立了自己的软件园。多年的投资运作经验使王自栋意识到对软件企业来说，全国各地的政策优惠差异性很小，而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更重要一些，但首先考虑的还是市场和人力资源。

　　中国市场每一个区域都有自己的定位，顶新希望形成一个自我运转、自我满足的体系。

　　顶新：体会投资选择的艰辛

　　本刊记者阎宏飞

　　在台湾家族企业顶新集团的副总经理滕鸿年看来，“投资”是一个艰辛的字眼。这位顶新集团的职业经理人跟随“康师傅方便面”走过了16年，跑遍了祖国的大疆南北。

　　滕鸿年说，1988年，做油起家的顶新集团并没有像其它台商那样直接到珠江三角洲或福建，而是首选了北方城市——内蒙通辽，因为那里盛产蓖麻油的生产原料蓖麻籽。

　　北京是顶新要做的市场，天津离北京近，本来想在天津选个厂做油，可考察后感觉更适合做食品。当时在山东曾尝试做小食品的顶新集团在做市场调查过程中，发觉方便面的市场前景比小食品更广阔，于是滕鸿年和他的老板决定在天津设方便面厂。

　　但在申请营业执照时，顶新遇到了障碍。当时天津高层有一个默契，台湾的“统一”也要到天津投资方便面，而且有一个排它性条款——只准给它不准给别人，换句话说天津不能再发另外的牌照。在天津开发区领导的热心帮助下，顶新才得以落户天津。

　　1991年天津顶新成立，1992年第一包方便面上市。1992年上第一条生产线，1993年上第三条生产线。顶新为方便面起名“康师傅”，意思是“吃了方便面要健康，师傅是指在食品烹饪方面有造诣的人”。“康师傅”从此红遍大江南北，随着业务的扩大，相应的配套设施就需要跟上，但国内当时缺乏合适的配套厂商。

　　为此，顶新就从台湾找来相应的专业台商建厂，这些类似卫星厂也会享受与顶新相同的优惠条件，公司名称从外形上也雷同，比如做纸箱的叫顶信，做碗盖的叫顶盛。滕鸿年说：“顶新大规模的公司都有配套厂，而刚成立的新疆石河子厂和昆明厂就没有配套的包装厂，因为那边没有很大的市场，大马拉小车没有用。”

　　顶新也不是每一件东西都自己做。滕鸿年说：“只有一样我们不做，那就是面粉，为什么我们不建一个面粉厂来支持我们的加工厂，因为面粉不需要很多技术上的配合，只有会卡住喉咙的我们才做。”

　　顶新集团的业务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康师傅控股食品业，一部分是现代通路像乐购，另一部分是像德克士这样的餐饮业。滕鸿年说，中国市场是一个很大的潜在市场，每一个区域都有它自己的定位，康师傅希望自己所在的区域被管理得更好，从上游原物料的供应到下游销售链，形成一个自我运转、自我满足的体系。

　　每个区域完成自己的区域管理，而不是每个区域有相互的冲突，影响到他们成本结构的最佳组合，影响他们的销售秩序。滕鸿年说：“我们要考虑的是市场，同时也要考虑进入的门槛，比如乐购在上海有12家，北京没有，因为北京的土地价格很高，卖场租金的取得也很高，因此我们只有用低成本去扩张。”

　　在天津呆久了，滕鸿年对天津也有感情了。他认为，天津的政府办事效率比较快，做出的承诺会非常积极来兑现，让他们感觉到很轻松，其他的地方就会差一些。他说：“天津开发区的政府会考虑当时的现状，给企业很多的支持和建议，在出现问题时会主动帮我们沟通和解决，帮助企业维持在最佳的经营状态。”

　　如何使一些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成功地转型，亚泰水泥的经验是东北众多国有企业渴望知道的答案。

　　　　　　　　　　　　　　　　　亚泰水泥：困难国企实现成功转型

　　本刊记者周继秀

　　振兴东北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如何使一些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成功地转型？早在1997年就负债经营的双阳水泥厂，今日已成长为东北水泥龙头老大的亚泰水泥，其转型历程或许可以给出答案。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的前身是长春市双阳水泥厂，1993年建成投产的国有企业。工厂一期建设时，正值国家投资体制改革，实行项目资金有偿使用，企业一投产便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再加上当地21家领导部门打出的白条，更使水泥厂“雪上加霜”。到1997年底，企业总资产虽达9.7亿，却负债11.4亿元，负债高达117%，已资不抵债。

