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记者 郭航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当人们谈到唐玄宗李隆基时，首先想到的是他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这也无可厚非，因为爱情是永恒的主题。一首《长恨歌》，道出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恨缠绵。美人爱英雄没有错，可叹玉环爱的却是一代君王。君王为博红颜笑，荒废朝政终误国。到最后马嵬坡下香消玉殒，空留一曲哀歌。

　　暂且不论李隆基与杨玉环爱情究竟谁对谁错，就唐玄宗李隆基而言，他的人生分前半期与后半期。在其前半期，李隆基可以称为是一代明君。唐玄宗治国初期，以“开元”作为年号，唐玄宗励精图治并且任用贤能发展经济，提倡文教使得天下大治，成为当时世界上强盛国家。史称“开元盛世”。

　　唐玄宗出生的时候，其执政者正是中国一代女皇武则天。玄宗从小就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宫廷变故。当时很多李唐贵族，都反对武则天称帝。武则天为了维护其统治，任用酷吏对其反对者进行打压，诸如索元礼、周兴、来俊臣和万国俊等人，创造出五花八门的残酷刑罚。成语“瓮中捉鳖”便由此而来。在武则天高压政策之下，看似平和的唐王朝其实危机四伏，这一切，李隆基都看在眼里。

　　在武则天被迫退位之后，宗室成员争夺帝位的斗争更是与日俱增。唐玄宗的父亲，睿宗李旦以及太平公主都展开了对权力的争夺。公元713年，唐玄宗李隆基果断地先下了手，亲自率领兵马除掉了太平公主和她的手下骨干几十人，将倾向太平公主的官员全部罢官废黜。唐玄宗终于掌握了皇帝应有的权力。当年，唐玄宗把年号改为开元，表明了自己励精图治，再创唐朝伟业的决心。

　　唐玄宗虽然在清除太平公主之后，彻底巩固了皇权，但当时的形势不容乐观：兵变大大地伤了朝廷元气，吏治的混乱、腐败亟待治理。所以，唐玄宗要量才任官，肃清吏治，提拔贤能人做宰相。在这方面，唐玄宗还是有伯乐眼光的，如著名的宰相姚崇、宋璟、张九龄都是唐玄宗时期的大臣。

　　唐玄宗先从经济方面人手改革。首先，打击豪门士族，争夺土地劳力；第二，改革食实封制度，以增加政府财政收人，减轻人民负担；第三，玄宗打击佛教势力，淘汰僧尼；第四，发展农业。

　　在经济区域趋于平稳之后，唐玄宗着重开始了吏治改革，提高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他采取了很多的有效措施，首先是精简机构，裁减多余官员，把武则天以来的许多无用的官员一律裁撤，不但提高了行政效率，也节省了政府支出。其次是确立严格的考核制度，加强对地方官吏的管理。在每年的10月，派察使到各地巡查民情，纠举违法官吏，严惩不怠。最后，重新将谏官和史官参加宰相会议的制度予以恢复。这本是唐太宗时期的一种制度，让谏官和史官参与讨论国家大事，监督朝政。

　　唐玄宗接受并采纳张九龄的建议，制定官吏的迁调制度。选取京官中有能之士，将其外调为都督刺史，以训练他们的处事才能及培养行政经验。同时，又选取都督刺史中有作为者，将其升为京官。内外互调，增进了中央与地方的沟通、了解和信任。玄宗亦将全国分为十五道，于各道置采访使，以监督地方州县的官员，并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绩。而在选拔人才方面，玄宗亦对科举制度作出改革。限制了进士科及第的人数，以减少冗官的出现，提高官吏整体的素质。

　　可以看出，唐玄宗对京官相当重视，但对于地方县令的任免，他也没有一丝马虎。唐玄宗认为郡县的官员是国家治理的最前沿，和百姓直接打交道，代表了国家形象。所以，玄宗经常对县官亲自出题考核他们，确切地了解这些县官是不是真正地称职。如果考试优秀，可以马上提拔，如果名不副实，也会马上遭到罢黜。

　　“吏治清，则国兴”，吏治的清廉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命运，唐玄宗正是看到这一点，对吏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一系列有效措施使得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新的发展，超过了他的先祖唐太宗，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强盛繁荣、流芳百世的“开元盛世”。

　　在唐玄宗统治的天宝（742-755）年间，官方留下的天宝十三载（754）全国约962万户、人口约5288万人，学者们综合各方面史料推测，公元8世纪中叶，唐朝全国实际人户超过一千三四百万户，实际人口超过7000万。那么，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口是多少呢？8世纪的时候，东法兰克福王国从塞纳河到莱茵河之间的人口是200万-300万。而直到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人口才5000万至6000万。在农业经济为主的时代，人口就是生产力。唐玄宗时期人口繁盛，反映了当时中国总的经济实力是独步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虽然古代政治机构的改革说白了就是通过集权和分权来达到封建君主统治的目的，与今天的改革有着本质不同。但现在政治机构改革更多地是为了提高行政效率，防止腐败，这些则是通用的。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进行了多次国务院政府机构改革，力图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

　　古代存在的吏治问题在今天或多或少仍然存在。如果官员的贪腐行为得不到制止，民主监督的缺失，国家又没有约束与震慑各级官员的刚性法规，那我们国家的改革也许又要遇上与历史上多次变法相同的命运，这不是宿命，而是历史与现实对照后自然产生的警醒和忧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