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虏伯与晚清的军火“蜜月”
李鸿章访德，受到德国政府高规格的接待。
在克虏伯的中国市场策略中，李鸿章的角色尤被克虏伯家族看重
德国人对李鸿章大献殷勤的背后，意图其实非常明确：借助李鸿章的影响在华谋求新利益，另外也维持在中国市场取得的优势，比如军火贸易
上世纪30年代，中日交恶。日本自恃有坚船利炮而由海上屡犯中国，还曾妄言“三个月灭亡中国”。然而，遍布中国沿海主要城市的炮台首先就让日军碰了“钉子”。
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日军猛攻吴淞炮台28天而不下，炮台被占领前，中国守军凭借炮台掩护最终安全撤退。而1937年9月，日军企图在厦门登陆，胡里山炮台发出的炮弹将日舰若竹号击沉，迫使日军在此后8个月内未再来犯此地。
或许正是由于这些炮台让日军付出惨痛代价，每占领一座炮台后，日军士兵总要在炮台上的克虏伯大炮前列队，举枪竖旗。尽管这些克虏伯大炮早在晚清时期就已被部署在中国沿海城市的炮台，但几十年之后，克虏伯大炮竟仍能迟滞日军的进攻计划，这是中国不幸历史中的小幸运，也从侧面说明克虏伯大炮的可靠。
战争让克虏伯大炮威名远播早已不是第一次，19世纪中期，克虏伯大炮曾帮助俾斯麦先后赢得了1866年的普奥战争与1870年的普法战争，并由此扬名国际。
很少人知道的是，克虏伯大炮在“成名”之前的1866年，就已经与中国结缘。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克虏伯不仅成了中国军火的主要供应商，还在军事技术、军事教育合作方面被洋务大臣们所倚重。洋务派领袖李鸿章曾是克虏伯的忠实拥趸，而更鲜为人知的是，北洋政府皖系军阀领袖段祺瑞竟也是克虏伯的“门生”。
克虏伯军火的魅力究竟有多大？其又在晚清军事近代化的进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帝国兵工厂
提到克虏伯，国人如今的第一印象大多停留在“蒂森克虏伯”或是“德国军工巨头”，对克虏伯公司的早期发展却可谓知之甚少。
其实，在1811年到1968年的150多年间，克虏伯公司一直是克虏伯家族控制的企业，与“蒂森”二字毫无关联。而在1850年之前，克虏伯还仅仅是德国一家专注于钢铁铸造的企业，与军火不“沾边”。
1811年，弗里德里希·克虏伯在如今鲁尔工业区的重要城市埃森创办了一家铸钢厂，并用家族的姓氏为铸钢厂命名，从此“克虏伯”的大名逐渐在德国的工业界响亮起来。
1826年，弗里德里希·克虏伯去世，其子阿尔弗雷德·克虏伯接过衣钵，慢慢将家族事业推向了高峰。阿尔弗雷德在经营公司方面颇有建树，也非常擅长顺应时势拓展新业务。他先是将经营范围扩大到铁轨以及火车车轮制造，紧接着又将贝色麻炼钢法和平炉炼钢法引入德国。
新的炼钢技术带来了钢铁品质的大提升，为了向外界展示公司出产的钢铁制品的高品质，阿尔弗雷德在19世纪50年代想出了一个点子：用钢铁直接制造枪炮。他没有料到的是，这样一个“无心插柳”的举动，竟然给克虏伯带来了一个世纪的荣光。
在克虏伯公司开始生产钢制大炮之前，一般的大炮还是铜制，钢制大炮最初并不十分受军火市场青睐。克虏伯公司的枪炮在德意志各邦国乏人问津，只能转向出口市场。
转变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这一时期，德意志各邦国中，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野心勃勃。当时与普鲁士竞争德意志主导权的奥地利这时期与俄罗斯、法国同时交恶，这让普鲁士看到了谋变的时机。
