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泽霖

　　叛教者的信仰

　　1901年2月22日，俄国神圣宗教会议发布文告，开除托尔斯泰东正教教籍，理由是：

　　“他在因智力而自负的诱惑下，傲慢地反对上帝和他的基督”，“狂热地推翻东正教会所有的教条和基督教的最根本的信念”，最令人恼恨的是，他“把自己的文学活动和上帝赐予他的天才用于在民众中散布反基督、反教会的学说。”

　　东正教会的指控言之凿凿、有凭有据。所以百年之后，托尔斯泰的玄孙要求东正教会重新考虑1901年革除他的高曾祖父教籍的裁决，实在是唐突之举，既没有得到教会方面的回应，更忤逆了托尔斯泰的心思。

　　因为就在当时，把托尔斯泰革出教门的“迫害”就曾在全国各地激起抗议的浪潮。而面对官方教会历数的种种罪状，托尔斯泰在《对俄国神圣宗教会议的裁判的回答》（1901）中决绝地说，“我必须自己一个人度过我的一生，也必须自己一个人去死（这已经很快了），因为在准备回到派我来到人世的上帝那里去的时候，我只能相信我所能相信的。……我再也不能回到我经历了那样的痛苦才逃脱的那种信仰，正如一只鸟儿不能重新回到它所由出来的蛋壳里去。”

　　托尔斯泰诚恳地回顾自己追求信仰的精神历程：“我走的是一条回返之道。开始我爱自己的东正教的信仰胜于自己的宁静，后来我爱基督教胜于爱其教会，现在，我爱真理胜于世界上的一切。而至今为止，对我来说，真理是和我所理解的基督教相符合的。于是我就信奉这基督教。”实际上，他这是在果敢地宣布，他的信仰就是唯真理是从：

　　“我不认为，我的信仰是唯一的、永远不可置疑的真理，但是我还没有看到另一种能够更为简单明确、并能合于我的理智和心灵的要求的信仰。而一旦我认识到这种信仰，我会马上接受它，因为上帝除了真理什么也不需要。”

　　这番充满反叛力的话，绝对具有震撼性。因为托尔斯泰只是把基督教作为他寻求真理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这不仅从根本上违背了作为一个基督教徒的根本信念——基督教是唯一的、永恒的真理，而且这番话更深刻的意义在于他坚守一种最可贵的信念——自由的信仰。

　　俄国作家纳日温在关于托尔斯泰的传记性著作《烧不毁的灌木》中就有这样的描述：托尔斯泰晚年常说，我对福音书失望了，失望了。我不想再作基督徒了，我想信儒教、佛教、道教……有时他又说，我又爱上福音书了，之后又走到自己也不清楚的什么方向去了……

　　探索，永无休止的探索，生命最后一息才终止的上下求索，这就是托尔斯泰一生的命运，也是托尔斯泰之所以成为托尔斯泰的一生创作之魂。

　　比如他最初的重要作品《一个地主的早晨》（1852－1856）实际上就是对自己最初探索（当年缀学返乡改革庄园管理）的反省，认为是一种“为要改善自己，却先去改善别人”的错误，“是希望在别人面前表现得更好些，而且很快这种愿望又被想比别人强些的愿望所代替，即要比别人更有名，更重要，更富有。”托尔斯泰追求理想信念过程中的反省和批判精神，要比反省本身是否准确更有意义。

　　他在追求什么呢？他在追求一生心灵所系的道德理想——还在青年时代，他就在日记里写到：“我自信能够以毕生的精力去实现这个思想，即创立一种和人类的发展相适应的新宗教，是剔除了盲目信仰和神秘性的新的基督教，是不应许来世幸福，而赐予现世幸福的实践的宗教。”

　　托尔斯泰的精神探索最终落到道德自我完善和不以暴力抗恶。我们今人有的会觉得这些都不值一哂。不过，这让人想起陈寅恪对王国维评价之所言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万祀而永光。

　　托尔斯泰信仰的特征在于，这是和精神探索紧紧合为一体的信仰，所以托尔斯泰的信仰始终是自由的信仰，是心灵的勤奋不息的工作。它不会蜕化成僵化的迷信和盲从，没有恶变为跟从官方教会绞杀精神探索的屠刀，不是甘愿浑浑噩噩、闭目塞听、心灵死灭的避风港，更不是假信仰之名的凶狠狡诈的野心、贪婪小惠的贼心，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宗教大法官凭借奇迹、秘密和权威去掳获人心——而是耶稣所要求的“自由的信仰”，是去神圣化、去神秘化的信仰。宗教大法官承认：“因为你（耶稣）不愿意用奇迹降服人，你要求的是自由的信仰，而不是凭仗奇迹的信仰。渴求的是自由的爱，而不是囚徒面对把他永远吓呆了的权力而发出的那种奴隶般的惊叹。”

