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波
11月25日，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中国享有盛名的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以95岁的高龄，在密歇根州的家中与世长辞。诺斯不仅学养深厚，涉猎广泛，而且热爱生活，富有人格魅力。他的离去不仅让美国人哀悼，也让中国经济学界倍感痛心。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曾说，能窥探国家与民族兴衰的命运，是经济学研究最大的乐趣和魅力所在。诺斯在他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也是在思考和回答同一个问题：为何有的国家富裕发达，有的国家贫困落后？
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诺斯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作为经济史研究出身的经济学家，诺斯毕生致力于把制度元素引入经济分析，研究政治与经济制度如何形成，又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表现。
和2013年逝世的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一样，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焕发的光芒，甚至可能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其在西方的影响。制度经济学之所以能“墙里开花墙外香”，主要是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将私有制和明晰的产权作为隐含假设和外生变量，制度经济学主要起解释历史的作用，而对于中国这样仍然处在需要完善市场、法治的现代化进程之中的国家来说，制度经济学理论与转型现实更加契合，更有指导意义。
诺斯在中国经济学界几乎无人不知，他的制度变迁理论引入中国以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科斯一样，诺斯高度重视产权的作用，认为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才有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也因此才有知识创新和科技进步。他和科斯都认为，有效率的产权是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而不明晰的产权会导致“搭便车”和浪费，导致行为短期化和机会主义。这些观点已经是制度经济学的共识。
在当前的中国，从国企改革到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从环境保护到科研体制改革，不明晰的产权导致的广泛存在的“公地悲剧”，已经成为制度变迁的最大障碍之一，所以诺斯等人的洞见值得继续珍视。
作为对历史、哲学都有深厚兴趣的人，诺斯也强调制度中的主观因素。诺斯把制度视为社会博弈的规则，对人类行为的约束条件，并将其分为法律等正规约束和伦理习俗等非正规约束。
诺斯认为，对产权的尊重既来自于国家权威，也来自于约定俗成的日常规范。这些都告诉我们，现代化转型也需要公民形成适应市场经济的观点和习俗，在内心相信维护产权和市场机制符合社会成员的总体利益。当然，商业文明如何在中国生根发芽，与传统文化和1949年以来的社会主义“新传统”相融合，也是重大的课题。
诺斯的理论不仅解释制度的形成，也解释其演变以及对国家兴衰的影响。他的国家理论和马克斯·韦伯一致，认为现代国家的核心问题是抑制暴力。国家建设的核心命题是用什么样的机制，来促使有暴力潜能者尽量少用暴力，从而形成较为稳定的秩序；因此，国家需要主动形塑和推动制度变迁。
但诺斯同时认为，制度变迁可能陷入路径依赖，即制度变迁在短期内收益递增，可能形成一种自我强化趋势，但这可能引致良性变迁，也有可能使制度被锁定在错误路径上而陷入恶性循环，后一种可能性是应当警惕的。
通过观察制度的形成和完善，诺斯一派的经济学家比较世界各国的兴衰荣辱的命运，准确地把握到了繁荣与稳定如何并存的钥匙。比如，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通过宪政与代议制，通过政府与公民之间可信的契约承诺，奠定了经济增长的稳定基础，而许多国家因为未能形成稳定的制度，只能在短暂和平与长期混乱风险的两难处境中徘徊挣扎。
新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转型国家的改革问题讨论不能跟在西方之后亦步亦趋，不能陷入“大政府”与“小政府”的二元争论；因为在发达国家，法治、有限政府等制度已经巩固，而转型国家需要建立这些制度。所以，转型国家同样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建立和巩固能增进经济效率的产权制度，同时避免政府陷入错误的路径依赖。这个命题就是著名的“诺斯悖论”：“没有国家办不成的事，有了国家又有很多麻烦。”走出“诺斯悖论”的关键是在国家和公民个人之间，社会作为一个独立部门，将不同群体更好地组织起来，通过利益博弈来约束政府权力，促使其导向良性方向。
