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9日，马来西亚反对派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要求进行选举制度改革。

　　所谓“新经济政策”，是希望通过实施一系列的经济政策，使得社会财富重新分配，平衡各种族之间的经济差距。新经济政策仍然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比如，华人的经济利益大受影响，私人投资积极性减退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客观上促成马来人族群中产阶级人数的快速增加。这些新兴的中产阶级产生了新的政治诉求，对巫统渐生不满，最终造成了巫统的分裂

　　在东南亚国家中，马来西亚是毫无疑问的经济优等生。1957年到2005年，马来西亚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5%，2012年经济总量在东南亚国家中名列第三，仅次于印尼与泰国。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看，马来西亚目前还是亚洲除日本、韩国、新加坡与石油富国外，最接近发达经济体的国家之一。

　　除了蓬勃的经济，马来西亚也拥有出色的旅游业，每年吸引游客超过2000万人。在政治上，该国长期由巫统主导的国民阵线（简称国阵）执政，政治稳定。此外，马来西亚还是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创始会员国，在东南亚事务中拥有重要话语权。

　　然而，平静的社会表象下，马来西亚国内近年来其实暗潮涌动，人心思变。2008年以来的2次全国大选中，反对派人民联盟（简称民联）来势汹汹，国阵的铁杆支持者马来人在选举中不再唯国阵马首是瞻，而大部分的华人选票直接流向了反对派。

　　马来西亚这些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执政者流失曾经的铁杆支持者的选票，而向来被认为对政治冷漠的华人，也开始积极介入政治？回溯历史，不难发现，1970年至1991年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今日马来西亚的政商格局，也客观上促成了反对派的壮大。

　　反对派强势挑战

　　2014年3月23日，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外围的雪兰莪州加影地区州议员补选结果正式出炉，反对派人民公正党候选人旺阿兹莎击败国民阵线的候选人周美芬成功当选。这场补选虽然规模不大，但却引起外界高度关注。除了两位候选人均为女性之外，也因为公正党候选人旺阿兹莎是马来西亚著名反对派领导人安瓦尔的妻子。3月7日，原本参选的安瓦尔因被法庭判刑而退出补选，临时改由妻子旺阿兹莎参选，补选的结果由此被认为具有指标意义。

　　雪兰莪州位于马来半岛西岸，全境环绕着首都吉隆坡，是马来西亚京畿重地，也是马来西亚经济实力最强的州属。1月27日，本身是人民公正党党员的雪兰莪州加影州议员李景杰提出辞呈，以便让公正党领袖安瓦尔能够通过补选机制当选，继而执掌雪兰莪州州务大臣之位。但在补选前夕，马来西亚法院判处安瓦尔鸡奸罪罪名成立，让其失去了候选人资格。一时间，有关安瓦尔判决的政治阴谋论在马来西亚坊间流传，而矛头直接指向了国阵执政当局。

　　马来西亚国内政治格局一向较为明朗，执政联盟国阵三大政党巫统、马华公会、国大党长期握有执政权。但近年来，执政联盟受到反对派强势挑战，并在2008年后的2次全国大选中连续失去在国会的2/3多数议席地位。

　　时间回到2008年，在这年的全国选举中，主要的3大反对党人民公正党、民主行动党与泛马回教党达成协议，在各选区推出单独候选人以一对一方式与国阵展开竞争。反对派3党将结成的联盟定名为“人民联盟”（简称“民联”）。结果民联的选举策略奏效，共取得国会全部222个议席中的82个，一举打破国阵自1969年以来便一直掌握的2/3多数国会议席局面。此外，民联还赢得了雪兰莪、吉打、槟城、霹雳、吉兰丹共5个州的执政权，这在只有13个州的马来西亚可谓是破天荒。而在上一届选举中，反对派仅仅获得1个州的执政权。

　　2013年5月5日，马来西亚再次举行全国大选，在这次选举中，选民的投票积极性空前高涨，“五月五，换政府”成为年轻人的口号。选举结果显示，选民的投票率超过八成，创下历年新高。不过，反对派民联最终却失去了执政的5个州中2个州的执政权，仅在3个州取得领先，国阵仍然取得了胜利。然而，如果排除选区划分因素影响，从全国得票总数来看，反对派获得的支持率达到50.59%，已经超过执政的国阵。从议席上来看，在国会总议席数量未变的情况下，民联获得的议席数达到了89席，比2008年时还多了7席。

　　对反对派来说，在全国得票总数上的领先，却因为不合理的选区划分而最终落败，这让其支持者颇不甘心。在选举结束后，反对派举行了大规模的抗争活动，抗议国阵在选举中存在舞弊行为。而国阵则指出反对派的抗议活动没有提前申请，属违法行为，最终两大阵营围绕选举结果的争拗，只得不了了之。