　　看来，信仰有两种：一种是要人舍弃自己，放弃自己思想求索的权利，去皈依某种信念，是谋私、懒惰和怯懦；一种是要人去“找回自己”、去“成为自己”（尼采），是要人锲而不舍地进行精神求索，成就生命价值。作为叛教者，托尔斯泰追求的始终是要“找回自己”、“成为自己”，是要探索生命的真谛。

　　托尔斯泰1893年写的小说《谢尔盖神父》（时经20年，托尔斯泰去世后才允许出版）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思考信仰的故事：靠皈依被灌输的信念、靠对权威的信服、靠对教条的遵从来守持的信仰终将破灭。

　　小说中，这位公爵很快就要提升为皇帝的侍从副官，是位有着“灿烂前程”的美男子，他突然呈请退职，断离未婚妻，进了修道院。他走向上帝的决心不可谓不大。在几十年的苦修中，他经受了一次次的考验，甚至为了抵御女色的诱惑而砍断手指，他的笃行不可谓不坚。但是他“不是凭自己的意志，而是凭长老的意志在生活”。

　　为了降伏自己的心，谢尔盖神父又隐修于山洞，其间也充满了惊心动魄的灵肉搏战。他蛰居斗室，仰求天启，俯禁情欲，他呼唤着，“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不赐给我信仰？”为了压抑情欲，他念着经文、划着十字、鞠躬行礼，“他收起涌上心头的一切怀疑，就像人们安放一个不易平衡的物体一样，把自己的信仰重又安放在那条摇晃不定的细腿上”……他一遍遍祈祷：“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

　　而一旦被推上德高望重的角色，“他的内在的生活被破坏了，被一种外在的生活所代替”。“他爱什么人吗？……他现在既没有爱，没有谦卑，也没有纯洁。”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魔鬼”诱惑了他：这位德高望重的长老奸污了姑娘。“应该结束了。没有上帝。向谁祈祷呀。”谢尔盖神父绝望地惊呼。他明白了：那个外在于人的、能够靠信仰、靠祈祷拯救你的上帝根本就不存在！

　　信仰崩溃了，因为它不是一种自由的信仰，不是精神自由追求的结果。修炼破产了，看上去像是因一时软弱而功亏一篑，实际上，这种外在的、形式的、灌输的、遵从上峰意旨的修炼，走的路子是祈求赐予信仰和拯救，努力自我压抑、自我放弃、自我否定，得到的只能是一种食而不化、自相矛盾的虚伪的信仰。而被压抑的心一旦失去本性之真就会变得扭曲丑恶、就会滋生邪恶。

　　新的上帝和新的耶稣

　　和托尔斯泰自由的信仰相联系的是托尔斯泰宣说的新的上帝和新的耶稣。诚如布尔加科夫所说，“托尔斯泰自己的宗教世界观，我不是咬文嚼字地说，也很难称为是基督教的。他顽强地执意否认的，不仅仅是基督教的基本信仰，还有基督教的全部宗教形而上学，否认关于上帝，关于灵魂，关于救赎，这使托尔斯泰与基督教格格不入，而愈到晚年，他就愈和基督教分道扬镳了。”

　　首先，托尔斯泰否定“活的上帝”，把他变为理智之光。

　　关于教义中的上帝，托尔斯泰揶揄道：“对于我的问题：在这个世界上，我的生命有什么意义，（神学的）回答是这样的：有这么一个奇异怪诞的，半人半怪的上帝，一时任性而随心所欲地创造了这么个世界，也这样随心所欲地创造了这么个人（指亚当）；而一切都做得很好。但是，结果却一切都很不妙。人和他的全部后代都遭到诅咒；……而在他（上帝）想出拯救他们的方法之后，情况依然如故。”

　　而在《四福音书的汇编和翻译》中，托尔斯泰则明确指出：“理智之源就是上帝”；“人心中的魂灵是理智之光，而生命就在其中”；“形形色色的对上帝的外在的崇拜都是有害的。”

　　就在《谢尔盖神父》（1893年）中的主人公反复呼叫着“没有上帝”的同时，托尔斯泰提出，上帝就在我们心中（《天国在你们心中》，1893年）。这是就活在人的心中，能昭示人今生今世的幸福，和人的理性相融通的上帝。

