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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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之后，当后人撰写中澳关系史时，2015年10月5日这一天，大约依然会被忽略，尽管这一天有着特殊而深远的意义。
这一天，来自36个国家的近2000名华人华侨，齐聚悉尼歌剧院，出席“第八届世界广东同乡联谊大会”（世粤联会）开幕式。澳大利亚联邦及新南威尔士州政要纷纷出席并致辞，悉尼港湾内燃放烟花以示庆祝。
澳大利亚工党领袖比尔·肖顿在致辞时，出人意料地表示：工党支持中澳自贸协定，工党此前所争取的，仅仅是为了更好地完善澳大利亚的国内法律，以推动中澳自贸协定的更好落实。
会场里一时掌声雷动。
在座的澳洲政要、中国驻澳外交官员及数百名本地侨领都知道，围绕着中澳自贸协定，作为联邦反对党的工党一直猛烈抨击执政的自由党-国家党联盟，双方不仅在议会中、媒体上激烈交锋，而且还各自投入巨资制作广告，执政党甚至指责工党涉嫌对中国“种族歧视”，火药味十分浓烈，丝毫不亚于选战，成为当前澳洲政坛的最大焦点。考虑到工党在参议院的席位已足以确保其行使否决权，人们有理由担心：议会在10月12日开始对中澳自贸协定进行辩论后，朝野的激烈斗争是否会导致中澳自贸协定夭折？这一协定来之不易，自2005年两国启动谈判迄今，共经历了长达10年、多达21轮的艰苦谈判。
10月5日晚工党领袖出人意料的宣示，导致剧情出现戏剧化的逆转，这意味着：在大选迫近、政争日趋激烈的澳大利亚政坛，中澳自贸协定或许有望不再成为标靶与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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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剧情逆转的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博弈与巨大的推动力量。
就在当天，澳大利亚工党领袖肖顿率领其核心团队，与当地华人领袖举行了极小范围的非正式磋商。在这次磋商中，华人领袖直言不讳：工党在中澳自贸问题上的做法，不仅粗糙，而且对各方不利，为工党计、为澳洲利益计、为中澳两国关系计，工党应该、也能够换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
几小时后，在悉尼歌剧院，工党不仅展现了其从善如流的明智，也展现了其快速反应力与执行力。这一天，无论是在闭门磋商的小范围，还是剧情逆转的大剧场，我都有幸成为见证人。
这一天之所以值得日后铭记，并不仅仅在于拯救中澳自贸协定的努力，而是在更深一个层面上：澳大利亚当地华人，正在有效凝聚、整合、运用自身的政治影响力，积极协调朝野两党，努力沟通中澳两国，为达成多赢局面奠定坚实的基础。
澳中关系研究院（ACRI）主席黄向墨教授，在本期《中国经营报》独家刊登分析文章，从澳大利亚政制角度分析围绕中澳自贸协定的政治博弈，展现的正是新一代华人对居住国更为深刻的思考与参与。黄向墨主席在中澳自贸谈判中，一直发挥着相当重要的顾问作用，为中澳两国及澳洲朝野各党所倚重，这是他第一次面对媒体打破沉默，就自贸相关问题进行公开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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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人的确是缺乏耐心的。
在有关中澳自贸协定的报道上，华文媒体至少两度表露出了普遍的浮躁。第一次，是2014年11月，中澳两国宣布结束有关自贸的实质性谈判；第二次，是2015年6月，中澳两国政府签署了自贸协定。在这两个时段，诸多华文媒体一拥而上，敲锣打鼓地开始庆贺，倒推各项贸易开放的日期。对中澳自贸的解读，多数还是唱赞歌为主，煽情地描绘美好未来，却几乎很少关注自贸协定其实并未生效，更很少关注自贸协定可能给中国本身带来的成本与代价。
大多数媒体都忽略了，如果将签署自贸协定当作两国的一场婚姻的话，中澳之间迄今还仅仅是宣布订婚而已，此前谈判所涉及的就是婚前协议的具体内容，而这些协议还必须等待结婚登记手续完成之后，才能最终生效——两国都还必须进入各自的国内立法程序，等待两国议会的批准。
根据澳大利亚的“条约订立程序”，中澳自贸协定经两国政府签署后，还有若干步骤需完成：
一、在议会开会期间，将协定文本及相关的《国家利益分析报告》，提交议会“展示”20天；
二、随后，“条约事务联合常务委员会”将就协定内容提出质询，并上报议会——10月12日，中澳自贸协定将在澳洲走进这个程序；
三、议会将审核是否需根据协定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相应的修订——黄向墨主席给工党所建议的，正是将围绕劳工问题展开的纷争，局限在澳大利亚国内法律修订的范围内，不应该、不必要因此影响到中澳自贸协定；