1862年，威廉一世任命俾斯麦为首相，开始推行军事改革。仅仅两年之后的1864年，普鲁士的对外战争之路就开始了。这一年，普鲁士联合奥地利发起对丹麦的战争。在战争打响之前，俾斯麦特地前往埃森的克虏伯公司，拜会了大自己3岁的阿尔弗雷德。俾斯麦将对丹战争的武器使用技术报告交给阿尔弗雷德，并要求阿尔弗雷德按照要求加大军火生产。
实际上，俾斯麦与威廉一世手中握有克虏伯公司的大量股票，两人对克虏伯火炮的威力充满信心。果不其然，在新式普鲁士军队与克虏伯火炮的进攻之下，丹麦一败涂地。1866年，普鲁士又将枪口转向昔日盟友奥地利，结果同样取得胜利，在这场战争中，克虏伯大炮依旧火力凶猛。
这两场战争的胜利，显然还不足以证明克虏伯大炮的威力，毕竟普鲁士的这两个对手都非欧洲一流强国。
1870年，普鲁士统一德意志之路中最重要的一场战争开始。这一次，普鲁士的敌人是具有指标意义的强国法国。在关键性的色当会战中，普鲁士军队对法军形成了战略包围，配合火力强大的克虏伯大炮发起猛攻，最终普鲁士大获全胜。此役法军损失12.4万人，而普鲁士仅仅损失9000多人，法国举国哗然。1871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宫登基成为德意志帝国皇帝，普鲁士主导的德意志帝国成立。
普法战争以及德意志帝国的成立，为俾斯麦赢得了“铁血宰相”的英名，也让克虏伯大炮的威名远播国际。克虏伯赢得了“帝国兵工厂”的声誉，而阿尔弗雷德·克虏伯顶着“火炮大王”的名号，积极谋求向各国销售枪炮。
竞争中胜出
克虏伯家族积极拓展火炮销路之时，远在东方的中国，正值洋务运动的起步期，对军火有着大量需求，这些阿尔弗雷德·克虏伯都看在了眼里。
同治五年（1866年），在“师夷长技”的时代背景下，总理衙门派出斌椿、张德彝等11人随海关英籍总税务司赫德出国考察。6月27日，考察团抵达德国。这期间，普鲁士刚刚取得了普奥战争的胜利，克虏伯大炮的威名在德国已经广为流传。这引起了考察团成员的极大兴趣。赫德于是临时改变行程，让英籍帮办包腊随同中国人一同参观克虏伯炮厂。
在克虏伯工厂，阿尔弗雷德·克虏伯热情款待了来访的中国客人，并向中国考察团展示了各种类型的枪炮。这时候，考察团成员第一次见识到克虏伯大炮的真面目。
回国之后，考察团成员之一的张泰向李鸿章报告称：“（阿尔弗雷德·克虏伯）热情，好客，不像英国人、法国人那样藐视我们的长衫、马褂和长辫，他彬彬有礼地用盛宴款待我们这些中国人。”
李鸿章对克虏伯大炮的威名早有耳闻，对阿尔弗雷德·克虏伯本人也颇为钦佩，于是真的开始让人研究起克虏伯大炮的技术规格，并积极考虑购买。在此前，清政府主要从英法两国购炮。而1867年，李鸿章的淮军从广东走私商人那里买到了一些克虏伯小炮，却并未引起重视。
在认真对比了西方产的主要几种大炮的技术规格后，李鸿章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克虏伯大炮优于美国、法国、西班牙等国的大炮。在李鸿章看来，“凡行军制胜，海战惟恃船炮，陆战惟恃枪炮。稍有优绌，则利钝悬殊。”这时候，他对克虏伯大炮已经有了明显的好感。
1870年，李鸿章接替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第二年，在德国商人的极力劝说之下，又适逢普鲁士赢得对法战争，李鸿章果断决定向克虏伯购买318门火炮，用于沿海各地布防。这是自1866年初次接触之后，中国第一次直接向克虏伯采购军火。
此后几年，中国持续地从克虏伯订购了军火，并且双方也加强了民用领域的合作。在克虏伯的中国主顾中，李鸿章的淮军尤其偏好克虏伯的大炮。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淮军不断从克虏伯公司购置克虏伯后膛钢炮，还仿效德国炮营兵制建立新式炮营。依寺膊木穑淳恼蕉妨Υ蟠笤銮俊５庖皇逼冢泄郝蚩寺膊鹕写τ诿つ抗郝虻慕锥巍�
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迫使清政府承认日本对琉球的占领，这引起了清政府对海防的重视。在随后的海防大讨论中，有系统地引进西洋船炮被提上日程。李鸿章提出，要改变过去从各国购置火炮“划式不一”的弊端，主张只购买克虏伯大炮以及英国的阿姆斯特朗大炮。这正中了克虏伯家族的下怀。
然而，李鸿章并非克虏伯军火无条件的拥趸，他抛出了一个令克虏伯无法拒绝的要求：只有在克虏伯出资为中国培训枪炮技术人员的前提下，中国才会继续购买克虏伯的军火，否则就将转向克虏伯的竞争对手。
权衡利弊之后，阿尔弗雷德·克虏伯最终同意了李鸿章的要求。1877年，中国第一批7名学员抵达德国埃森，接受克虏伯方面的培训。
此后数年，克虏伯逐渐成为中国军火的主要供应商，并且也在民用领域取得了突破。1886年，克虏伯向中国供应了1500吨铁路钢轨，用于修建铁路。但自始至终，军火才是克虏伯在中国的主要代号。有统计显示，克虏伯家族在1877年到1896年之间共得到了清政府约2000门大炮的订单，收益颇巨。
打“李鸿章牌”
在克虏伯的中国市场策略中，李鸿章的角色尤被克虏伯家族看重。克虏伯火炮的创始人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十分重视与李鸿章的私人交往，双方保持着信件联系。而李鸿章也对这样一位大自己10岁的“火炮大王”心存敬意。
1880年6月，李鸿章给阿尔弗雷德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李大臣在贵国时，与贵商往还，彼此交情益臻亲密。闻徐参赞亦时往贵厂。该参赞于机器制造经理多年，性情和蔼，能得与贵商及贵厂有名诸友，时相讨论，获益良多。望代致贵厂诸友，凡该参赞来时，务祈遇事指示，是为至托。”
信中所称“李大臣”与“徐参赞”，即时任驻德公使李凤苞和参赞徐建寅。这两人皆为李鸿章派遣至克虏伯的经办人。在信中，李鸿章对阿尔弗雷德对上述两人的照应语带感谢之意。
而阿尔弗雷德为了在华军火利益，也利用各种机会讨好李鸿章，时不时还会向李鸿章送礼。比如1876年，阿尔弗雷德向李赠送了一只多头火车的模型。1887年，阿尔弗雷德去世后，他的后人依然对李鸿章不敢怠慢。典型一例发生在1896年，当得知李鸿章要访问德国时，克虏伯家族的人都坐不住了。
经历过1895年《马关条约》的屈辱与国人的不满之后，李鸿章一直闲居在家。1896年，朝廷感念其过去的功劳，突然宣布任命其为大清特使前往俄罗斯参加沙皇加冕典礼，并借此进行环球考察。这时的李鸿章已是垂暮之年，他还有一个心愿没了：见一见克虏伯家族与俾斯麦。
1896年6月13日，在结束对俄罗斯的访问后，李鸿章乘火车抵达德国，下榻柏林凯撒大旅馆。李鸿章此行是受汉堡商会邀请，却意外获得德国政府高规格接待。而克虏伯家族也对李的到来感到兴奋。在德国的前5天，李鸿章在日记中对德国之行只字未提。但后来，他在日记中表露了心迹：“从官方角度看，我是德国的客人，与此同时，就个人角度来看，我是克虏伯先生的客人。许多年以来我就一直渴望见到他。”
克虏伯家族档案馆资料清晰记载了李鸿章来访时的情形：李鸿章参观了埃森以北100公里的梅喷射击场，在那里克虏伯家族成员向其展示了其感兴趣的大炮；李鸿章还前往马格德堡，参观了克虏伯旗下一家生产大炮的工厂；此外李也到过建造大型军舰的基尔日耳曼尼亚船厂。
在德国期间，李鸿章还主动拜访了俾斯麦。在给俾斯麦的亲笔信中，李鸿章写道：“仰慕毕王声名三十余年，今游欧洲，谒晤于非得里路府第，慰幸莫名。”
俾斯麦对李鸿章的来访非常高兴，因与德国皇帝的意见分歧，俾斯麦早已赋闲在家。在与李鸿章的密谈中，俾斯麦谈到了中国的军事改革问题。俾斯麦直言：“兵不在多，哪怕只有5万人，但要精。”李鸿章回答说：“我们有的是人，就是缺少受过训练的部队。现在我终于看到了德国优秀的部队。即使以后我不在任上，我仍将在能力范围之内根据阁下的建议施加影响。我们需要聘用普鲁士军官，以普鲁士军队为榜样来训练我们的军队。”