　　长春双阳水泥已经到了生死的边缘，破产倒闭这是谁也不愿看到的。恰逢其时，寻求扩张的亚泰集团看上了双阳水泥厂。当时双阳水泥厂的老总徐德复经过深思熟虑，做出被兼并的抉择。

　　国企转型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徐德复说，亚泰水泥的发展得到了当地政府很大的支持，市长兼任项目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在诸多方面给予了方便。兼并后，公司首先与银行签订免除欠利息2.4亿，卸去身上的沉重包袱。不缺市场不缺产品的亚泰水泥，还在成本管理上确立了动态的三级核算体系，实现了目标分解全员化。从公司开始，层层签订责任书，把成本费用指标逐级落实到工段、班组直至机台、个人。靠着天时、地利和人和的优势，亚泰水泥迅速占领吉林市场，在被兼并当年，就实现盈利。

　　实现初步盈利之后，担任亚泰集团的副董事长兼副总裁的徐德复更注意日后长远的发展和市场开拓，1998年，亚泰集团将配股募集资金4亿元全部投入到亚泰水泥二线上。第二线的建成投产使亚泰水泥的产量翻了一翻，利润翻了两翻多，2000年亚泰水泥的利润达到1.04亿元，亚泰水泥已成为亚泰集团利润的半壁江山。

　　亚泰水泥为何能够成为东北水泥龙头企业？一方面得益于独特得地理位置环境。从国内市场来看，目前有规模的水泥企业如冀东水泥、海螺水泥等几家大型企业远离东北，无论从成本还是市场考虑，很少企业北上抢占东北水泥市场，并且也很难在东北地区取得优势，亚泰水泥所处市场得天独厚，以吉林辐射黑龙江和辽宁；另一方面，亚泰水泥通过迅速的改制和转变，抓住东北基础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的时机一举迅速崛起，抢占市场先机。

　　长春亚泰集团下属22家颇具规模的控股子公司，内部基本形成水泥、房产、医药、证券、商贸5大支柱行业。其中水泥制造业逐渐成为亚泰集团的支柱产业和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69%之强。生产规模在东三省居于首位，在国家重点培育的9个建材企业中亚泰排在第6位。公司生产的水泥在当地的市场占有率高达64.1%，占据绝对的市场制高点。

　　徐德复告诉记者，在长春市周边的电厂，每年排放大量的灰尘，而水泥厂利用了电厂的废料进行利用，就达到了企业效益和社会环境的双赢效果。徐德复说，“我们打算下一步在东北三省成立大集团，实现强强联合，扩大发展，把企业做强，把市场做大。”

　　民营企业要想再上层楼，借力是最好的办法。

　　波导：政策沃土培育民族品牌

　　本刊记者：赵岸英

　　国家信息产业部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上半年国产品牌手机市场占有率超过51%，波导更是以15.01%的市场占有率夺得中国市场销量冠军，波导已成为国内手机行业的知名品牌。

　　当人们惊叹“波导，手机中的战斗机”这句广告词给宁波波导股份有限公司带来好运的同时，业内人士更为关注的是波导公司快速成长的动力在哪里？

　　10年前的那个金秋，以徐立华为首的几个年轻人拿着“研制开发中文寻呼机可行性报告”在奉化落下脚跟，从此踏上了艰苦的创业历程。

　　“创业初期面临最大的困难是资金问题，没有奉化市政府的支持就不会有波导的今天。”波导公关部荧小姐对记者说，当时奉化市政府的领导被徐立华等人的创业激情所打动，并承诺特事特办。奉化大桥镇、奉化台商外商开发区投资公司同时看好该项目，决定共同投资。

　　1992年10月，奉化波导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乡镇企业，内部股份制，总投资1000万元，奉化台商外商开发区投资250万元，奉化大桥镇贷款投资260万元，徐立华等人以技术作价490万元入股，这充分显示了奉化市政府的远见卓识。

　　1993年5月，波导(Bird)中文传呼机正式批量生产，当年实现产值2100万元。1994年，由于传呼机质量原因，为了引进产品质量管理体系，波导与香港通用公司合资成立了吉通波导有限公司，由于港方的生产基地在深圳，于是港方希望把波导公司牵至深圳，由于徐立华等创业团队和奉化市政府与港方在迁址问题上存在分歧，最后不得不以分手告终，之后这家公司撤资，拿走主要生产设备。当时徐立华已有了成熟的技术，但资金再一次成为波导“腾飞”的最大障碍。