　　虽然2013年的马来西亚选举没能实现“变天”，但从选民基础来看，反对派成功扩大了优势，并且获得了城市中产阶级以及年轻人的欢迎。有资料显示，2013年大选中，马来西亚首次登记参选的新选民多达260万，占全部选民数的1/5。这部分选民喜欢求新求变，反对派的主张迎合了这一群体的需求，未来的优势或将持续扩大。

　　国阵执政困局

　　马来西亚反对派的实力在最近几年大大增强，这对执政的国阵产生重大冲击。但反对派获得较多支持，恰恰是国阵自身政策作用的结果。换言之，民众选择支持民联，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国阵政策的不满。要分析反对派如何兴起，一切都得从执政的国阵说起。

　　国阵是国民阵线的简称，其前身为1951年由巫统（代表马来人）、马华公会（代表华人）及国大党（代表印度族裔）组成的政治联盟。该联盟在成立初期，代表了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三大族裔的共同利益，其后在马来亚各邦独立及马来西亚成立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73年，时任马来西亚首相敦拉萨（现任首相纳吉布之父）将联盟改组为国民阵线。到如今，国民阵线已经发展到13个政党成员，在1973年后的历次选举中，国阵均取得了胜利，一直执政至今。

　　在马来西亚，马来人、华人与印度人是人口最多的三大族群，2010年，三大族群占总人口比例分别为63.4%、24.6%、7.3%。而在1957年马来西亚成立之初，马来人仅仅接近人口的50%，而华人占37%，印度人占12%。

　　由于马来人在马来西亚总人口中占有优势，巫统又是马来人单一民族政党，其执政出发点乃是为了维护马来人的利益。在马来西亚建国之后，巫统主导的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明显偏向马来人的政策，并在法律中明确了马来土著居民享有的特权。尽管这些政策引起了华人以及印度人族群的不满，但巫统主导的国阵却因此获得土著居民占多数的乡村地区选民支持。此外，在大选年份，执政当局还经常会发放福利补助，大量补助公务员系统，以此来笼络公务员系统的人心。

　　然而，近年来马来西亚面临着严峻的腐败与民生问题。一方面政府行政系统的腐败问题突出，另外，贫富差距扩大、物价上涨引发城市基层居民不满。

　　一份2012年12月由透明国际进行的调查显示，在询问30个国家大约3000名企业高管他们在过去一年中是否因为竞争对手的行贿而丢掉合同时，在马来西亚，高管回答是的比例高达50%，超过了印度尼西亚的47%。伴随着腐败问题，马来西亚的贫富差距也非常惊人。世界银行[微博]的各国基尼系数显示，2010年马来西亚的个人贫富差距在亚洲名列第二，其最富裕的10%的人群的收入是最不富裕人群的16.6倍。在居民收入方面，马来西亚长期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泥潭中挣扎。1977年，马来西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韩国相当，但到了2012年，韩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是马来西亚的两倍以上。

　　对于上述问题，马来西亚国阵政府始终没能很好地解决。相反，为了赢得选举，执政当局持续扩大福利支出，以便讨好土著居民与公务员系统，造成财政赤字扩大。而在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马来西亚政府却鲜少投入，这直接引发了城市居民与工商界的反弹。目前，有大量的城市基层选民以及中产知识分子投向反对派的怀抱，其中马来人不在少数。而华人则因为对政府的经济与民族政策不满，选票也多数流向反对派。

　　新政凸显马来人特权

　　在马来西亚，华人在人口比例上并不占优势，但却在经济领域领先，收入也相对较高，而占人口多数的马来人，却有着大量贫困人口。这在建国初期的马来西亚表现得尤为明显，也曾因此引发一系列争斗，其中最惨烈的是在1969年发生的“五一三事件”。

　　1969年，马来西亚举行第三届全国大选，反对派取得了约51%的得票率，第一次超过当时的联盟政府（国阵前身）。反对派在当年5月11日进入首都吉隆坡举行庆祝游行，但此举招致巫统部分激进成员的不满。5月13日，两派的冲突加剧，进而出现流血冲突。由于反对派的支持者中华人众多，这场流血冲突最终演变为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暴力事件。事后马来西亚官方公布的死伤数字显示，冲突共造成143名华人、24名马来人以及13名印度人死亡，而在被捕的9000多人中，超过半数为华人。

　　在马来西亚官方的解释中，“五一三事件”被解读为各族群间的政治经济差距造成的马来人与华人的族群冲突。暂且不论这起事件中孰是孰非，在这起事件后，马来西亚政府迅速调整了民族与宗教政策，并适时出台了“马来人优先”政策。1970年起，当时的马来西亚总理敦拉萨提出了旨在平衡马来人与其他种族社会与经济差距的“新经济政策”。

　　所谓“新经济政策”，是希望通过实施一系列的经济政策，使得社会财富重新分配，平衡各种族之间的经济差距。当时马来西亚政府提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有两个，一是不论种族，通过增加就业提高收入水平，进而减少贫困；二是提高马来人与其他土著在经济中所占比重，平衡社会经济结构，当时提出的数字是要在20年内将马来人与土著在工商业中的比重提高到30%。