李鸿章在日记中同时提及克虏伯与俾斯麦：“我不知道我更渴望见到哪一位，是俾斯麦首相还是克虏伯先生。但不管哪一位，他们两个我都见过了，还和他们轻松随意地交谈。”“他们两个人好像都是在最适合自己的岗位上工作：克虏伯安安静静地制造大炮，俾斯麦从事的工作就是让这些大炮投入使用。虽然皇帝是德意志帝国的国家元首，但遇到大麻烦时俾斯麦才是真正的中坚力量。”
在华下坡路
在李鸿章的德国之行中，为招待好李鸿章，德国人可谓费尽心思。据说，就连李鸿章爱抽的烟丝、常听的画眉鸟都提前布置好。在李入住的旅馆房间，除了悬挂李本人的照片，还将俾斯麦的照片也并排挂上。一切都切中李鸿章所好。
而克虏伯家族则打出了“情感牌”。克虏伯家族不仅奉上了李鸿章的一幅画像，还赠送了一只纯金火炮模型。在李鸿章临别之时，克虏伯家族不忘拿出一本厚厚的相册相赠，相册记录的是其家族与历任中国驻德大使的交往，希望以此凸显与中国的私人情缘。
德国人对李鸿章大献殷勤的背后，意图其实非常明确：借助李鸿章的影响在华谋求新利益，另外也维持在中国市场取得的优势，比如军火贸易。
早在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领导的德国政府就已经积极协助军工产业开拓中国市场。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主要从英国购买炮舰，但此后德国便迅速取代了英国，逐步垄断了中国军火市场。仅1888年，克虏伯对华军火贸易额就达到近299万马克，1889年增加到748万马克。
在当时中国的军火市场，以克虏伯为代表的德国军工企业一直保持着优势。这种优势在李鸿章到访之后，进一步得到了扩大。在李鸿章访问结束后，克虏伯不久就收到了来自清政府的新订单。
值得一提的是，在19世纪90年代以后，克虏伯对华军售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比如为了推动对华军火贸易的增长，克虏伯公司主动借给中国大量资金用于军购。这让财政困难的清政府有了继续军购的可能性。
此外，克虏伯还加强了与中国在军事技术方面的合作，人才培训方面也同样得到加强。1889年到1890年间，李鸿章的得意门生段祺瑞远赴德国军校学习，就曾受益于中国与克虏伯的良好关系，在克虏伯兵工厂实习半年之久。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中国军事建设的重心发生变化，由偏重海防逐步转向加强陆军。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中国与克虏伯的军火交易显著减少。这期间还经历了义和团运动时的武器禁运与八国联军之乱，直到1902年，中国才又开始从克虏伯进口大炮。
其时，被称为帝国“裱糊匠”的李鸿章已殁，清王朝早已摇摇欲坠。清朝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涵盖政经、军事诸方面的“宪政”改革上。
1906年4月，出国考察的端方、载泽等五位宪政大臣到访德国考察宪政，其间参观了克虏伯炮厂。这是晚清最后一次派人参观克虏伯兵工厂。尽管五位大臣从这次访问中收获不小，也据此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军事改革意见，但留给他们施展的空间与时间显然已经不足。
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清政府的宪政改革终究还是以破产收场。1912年2月，清王朝260多年的统治宣告结束。
清王朝的土崩瓦解，也让克虏伯军火在华半个世纪的好日子走到了尽头。民国时期，尽管克虏伯大炮在中国仍延续着好口碑，但很长一段时期里，中国的军阀们似已忘却国防，而忙于彼此间的争权夺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