　　托尔斯泰在1903年写作的一篇小故事《劳动、死亡和疾病》很有意思：上帝为了把人们从吵架、争斗的不幸生活之中解救出来，先后把劳动、死亡和疾病重压给人类，为的是让人们觉悟。但是当看到人们依然不能觉悟的时候，“上帝撇下人们不管了”——上帝死了！上帝不存在了！而“人们被撇下以后很久才明白，他们是应当而且也是可以过得幸福的。”他们开始懂得了“唯一合乎理性的事就是在团结和友爱中度过我们有生之年的每分每秒。”

　　这里与其说是在指责上帝外在惩戒的无能，不如说是在指出，人心不与天道沟通，上帝就不存在，外在的惩罚和戒律都无济于事。而故事的结局又正说明，人是能够自救的：因为上帝的心思——天理本来就在人的心中，这就是理性。

　　实际上，托尔斯泰在作品中反复述说着这一思想。

　　一位自传性主人公列文 （《安娜·卡列尼娜》）就悟出：每一个人的“心灵中都有一个毫无错失的审判官”，无论是“有罪”的安娜，还是虚伪的官僚机器卡列宁，他们都有一颗不可泯没的善心。卡列宁一旦顾不上虚伪，“没有想他一生想要恪守的、教他爱和饶恕敌人的基督教教义；但是一种爱和饶恕敌人的欢喜心情充溢了他的心。”

　　涅赫留朵夫（《复活》）从精神的人变为兽性的人，根本上，就是因为忘掉了心中的上帝——失去了对自我的信任：“他所以会发生这种种可怕的变化，只是因为他已经不再相信自己而开始相信别人”，而他一旦意识到，“执行那铭刻在我良心上的上帝的意志，我却能办到，这是我毫无疑问地知道的。”涅赫留朵夫就翻然醒悟了。他找到了上帝，这不是外在的上帝、救世主，而是心中的上帝——理性。

　　托尔斯泰在不厌其烦地用形象告诉我们，上帝实际上就是人的一颗不可泯没的理智的善良之心。

　　第二，从来没有救世主——人要自己救自己。

　　大主教沙霍夫斯科依一眼就看出，托尔斯泰的“《谢尔盖神父》的故事之轻率”，“首先在于，其整个内在情节缺乏的恰恰应该是最主要的东西：基督。”

　　实际上，这一发现适用于托尔斯泰的所有作品——都没有基督！没有基督教义中那个具有最重要的救赎功能的基督。

　　比如，在以《复活》为名的故事中，缺乏的恰恰是“复活”这一基督教文化的情节内涵：讲述的不是基督教式的通过罪与罚的炼狱，得到神恩救赎而复活。两位主人公都没有找到外在于他们的上帝。喀秋莎早就不相信上帝了，“所有关于上帝和关于善的那些话，全是欺人之谈。”而全书中涅赫留朵夫走遍黑沉沉的俄罗斯大地，也没有找到那个能够拯救人类的上帝。

　　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相对照，小说中这一反叛经典基督教文化情节的框架特征就格外明显。虽然也是在黑沉沉的俄罗斯大地上，但是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魔鬼的暗喻，当然也没有耶稣救世主的暗喻，没有深重的罪孽感和苦难意识，也用不着神恩救赎；有的只是误入迷途而变坏了的人，迷失了本性而虚伪可恶的人，也有终于找回了良心、恢复了本性的人。

　　这是一个人的世界，同时又是一个充满了神意的世界。只要人们愿意，他们就能在自己的心中找到“他（指上帝）的国和他的义”（涅赫留朵夫最后的体悟）。基督教的“复活”变成了人的“复性”。动物的人变回为精神的人的比喻，也就是孟子的所谓“求放心”：涅赫留朵夫的复活，就是求回被自己放逐了的心，找回每一个人天生固有，而他不幸丢失了的充满理智的良心。

　　大主教沙霍夫斯科依指责谢尔盖神父不是从基督那里得到拯救：“复活是在没有基督的情况下发生的，整个生活也是在没有基督的情况下进行的”——他竟向一个普通的农妇帕申卡悔过，“而在基督面前的忏悔则只字未提。”

　　而这恰恰道出了托尔斯泰对耶稣的文学诠释的特征：神人耶稣根本就不存在。托尔斯泰把耶稣从神人，变成了一个人神——不是道成肉身的神，而是肉身成道的有神性的人，也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圣人，而人人是皆可为尧舜的。

