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孙甘露共鸣的，并不是布罗茨基的人生遭遇，而是他的见解，对于诗歌、写作或者其他问题的意识性

　　顾明

　　在孙甘露看来，布罗茨基是文字艺术家，与一般的写作者不一样。他反复读布罗茨基，“读的是他的叙事，他的文字在吸引你，他讲述一件事情的说法，那种调子、韵律、节奏，让你回味。”

　　孙甘露觉得，他比较倾向于这些作品，“包括布罗茨基的诗歌也好，有一种沉思性，并不一定有纯理论的探讨。”这是这批作家的共性，他喜欢这些作家、这样的作品，“对我有启发性”。

　　作为一个非母语读者，一部作品也不能说必须全部体会到，才算是体会。对孙甘露这代人来说，东欧的背景并不陌生，“这是20世纪世界性的现象，在很多国家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你不考虑它是一件很傻的事情”。

　　在作协的办公室里见到作家孙甘露时，他正准备参加一个会议。近来，他忙了不少。

　　说起经常重读的一本旧书，他一下子想起了俄裔美籍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的《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这是一本诗文集，1990年出版，收录有布罗茨基的短诗、组诗、长诗84篇，以及反映他个人生平和文艺思想的散文、评论、演讲八篇。

　　这本旧书的具体出版时间，孙甘露已经有点记忆模糊，但他清楚地记得是漓江出版社出版的。从它初版，孙甘露就买回来，这些年来一直反复地读。引起他共鸣的，并不是布罗茨基的人生遭遇，而是他的见解，对于诗歌、写作或者其他问题的意识性，“跟一般的作家不太一样”。

　　天然的亲近

　　约瑟夫·布罗茨基出生于列宁格勒，学生时代便开始写诗，发表在地下刊物上，后来受到了当局的审讯，并入狱。1972年，布罗茨基被放逐，后定居美国。

　　“他的经历比较传奇，有原来在苏联的背景。”孙甘露说道。苏俄文学对他这一代人的影响比较大，“有天然的亲近性”。但他强调，布罗茨基的人生遭遇并不是主要的。

　　布罗茨基，不仅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诗评家、诗歌理论家，散文也写得很好。孙甘露读他的作品，不仅是《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这本诗文集，也包括后来黄灿然等人译介的一些他的作品，网上有人翻译过他的诗，《上海文化》杂志也曾登过一些。他的诗歌、随笔，“并非完全针对某一件事情，而是将它们提升，上升到一种普遍性——不是完全沉溺在个人的遭遇、经历中，或是对某个时期的思考——当然它们是结合在一起的。”

　　事实上，孙甘露提到，像布罗茨基这样的作家有一大批，比如从东欧逃亡到国外的诺曼·马内阿、米兰·昆德拉、切斯瓦夫·米沃什。“当然也不能把他们完全局限在东欧这个概念上。”欧洲的一些诗人也有如此的经历，比如德国诗人诺瓦利斯、希腊诗人乔治·塞弗里斯，在文字风格上与那些东欧流亡作家有某种相关性；也有更强悍一点的，比如写《英雄挽歌》的希腊诗人埃利蒂斯。

　　“他们的诗歌创作和谈论诗歌的文章，或者评论、文艺理论、思想随笔，实际上关心、谈论的是同一种东西，它既有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同时也有对普遍性的思考。”包括昆德拉、米沃什等这批人，都有这个特征，还有写《哈扎尔辞典》的米洛拉德·帕维奇。

　　“从时代背景上来讲，这也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有一种虚构性、想象性，生造一个乌有的人、事、物，都有一种类似性。”

　　孙甘露觉得，他比较倾向于这些作品，“包括布罗茨基的诗歌也好，有一种沉思性，并不一定有纯理论的探讨。”这是这批作家的共性，他喜欢这些作家、这样的作品，“对我有启发性”。

　　这种启发也不完全是写作上的。“我觉得有一种写作并不解决你的生计问题——当然生计也很重要，实际上跟你的感性有关，就跟有人喜欢看足球，有人喜欢看恐怖片一样。恐怖片我是不要看的，但是我很能理解那些喜欢受惊吓的人，实际上它是一种感性，这些东西对他有刺激，他会有回应。”

　　孙甘露说，像布罗茨基这样的写作，总是能触动他，所以，他会反复找来读，“就像你喜欢吃某样东西，不会顿顿吃它，但隔段时间就会想起来要去尝一尝。这种滋味让你倾向于它。”

　　这是物质上的，而精神上肯定也有类似的东西。布罗茨基的诗文，对于孙甘露来说就是那种令他时不时要想念起来去尝一尝的食物，“它的抒情性、沉思性，或者半叙事半思考，又或者将这两者综合在一起。”

　　必然会失去的体会

　　在孙甘露看来，布罗茨基是文字艺术家，与一般的写作者不一样。“一般的写作者，他的书拿来读一下，知道讲些什么就拉倒了，你不会要反复读。”而他反复读布罗茨基，“读的是他的叙事，他的文字在吸引你，他讲述一件事情的说法，那种调子、韵律、节奏，让你回味。”

　　不过，这其中牵涉到了翻译的问题。“翻译也是天然的、没法回避的。”一个人不可能什么语言、文字都懂——当然也有，只能依赖翻译，于是就产生了新的创作，由翻译产生的新东西。“你不能说它完全是真的，与原来的文本多么近似，但是理论上讲是翻译可以达到的。当我们指责一个翻译不准确的时候，暗含有一个准确的意思在。这是从接受者的角度来讲的。从普遍性的角度讲，这可以说是地区性的，一种方言对另一种方言的翻译，就像北方人也能看懂《繁花》，但有些部分只有说上海话的人才能体会。”

　　但是，作为一个非母语读者，一部作品也不能说必须全部体会到，才算是体会。对孙甘露这代人来说，东欧的背景并不陌生，“这是20世纪世界性的现象，在很多国家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你不考虑它是一件很傻的事情”。其次，年轻时，他们都有一些写诗的经历，“不见得写得很好，但有一种冲动，要通过韵文来抒发、来表达。你是想通过这些韵文，接近生活中的某种东西，在日常当中，它们可能是被忽略不计的，被遮蔽（我现在不大喜欢用这个词，大家都用，用得比较烦）起来的。这些藏起来的东西，必须通过写作来把它唤起。它可能并不有日常效应，但普遍来讲，写作有什么日常效应呢？”

　　然而，这又是根本。就像艺术是人对于现实生活的一种模仿，这是从亚里士多德而来的，最早的对于艺术的定义。“模仿起到怎样的效应呢？有些人很擅长模仿别人，一模仿别人都说非常像，但这种‘像’并不重要，而是‘像’唤起了你的愉悦。一个人对别人的评价，无论是好是坏，只要去模仿一下他的言谈举止——相声里也经常有，对他的臧否就都包含在这样的行为里了。”

　　“从广义上来讲，翻译也是一种模仿。用一种语言模仿另一种语言，但其中必然会失去一些什么。”

　　所以，这次上海作协办青创会，其中有个主题就是翻译。孙甘露提到了，上海这十来年年轻人的写作，有一大批作家都是一边写作一边做翻译。这样的现象只在上海最明显。另外，他在负责策划的上海书展国际文学周，今年的主题也是翻译：在另一种语言中。

　　“综合这些原因，使我反复地要读布罗茨基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