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重点大学的领导班子成员任期多长？对其社会活动如何监督？怎样避免“学术权威”搞“一言堂”、“家长制”？2月19日，教育部颁发《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直属高等学校领导班子建设的若干意见》，要求直属高校年满60岁的领导班子成员要及时退出领导岗位，领导干部原则上担任同一职务时间不超过两届或10年，党委书记和校长一般不担任校学术委员会主要职务。

　　我国公务员系统，对官员的退休有严格的规定，副部级官员干到60岁就退休，相对而言，高校领导的退休年龄却没有那么严格，一般来说，副部级高校领导的退休年龄会放宽到65岁，我国直属高校中，有干到67岁才从党委书记任上退下来的。这次教育部要求直属高校年满60岁的领导班子成员要及时退出领导岗位，是将高校领导的退休与一线领导接轨。

　　本来，高校领导放宽退休年龄，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毕竟校领导应该是教育家而不是官员，只要其能胜任教育管理的职责，就可以继续干下去，就好比朱清时从中科大校长岗位退下来后，还被新创立的南科大遴选为创校校长。但是，鉴于我国高校领导，有副部或者正厅行政级别，领导延迟退休，就意味着继续拥有行政权、行政资源，这被认为是高校领导的福利。

　　近年来，高校领导到65岁才退休的做法，还演变出新的问题来，由于有31所985高校的党委书记、校长是副部长级，党委书记、校长的岗位，成为了一些行将退休的厅长、副部级官员的去处，比如，某位副部级官员已经58岁，马上就面临退休，可如果转任高校党委书记或者校长，就可继续干下去，直到65岁。

　　有调查显示，目前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中，共有29位高校的党委书记由党政官员转任，比例接近四成。虽然也有人认为，官员可为学校带来资源，但必须承认，这某种程度加剧了高校的行政化，把高校领导岗位视为官员官升一级的驿站和后花园。——这更多是对官员进行安排，而不是从如何发展好大学出发。

　　所以，教育部规定高校领导满60岁退休，并不仅仅是实现领导班子年轻化，而是有意图扭转地方即将退休官员转任高校领导这种行政化倾向。但由于这还是基于把高校领导作为官员管理，因此其去行政化的作用还有限。

　　一方面，目前的意见，还给部分领导延长退休年龄开了一条口子，意见称，“年满60岁的领导班子成员要及时退出领导岗位，党政正职领导干部可根据工作需要适当延长。”可根据工作需要适当延长，这是一个“万金油式”理由，用在任何人身上都合适，一“适当延长”，就延长到65岁了。其实，目前各高校副职领导基本都在60岁前就退休了，只有正职，尤其是副部级正职领导延长到65岁。实行60岁退休这一规定，应该主要针对这一部分。

　　另一方面，高校领导选拔、管理改革，应该立足于去行政化、职业化、专业化。这次教育部的意见，也传递了这方面的意图，但去行政化、职业化、专业化，还不坚决。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都提出，要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可这在实践中，还看不到半点影子；2011年年底，教育部启动了部属高校校长公开选拔试点，这比以前直接任命迈出了一步，可总体而言，公选还由行政部门主导，行政因素还是选拔校长的重要因素；教育部在此次下发的意见中，要求党委书记、校长一般不担任科研项目主要负责人，这试图让校领导职业化、专业化，但“一般”也为书记、校长继续担任科研负责人留下空间。

　　在笔者看来，困惑高校的不只是领导的退休年龄，而是学校是否有现代治理结构，转变政府管理学校的模式，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取消学校行政级别，实行校长公开遴选，在校内推行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分离，做到这些，校长也就摆脱了官员身份，而成为教育管理者，他的年龄和任期都不是问题，只要公选委员会认为其符合学校的任职要求，就可以继续担任——在国外，干大学校长长达20年的大有人在，我国却基本上是短任期制——而其权力也就限制为行政权，是为教授们的教育决策、学术决策服务的，不能动用行政权为自己谋求教育和学术利益。这才是我们应该努力追求和探索的教育管理和学校治理模式。

　　（作者系上海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