　　奉化市政府再一次雪中送炭，银行给予贷款，税收方面部分予以暂缓征收，1995年7月，徐立华团队再度与大桥镇联手成立波导有限公司注册资金2000万元，徐立华团队持有80%的股份。徐立华出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由于产品已经成熟，市场逐好，波导渐入佳镜。1997年，波导成为国内最大的寻呼机生产基地。

　　民营企业做到一定规模，要想再上层楼，借力是最好的办法，徐立华总是善于在恰当的时候寻找到恰当的资源。1998年，在宁波市政府的撮合下，新组建的波导公司正式成立，宁波电子信息集团以下属两家企业的净资产折价入股，占45%的股份，徐立华的奉化波导公司持有44%的股份。波导的重组为1999年拿到手机生产牌照和2000年顺利上市铺平了道路。2000年7月，波导股票上市，募集到6.4亿元资金。

　　1999年，波导与法国SAGEM公司合作，开发出波导幻影RC838手机，由于银行对波导贷款支持力度的加大和上市融资的成功。徐立华终于可以大手笔地实施：“中国特色的品牌直起飞计划。”

　　波导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民营小企业到全国知名的上市公司，除了徐立华团队创新能力之外，应该说，奉化市这块政策的沃土培育了波导这个民族品牌的诞生。

　　在重庆，民营企业力帆集团制造摩托的产业环境得天独厚，却遭遇融资难的发展瓶颈。

　　力帆：民营制造遭遇融资难题本刊记者吕晓伟1992年，尹明善等9人筹资20万元开始创业，如今力帆集团已成为融科技研发、发动机和摩托车整车生产、销售为主业，同时集汽车制造、足球产业、金融证券、文化广告、房地产、白酒等产业为一体的国家级大型民营企业集团。

　　力帆具备年产200万台发动机和100万辆从50cc到400cc整车生产能力，在重庆市民营企业50强中名列榜首。

　　由于重庆是我国传统的机械制造基地，因此对于以摩托车为主以业的力帆来说，当地的发展环境还是比较好的。比如，当地具有从铜件、铝件、金属切割到热处理之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力帆总裁杨洲说，“这里的配套能力甚至比上海还要强，广东的许多汽车和摩托车零部件也在重庆加工。”

　　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对重庆市摩托车产业的竞争力信心十足：“在摩托车行业，重庆是一个实力很强的地区，因为重庆历史上军工企业比较多，机械零部件研发及生产能力比浙江要强。”

　　由于力帆这样的大型民营企业对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因此，在土地使用费、税收等方也享受到了来重庆投资的外企才能享受的待遇。“在人才和技术方面也得感谢嘉陵、建设这样的大型国企”，金融证券业务主管丁祖兴对记者说。正是基于以上条件，力帆当前并不急于大规模到外地发展，甚至其研发中心也不打算外迁。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国家政策上不允许异地生产，因此，我们以前在广东江门的工厂只能用重庆运过去的发动机在那里组装，还要用他们的牌号，这势必会影响到力帆的效益。”力帆总裁杨洲略带不满地说。

　　除此之外，由于重庆当地经济总量较小，金融业发展滞后等原因，力帆进一步做大所急需的资金问题无法在本地解决。这无疑成为了制约力帆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力帆有着雄心勃勃的战略规划，但所需巨额资金的筹措“首先是靠自己的积累，力帆今年争取实现利润超过1个亿；其次是靠间接融资从银行贷款；第三是发债和上市。”

　　毋庸讳言，在公司高层的亲自督促下，力帆流动资金每年实现周转6～8次，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可是，单靠这点“私房钱”还是微不足道的。

　　更多资金还需要从外部融通。据丁祖兴主任介绍，为降低融资成本，力帆从1999年就开始聘请海通证券和普华永道为自己在国内A股市场上市做准备，当年由于“裕兴事件”而被搁置。经过努力，当年却成功发行企业债5000万元，实现了国内民营企业发债零的突破。

　　“当前的情况是，我们虽然参股重庆市商业银行，但由于力帆大股东身份，无法从该银行间接融资，不过，由于我们信誉好，建设银行、光大银行等大银行都给我们有较大的授信额度。直接融资方面，现在倾向于上香港创业版。”丁祖兴主任如是说。

　　重庆市计委副主任杨庆育说：“目前，由于力帆在上一次发债方面表现良好，因此，汽车和摩托车发动机项目2亿元企业债发行申请已经报到重庆市计委，我们正在积极努力帮助力帆完成这项融资计划，不过，由于全国申请企业太多，加上民营企业申请额度较小等原因，短期内难以获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