四、当两国都完成了国内审批程序后，双方政府互换外交照会，确认本国已经做好实施协定的准备；
五、确认协定实施的外交照会交换之后30天，协定生效实施。
显然，尽管在长达10年、多达21轮的谈判时间里，双方政府的谈判人员都充分考虑了各自国内的情况，但在审核阶段的“最后一公里”，难以确保没有新的变数出现——尽管其概率很低。更值得关注的，如果自贸协定内容与国内现行法律法规相冲突，还必须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因此而同样可能出现新的变数。
果然，在澳大利亚国内，“最后一公里”出现了巨大的变数。先是工会提出了异议，甚至发动了群众运动呼吁抵制中澳自贸，工会的官网首页，至少仍挂着刺眼的相关专栏；随后是工会有着相当主导权的工党，开始在各种场合抨击中澳自贸可能对本地劳工就业机会和薪资水平的影响。这种纷争，已经成为2015年澳洲政坛最火爆的话题。
中国社会大约实在不习惯澳大利亚特色：“领导”点头了、政府签字了，居然还不算？！当澳大利亚政界围绕着中澳自贸开始激烈的政治博弈，中国的大多数媒体却表现了惊人的沉默，与此前的热闹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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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中澳两国开始了自贸协定(FTA)的谈判，但进展相当艰难，至2014年11月宣布结束谈判，足足谈了21轮。影响谈判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澳经济的不均衡。
大凡论及中澳经济关系的，多会提及中澳贸易的互补性，两国的官方口径也基本认可此点。
中澳双方最大的互补，在澳大利亚方面，是作为世界上矿产、能源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对人均资源占有率较低、且又出于高速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具有极大的意义；而在中国方面，作为世界上劳动力最多且最为廉价的国家之一，对于人口稀少、劳力成本高昂的澳大利亚，也具有极大的意义。
一方是矿多人少，一方是矿少人多，互补自然导致亲近，但是，细细探究，却发现“互补”的背后，其黏度与强度并不对等：澳大利亚的矿产品，对中国而言可替代性很弱，需求刚性强劲；而中国的劳力密集型产品，对澳洲来说则可替代性很强，更多的后发国家如越南、泰国等都可以作为替补，尤其当中国的劳动力廉价优势日益减弱之后。
诸如此类的不均衡，当然直接影响到双方的经贸。直接的反应，就是双方的贸易不平衡：
从中澳建交以来，中方在中澳贸易中一直处于逆差。2000~2010年，中国对澳出口307亿美元，进口603亿美元，逆差为338.85亿美元；根据澳大利亚最新的官方数据，2013年中国对澳出口493.3亿澳元，进口1015.4亿澳元，逆差更是高达522.1亿澳元。
根据2013年的统计，中国出口到澳大利亚的商品，前5位分别是通讯设备及配件、电脑、服装、家具床垫、玩具等。这些商品技术含量不高，在澳大利亚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市场替代性比较强。反之，澳大利亚出口到中国的商品，前5位中有4类是矿产品，分别是铁矿石、煤、黄金及原油，对中国来说，可替代性都不强。并且，根据2010年的对比数据，中国占澳大利亚矿产品出口的35%，但日本、韩国、印度等加起来，也占到了39%，这说明澳大利亚作为卖方，其矿产品倒是有着更多的替代市场。
投资方面，根据澳大利亚最新的官方数据，2013年澳大利亚在华投资存量为295.8亿澳元，中国市场成为澳洲对外投资存量的第12位；中国在澳投资存量为319亿澳元，成为在澳洲投资的第8大国家。中国在澳投资，过度集中在采矿业，占比高达八成左右，这一度引起了澳洲的担忧，甚至在2009年修订了外资投资规定，对此予以限制。
服务贸易方面，中澳双方的不均衡更为明显。从2000年至2010年，澳大利亚从中国进口额从7.38亿上升到16.94亿澳元，增长1.3倍；而出口额从8.16亿增长到59.54亿澳元，增长6.3倍。仅旅游项目一项（含教育），2010年澳大利亚对华顺差高达43.34亿澳元。而根据2013年的统计，在澳洲出口到中国的最主要5类商品中，仅有“教育相关的旅游服务”并非资源能源类，却高居第4位，产值达40.4亿澳元，大大超过位居第5位的、产值为26.3亿澳元的原油类。
大多数的不均衡，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产业结构的问题，及一些产业内部治理的问题。在自贸协定生效之后，市场将大门洞开，在袋鼠们的猛烈冲击下，能否倒逼中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呢？
