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娟

　　如果不是友人赠我新出版的《关露传》，我不会想起她。尽管李安导演的由张爱玲小说改编的电影《色戒》和去年大热屏幕的电视剧《潜伏》，都让人对于上世纪发生的谍战故事产生了兴趣。然而关露是谁？

　　“左联”女作家、“红色女谍”关露于1982年12月5日服了过量安眠药，结束了她76岁的人生。这人生，的确是起伏跌宕；这人生，忒也惨伤悲凉。

　　在12月18日由文化部和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的悼念会上，与关露有过远近不一交往的一批老同志，情绪颇为激动。

　　丁玲说，我们社会主义应当像这间屋子充满阳光，但是阳光照不到她。夏衍说，解放后三十年关露内心一直非常凄苦。她的死必有原因。周扬说，关露同志直到去世，我未去看过她，是个遗憾。这个同志肯定可以盖棺论定，她为人很善良。王炳南说，我一直感到潘汉年决定关露做特务工作是个原则错误，未考虑后果，当时关露已是知名左翼作家，人们看见左翼作家也做汉奸，给她一生也带来不利因素。

　　在民族危亡之际，无数仁人志士匆促上阵，血洒疆场。当时中国空军飞行员往往经过短暂培训，就驾着飞机上天迎战日寇。不计后果。像关露打入“76号”魔窟，接近汪伪特工总部的头子李士群，为党做情报工作，估计在党组织一面，在关露这一面，都是不计后果的。当时，日、蒋、汪伪关系微妙，国共两党分裂、合作又摩擦，斗争形势错综复杂，党利用关露姐妹与李士群的旧谊开展谍报工作，也是必然的。当年李士群被捕，其妻叶吉卿怀着身孕，是关露的妹妹胡绣枫收留并很好地照顾了叶吉卿，李士群夫妇一直心怀感恩。有了这层关系，关露顺利打入敌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潘汉年向延安发去大量重要情报，就有关露的功劳。由于关露成功策反李士群，李士群后来为共产党做了不少事：将鬼子“清乡”计划提前通知中共，保护并释放了一部分被日伪特务抓进“76号”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掩护新四军运输粮食、药品进根据地，利用职权发放特别通行证，并派人护送中共重要干部过封锁线等等。

　　但是在这过程中，关露整天陪着那些太太小姐玩乐，醉生梦死，对于文质彬彬、并不擅长于交际的关露来说，倍感煎熬。李士群的老婆一度仿佛还有些吃醋，老是提防她接近李士群。李士群很忙，她也很难找机会跟他单独谈话。而最让关露难过的是，文艺界的朋友以为她投敌当了汉奸，避之唯恐不及，或在路上遇到时狠狠地投以白眼。极度紧张、孤独中的关露，甚至好几次不想干下去了。但最终，信念支撑她，她擦去委屈的泪水，敷一点脂粉，挎着手提包，一次又一次踏进“76号”。

　　之后，受党组织派遣，关露在与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道部有关的刊物《女声》当编辑，收集情报，赴日参加 “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而这些活动在公众看来就是投敌附逆。

　　特殊的工作使她不仅被文友们猜疑、鄙视，由于单线联系，往往组织内部也因证明不及时而遭遇严厉的组织审查。这使关露尤为受折磨。抗战胜利后，在淮阴，关露在大街上被上海来的青年认出，大呼“女汉奸”。这一类的惊吓想必也使关露长期紧张的神经几近崩断。

　　然而，最让关露想不到的是，她不仅牺牲了名声，还失去了爱情。

　　当时她的恋人王炳南在重庆，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一直以来，曾留学德国的王炳南担任对外宣传和外事工作，他组织翻译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接待白求恩、柯棣华、伊文思等外国友人。对于王炳南，周恩来曾说过这样的话：炳南不仅是我的左右手，也还是我的耳朵和嘴巴呢！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王炳南是秘书。毛泽东对王炳南说，你是我们的“王外长”！虽是戏言，却也足见领袖对王炳南的器重。