　　虽名为经济政策，但马来西亚政府其后在执行这一政策过程中，不仅将教育、语言、文化、宗教等纳入，还将“马来人特权”写进了宪法。1971年，巫统主导的马来西亚国会通过了几项马来西亚宪法的修正案，其中，不仅对马来西亚的官方语言、马来人特权等作出了规定，也将马来人享有的特权扩及所有土著居民。尽管这一种族主义意味浓厚的做法充满争议，但在马来人主导之下，马来人特权自此成为马来西亚社会难以撼动的基本准则。

　　为了实现马来人与土著占经济活动30%的目标，马来西亚政府投入资金大量成立国有企业，将企业交给马来族群的官员或是企业家管理。在一些情况下，还将企业私有化，低价转给马来族群的企业家。此外，政府对于马来人与土著建立的企业还给予贷款与税收优惠，在就业问题上，政府也设定了不同行业中马来人与非马来人员工的最低比重标准。

　　新经济政策在马来西亚实施了将近20年，直到1991年方才被“国家发展政策”所取代。通过马来西亚政府20年的努力，新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当初设定的目的。一方面马来人的贫困问题得到了缓解，与华人之间的矛盾缓和，另一方面，马来西亚整体的国民收入得到了提升，经济发展加速。

　　不过，新经济政策仍然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比如，华人的经济利益大受影响，私人投资积极性减退。而政府建立的马来人企业由于缺少管理经验，长期陷入亏损，最后不得不大量私有化。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客观上促成马来人族群中中产阶级人数的快速增加。这些新兴的中产阶级产生了新的政治诉求，对巫统渐生不满，最终造成了巫统的分裂。一些巫统成员如安瓦尔等直接走向了巫统的对立面，这对于主导国阵的巫统来说，或许是最不愿意见到的局面。

　　华人盼变革

　　华人在马来西亚经济领域向来占优，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对华人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马来人优先”政策的实施，让华人新办企业或是投资均困难重重。一份资料显示，1971年至1981年间土著居民新设零售企业由3311家激增到32800家，而同期华人零售企业仅从18957家增加到55417家。

　　当时有不少华人为了获得企业执照，只得邀请马来人成为企业股东。不过随着时间推移，这样的做法变得不可持续，马来人开始建立了自己的独资企业，华人只得另寻他路。在就业领域，华人同样不占优势，政府将新增的就业机会大量投向马来人与土著，华人社会没能从新经济政策扶持就业措施中获得好处。

　　除了经济，新经济政策也将触角伸向教育领域。比如，新经济政策下，马来西亚政府扩大了对马来语学校的资助，相对减少了对华文学校的财政支持力度。在高等学校入学率上，华人能够上马来西亚本国大学的机会相比以往大大减少。马来西亚华人历来重视母语教育，新经济政策的限制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华人的办学热情。为了捍卫母语教育的权利，1973年，马来西亚两大华教团体董总与教总在全国共同推动华文独立中学复兴运动。与马来语学校获得政府大量补助不同，新设的华文独立中学更多依靠华社的捐赠，却鲜少获得政府的资助。

　　在政治领域，新经济政策的影响同样存在。马来西亚政府在新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也同步调整了选区。以往华人较容易获得优势的城市地区占选票比重降低，而土著与马来人人数众多的农村地区，却获得较大权重。目前，在马来西亚，华人在公务员系统与主要官员名单所占比重，均低于占总人口的比例。

　　可以说，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在马来西亚确立了马来人优先的地位，却忽视了其他族群的利益。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族群只得通过选票来表达不满并寻求改变。马华公会实力的衰退即是一例。

　　马华公会全称是马来西亚华人公会，从1949年成立时起，马华公会就成为代表华人利益的主要政党。后来，马华公会加入了由巫统主导的国阵，成为华人在政府的代言人，其在华人族群中的支持率一度超过80%。然而，近年来，反对派声势日起，马华公会在华社的支持率节节败退，其华人选票多数已经流失到反对派民联中华人居多数的政党——民主行动党。

　　在外界看来，马来西亚2008年以来的2次大选中，反对派能够取得突破与华人的支持密不可分。2013年5月，马来西亚大选中，反对派取得总得票数领先，执政的国阵可谓“惨胜”，总理纳吉布随后宣称这是一场“华人海啸”。而最终马华公会选择不加入内阁，或许正印证了纳吉布的这一说法。

　　华人迫切希望变革的原因何在？归根结底乃是新经济政策的后遗症发酵。尽管新经济政策在1991年就已经被国家发展政策所取代，但时至今日，这一政策的部分措施仍在执行之中。在2013年全国大选前夕，反对派民联宣称，一旦选举获胜，将实行按需要为基础的扶弱政策，来取代国阵政府的种族性扶弱政策，并朝着废除新经济政策的方向迈进。这或许才是华人以及马来族中产阶层选票大量流向反对派的深层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