中澳自贸协定，是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签订的第二个自贸协定，但与此前已经生效的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相比，澳大利亚无论在经济体量、战略分量上，都更为重要，因此备受世界关注。遗憾的是，至少在中国媒体的公开报道上，对这重大国际协定的成本、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探讨，都十分稀缺，与澳大利亚国内的热烈辩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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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澳大利亚国内的不同声音？
黄向墨的分析，对我们是很好的提醒：那就是首先要认真研究其最为根本的基本面——政治体制，才能抓住问题的本质，不畏浮云遮望眼。
政治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利益的博弈。超越利益或者不顾利益的原教旨主义者，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稀缺的奇葩——当然，用原教旨主义的外衣包裹利益的伪原教旨主义者不在此列。
围绕着利益博弈，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规则，这就是所谓的政治制度。在制度中，既有着法律法规这样的显规则，也有着不同特色的潜规则——是的，即便在澳大利亚，也有“潜规则”，那就是各政党为了选票，难免要说些言不由衷的话、表些无可奈何的态。在“经济人理性”的前提下，对利益相关各方的立场、需求做深入了解，就能比较容易理解在各种政治表演背后的真实利益诉求，以及这些利益诉求中，哪些是根本利益、核心利益，哪些是短期利益、次要利益，甚至哪些是真实利益、哪些是作为掩护的假动作……
正如黄向墨所分析的，围绕着中澳自贸协定，澳大利亚工党要表达些不同意见，实在是太正常不过了，尤其在明年即将举行大选的前夕。作为联邦反对党，对执政党挑刺是其角色定位的规定动作，这不仅是为了自己政党的现实利益，也是其政治制度下互相制衡、监督的天职。
在对工党的动机表示理解的同时，工党的具体操作手法，也的确如黄向墨所分析的，显得比较粗糙与急躁，其手段、路径与其诉求并不匹配。为工党出谋划策，固然不是华社之责，但当工党这种粗糙手段可能无谓地危及中澳自贸、危及华社利益、危及两国关系的时候，主动、及时、必要、有效的沟通，其实也是对华社政治参与能力的检测与考验。发挥血缘、亲缘、乡缘的优势，推动居住国与祖籍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从来不应该仅仅是会议桌上的套话、空话，而需要扎实、细致的工作。从围绕中澳自贸的各种博弈及近几年华社与主流政坛的互动来看，澳大利亚华社在运用主流社会的主流方式参政议政方面，做出了大胆的尝试，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其实，不仅华社，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中国的各相关部门也还有很多缺课要补上。无论是对于长期作为重要政经伙伴的发达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还是对于“一带一路”重点区域的中亚诸国等，甚至对于自己一母而出的港台地区，都还欠缺细致、扎实的基本政情商情社情民情研究，这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短板之一。“知”尚如此，“行”更艰难，因此当目标国或地区出现某种政经波折时，中国在应对的前瞻性、及时性、有效性上，往往暴露诸多问题，这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情报工作的成效，也反映了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程度。在这方面，无论英美，还是日本，其认真细致的“工匠精神”，都值得我们学习。
更为重要的是，在做到“知己知彼”之前，先学会淡然，尽量延缓情绪沸点的发作，大约也可作为中国需要锤炼的内功之一。如今的中国，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是世界不可忽略的庞大力量，控制情绪、尤其在搞清情况之前控制情绪，是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基本素质。媒体的表现，大约是这方面最为直观的参照物。当中国的媒体不再为某事轻易欢呼、也不再为某事轻易掀起批判的浪潮时，中国大约是真的强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