　　基督教教徒由于认为自性不足，自我提升和拯救是人力所不及的，所以要靠基督的中保而得救赎。而托尔斯泰否定人类无力自救、只有走因信称义的道路、靠着耶稣而得到救赎的基本教义，不是把耶稣视为神，而是视为人类自救的榜样。他说：“把基督这个人理解为神，向他祈祷，我认为是极大的亵渎”。对于耶稣的复活，托尔斯泰说，“他的复活与我有什么相干？复活，就让他复活去吧！对我来说，重要的问题是，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怎么活着？”

　　在1890年3月9日的日记里，托尔斯泰写道：“教会把基督变成具有拯救力的神，应该对其信仰和祈祷。这样一来，他的榜样成为不需要的。而真正的基督的工作正在于废除这种神性。如果他是一个人，那么他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其榜样性，他拯救人，只能是像他拯救自己那样，就是说，如果我也像他那样做的话，就能得救。”

　　托尔斯泰让帕申卡成为谢尔盖神父的精神导师（榜样），很有意义。这个穷困的老太太不可能有什么说教，她是以自己最平凡的生活，谦卑而善良的人生态度，现身说法地给谢尔盖神父启示了真正的人生之路，成为他的人生榜样。

　　别尔嘉耶夫论道：“托尔斯泰的高傲在于，为了执行神的意志，他不需要神恩的帮助。”“其根源在于他不需要救赎，因为他不知道罪，没有看到在自然的途径中恶的不可战胜。他不需要救赎者和救世主，没有什么人像他这样，与救赎和拯救格格不入。”

　　1887年9月，托尔斯泰的姑母亚·安德列耶夫娜给托尔斯泰的信很有意思。她郑重地讨论自己、一个基督徒，和托尔斯泰在对基督看法上的分歧，典型地表现出一个基督教徒对托尔斯泰剥夺他们唯一的精神依托－－救世主而感到的惶惑：“基督对我说：‘你信，你就会得救’；而您却说：‘人被赋予理智是为了推理的，要服从它’。福音上说：‘不停地祈祷吧，感恩吧，叩门吧，天国的门会向你打开’；而你说：‘祈祷是耽误时间；行善吧，分发自己的财产吧，为了邻人而弃绝一切吧’。”

　　接着，亚·安德列耶夫娜恳切地说：“圣徒保罗就意识到：‘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新约·罗马书》7章19节）所有有理智的人，心里也会这样说的：是啊，我想行善，但是我这罪人的本性在我生活的每一步上，都反对这个愿望。除了由基督吩咐所唤来的，并由他许诺赐予所有执著热烈的祈求者的圣灵的神恩，谁还能帮助我战胜这种动摇性呢！没有这种帮助，我无疑会陷入全然无力的处境之中。而您却认为能够仅仅靠着自己的意志力量来实现基督的教义。”

　　她说：“您从人们那里剥夺了神的帮助，您将创造的是无食无水的饥饿的行者。他们有没有力量把压在他们肩上的重荷扛到底呢？要知道，自我献身和善行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也根本不是人类的天性。”

　　而托尔斯泰的全部著作正是对此作出全面否定。他的一个卓越的是思想就是，不承认人有原罪，不承认非理性的神秘无底的恶的渊薮，而把恶视为理性的未启或失落，从而把人从被改造、被奴化的精神压抑下解放出来。他相信，一旦获得了理性，人就能战胜恶。因为人的天性不是堕落的、有罪的，而是向善的，理性就是向善，而善就是上帝。

　　别尔嘉耶夫近乎奚落地说，“托尔斯泰觉得凭借自力就能轻易地执行天父的法则”。的确，托尔斯泰多次指出：“没有比认为人不可能凭靠自己的力量实现自我完善的学说更不道德，更有害的了。”“一个虚谎而荒谬的看法是，人的理智凭靠自己的力量不能接近真理，……这一迷信太可怕了……人不再相信认识真理的唯一的工具－－自己的理智的努力”。“如果人知道在他的身上有着神性的根苗，他还需要什么样的支撑呢？”

　　是啊，既然我的理性就是上帝之光，那么自我的完成——成为自己还需要什么外在的恩赐吗？托尔斯泰对上帝、耶稣的这种叛逆性阐释，其现实价值就在于，以启蒙理性反抗沙皇俄国对人民的精神压迫和精神蒙蔽。不去创神拜神、不做神的羔羊，而肯定和张扬人的自我精神价值和精神力量。

　　叛教者托尔斯泰要比说教者托尔斯泰更智慧、更可爱、更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