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波

　　 据报道，北京今年将加快研究居住证制度，居住证上有望附着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等功能，但另一面则是，对那些不办证件的个人和用工单位，有可能出台处罚办法。

　　 居住证的推出让很多人叫好，但不应忽视的是这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大背景下出台的，因而有可能带有一定的控制意图。虽然北京市表示居住证不设申请门槛，但从各个大城市的已有实践来看，给予居住证都是要满足一定条件的，比如拥有合法的固定住、缴纳社会保险到达一定年限等，有的城市实行积分制。这在本质上是对大城市户籍居民待遇的一种赎买：如果迁入者可以证明自身的实力以及对大城市在税收等方面的贡献，就可以借此换取市民资格以及相应的权利和福利待遇，相当于获取进入大城市的“绿卡”。而那些可能不符资格的，就可能遭到歧视和处罚。

　　 然而，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对所有公民的平等对待，彻底填平城乡二元体制导致的差距。居住证表面上看是在纠正户籍制度的错误，但如果演变为以控制为主，也有可能成为一种改头换面的户籍，而且这种演变将产生将贫民从大城市中逼出的效果。北京市近年来的一些措施，如房屋车辆的限购、清理出租屋以减少群租现象等，都带有将非本市的流浪贫民赶出城市的目标，但愿研究中的居住证不是这一行动的新举措。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的聚居可以起到降低生活成本的效果，对富人和穷人群体都意味着经济机会，是一种共赢，而为了便利城市管理等行政目的而人为地隔断这一过程必然带来严重的效率损失。

　　 不同阶层在户籍改革方面的实力和话语权差别很大。对于那些新近跻身城市中产阶级行列的人来说，政府可以以居住证来安抚他们，一方面减少舆论指责，另一方面利用这些人带来的就业机会和税收收入。但相比而言，一直以来遭受户籍制度伤害最大的其实是农民工群体。改革开放之初涌入城市的农民工为中国经济腾飞贡献了廉价劳动力，而现在大城市在资源、环境压力大的情况下又试图将他们赶回早已破败的农村，一切都是以牺牲权利保障最弱的群体为代价进行的。

　　 应当看到，中国缓慢的户籍改革一直以来都不是一个底层民众自发争取权利的过程，而是由地方政府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来主导的，它始终不是权利本位而是功利本位的。用居住证来取代暂住证不是因为地方政府开始重视权利、平等了，而是因为他们有现实的需要，如最早的居住证就是为了吸引有专业技能的高学历人才。在这种导向下，居住证严了不过是制造新的不平等，弱了不过是另一种版本的暂住证。但是，要全面放开限制、实现待遇公平必然要引起已经享受福利优待的大城市户籍居民本身的抵制，如近年来出现的反对“异闹”现象，而这又为大城市管理者漠视、阻挠改革提供了理由。理想的改革应该是将取消各种身份差异，在福利待遇上平等对待一切国民，而这又需要改革中央地方财力分配关系，免除地方政府的后顾之忧，推动真正的迁徙自由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