晚年的诺斯对新制度经济学又有很多修正和新见，最主要的是提出了“有限进路秩序”和“开放进路秩序”的理论。
对于有限进路秩序的国家而言，首要的课题是通过精英群体内部的博弈，形成稳定的“主导性联盟”和租金分配架构，建立“成熟的有限进路秩序”。在此基础上，如能实现三个“临界条件”，即精英层面的法治、永续性的政治与经济组织、对有暴力潜能组织建立起政治控制，则有限进路秩序就可以比较顺利地向开放进路秩序转型；但如果在有限进路秩序阶段贸然引入一些开放进路秩序的制度，比如多党制、竞争性选举等，往往会搅乱有限进路秩序的发展进程。
依循诺斯的理论和逻辑来看，中国渐进式的改革思路是正确的，只有经济基础壮大并巩固了，中国的法治和政治文明才能更上一个台阶。在此过程之中，也需要积极有为的政府施加引导作用。但需要避免的是政府本身陷入“诺斯悖论”：政府为利益集团的寻租倾向俘获，落入错误的发展轨道。因此转变政府职能、改变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改革也必须同步。
如何在明晰产权、增进经济效率的基础破解“诺斯悖论”，走向开放秩序，这是诺斯毕生思索的问题，也是中国需要以改革实践的摸索来回答的问题。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
水皮[微博]杂谈
失之毫厘 谬以千里
反思：股灾会不会卷土重来？
讲一个故事。
过去的事情，关于新经济纳斯达克[微博]泡沫的事情。
2000年纳斯达克指数冲到了5000点左右，谁最得意？克林顿！因为整个华尔街、整个美国、整个世界都知道克林顿是新经济的鼓吹者和倡导者，如今纳指如此辉煌，想不嘚瑟，一个字，难，两个字，很难，三个字，不可能！但是有人出来给克林顿泼冷水，萨默斯，当时的财政部长提醒克林顿说：总统先生，你千万别在大庭广众之下把纳指的上涨和你的经济政策联系起来为自己脸上贴金。克林顿反问：为什么。萨默斯说：因为股市怎么涨起来的会怎么跌回去。克林顿听劝没有揽功。事实证明，萨默斯说的是对的，纳斯达克泡沫破灭，纳指从5000点跌到1250点，真的是哪来回哪去。
这是一个故事，说明的是一个道理。
市场是市场，政府是政府。
两者千万不要搅和在一起，各行其道才是正道，如果当初克林顿表态，纳指的牛市是新经济的牛市，代表了新兴产业的方向、人类的未来；那么，泡沫破灭之时，美国政府该作什么表示，救或是不救。不救等于自己打自己耳光；救，拿什么去救，纳税人的钱吗？凭什么政府拿钱去拯救赌输的人，赌赢出局的人又该怎么办？美国市场是个国际市场，有太多的境外反美势力，恶意做空更是数不胜数，难道美国政府向全世界宣战？！
市场是什么？
市场是由交易双方构成的，在股市里有看多的就有看空的，有买的就有卖的或者反过来有卖的就有买的才构成交易，有人赔就有人赚，有人赚就有人赔。政府又承担什么职能呢？监管，管什么，交易是否公平、公正、公开，是不是有人强卖强买，欺行霸市，如果政府参与到其中，成为交易的一方；那么，市场也就不成为市场，交易各方都可以以此推责，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政府，请政府买单。政府的钱又从哪里来？政府的钱是纳税人缴的税，最终羊毛出在羊身上，但是前提是没有公平可言，成熟市场的政府是不敢参与其中的，救市更是谨慎，除非出现不可控因素危及社会稳定，更不敢参与泡沫的制造，功利地利用市场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有了私心杂念，心术不正，那么定位就出现了偏差。中国有句老话，“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还有句老话，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政策上丁点的纰漏都会被市场好事之徒人为放大而不可收拾，人为地制造金融危机，这是人性使然，不以管理层的善良愿望为转移。纳斯达克的股灾持续了多久呢？从指数上讲，整整15年，直到2015年，纳指才重新看到5000点，其中甚至规避掉了上一轮大牛市，在全球金融危机前的那波牛市中，纳指才到2500点，没有人因此责骂克林顿、小布什，或者现在的奥巴马。
中国A股的股灾2015年6月发生，至今才过5个月，其间中国政府救市付出的代价巨大，避免了系统性金融危机，非常不容易，各方也在反思中，吴晓灵主持的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更是出了18万字的报告，提出了5大问题，比如杠杆，比如舆论，比如投资者，比如多空失衡，比如新股，这些问题不是新问题，或多或少过去就存在，这一次被共振发挥了巨大的破坏力量；但是显而易见，报告没有触及灵魂，此时此刻要做反思其实是操之过急，时机并不合适，所以也不必苛求。
中国证监会[微博]自周小川任主席之后的历任领导人在厘清市场与监管关系上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证监会不管指数一直是管理层向市场传导的正确信息，市场有牛有熊，证监会不能为其背书，更不能轻率下什么定义，改革牛、杠杆牛、资金牛，这些词由券商嘴里出就是忽悠，由管理层嘴里出就是信用，市场牛变成国家牛，灾难就不可避免，这才是真正值得反思的痛点。非常可惜的是，现在慢牛的声调又重新成为主流，所谓国家牛的论调又成为朋友圈的话题。经济在下行，股市却要涨，连习大大都提出战略上要打持久战，战术上要打歼灭战，但是我们总有人想每天在股市速战速决，现实和理想总是有差距的，这一点不可不察。
正常情况下，股灾一般不会短期内就卷土重来，当然，这不是我们盲目乐观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