　　当王炳南得知关露从上海安全到达淮南新四军解放区时，他正在南京，是中共南京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共代表团南京发言人。繁忙的工作也不影响他与关露频繁通信，他甚至想搭飞机去见关露——在关露去世后那个悼念会上，曾经位高权重、在关露之后又有过两任妻子的王炳南，在发言中语气平静地讲到这次未能成行的原因——领导最后决定不去，说关露是好同志，但在淮阴名誉不好，你以后少来往。当时虽然党组织知道关露的身份，可关露是上了国民党拟定的汉奸黑名单的 “文化汉奸”，而王炳南的工作却时时须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领导就是周恩来。在当时特定背景下，周恩来很难成全他们。

　　为了革命利益，王炳南写了一封绝交信。为党的事业和王炳南今后的前途考虑，关露接受了残酷的现实。在以后38年中，关露再没有恋爱过。

　　新中国最初几年，关露生活得意气风发。她回归心爱的文学事业，在给妹妹的信中，她说她要去各地采风，国家铁路修到哪儿，她就去到哪儿。她孜孜不倦地写她的《苹果园》。但好景不长。

　　1955年，受潘汉年案牵连，关露被捕，关押在功德林监狱，除了写交代材料就是枯坐。在两年时间里，她的精神分裂症又发了，她躺在泥地里，渴了没水喝，只好喝痰盂里的水。狱里大夫说她装疯卖傻。

　　1957年关露被释放，在给妹妹的信中她写道：

　　我行为正派，历史清白，对党忠诚，已被公安部彻底查清。一切都平安无事。只是现在得了全身的关节炎，甚至发展到咽喉……

　　起初我情绪不好，很气公安部错抓了我，很感到受了委屈。现在我想通了，一个共产党员是没有委屈的……

　　然而“文革”来了，一切又混乱了。1967年关露再次被关进监狱。在秦城监狱，遭毒打是经常的。有时在囚室里打，有时在提审室里打。关露在秦城坐了8年牢。为了消磨时光，她把偷偷捡到的一根生锈的钉子在水泥地上用脚踩着磨，嘴里数着数，锻炼着大脑，运动着腿脚。不到半年，钉子磨成了发亮的铁片。关露把眼镜盒的弹簧拆下来，磨尖，每天在铁片中间划一千道，大约过了一年，关露把铁片分成了两条。接着，她把铁条的一头打一个针眼。她心里默默祈祷，针做好了，她就出狱了。可是，三年过去了，针做好了，她却没有被释放的迹象。她伤心失望，用被子蒙头大哭一场。过了几天，她想起另一片铁条还没有磨成针呢，就释然地重新磨针，重新寄予希望。

　　粉碎“四人帮”后的四次文代会，关露是参加了的。她见到很多老朋友。老友蒋锡金发现关露变得很沉默，不大爱讲话，好像对许多事都很冷漠，反应也迟钝了……

　　在关露生命的最后几年，她的心境是寂寞的。她的枕头边有一只大塑料娃娃，她喜欢娃娃，有时抱起来看看，有时替娃娃盖盖被单。关露一辈子没有家，没有自己的孩子。也不是没有老朋友来看望她。丁玲来过，蒋锡金来过……从后来他们写的悼念文章中，可以约略拼凑一幅关露凄凉的晚景：住在狭小的平房里，朝东朝北的窗，冬天寒风往里灌；暖气不暖，另装一只煤炉；西墙紧挨着公厕。浑身病痛的关露，僵直地平躺在床上，失神的表情，像孩子般瘦小的手臂；屋里凌乱不堪，连个书桌也没有，几本书散乱地摊在窗台上。她看病要车不方便，有时还受保姆欺负。她最大的苦恼是患脑血栓后丧失了记忆，不能拿笔写字，而心里却想着她要写作。她计划创作《党的女儿刘丽珊》这部小说，还打算写些回忆潘汉年的文章，写关于李士群的材料，特别是自传，最后都没有完成。

　　在关露生前，《新文学史料》主编牛汉曾去看望她，许诺将以一定篇幅刊发介绍她的文章。后来发表了 《一个不该被遗忘的女作家关露》。这些年来，丁言昭著有《谍海才女》和《关露传》两部传记，柯兴著有《魂归京都——关露传》，萧阳著有《一个女作家的遭遇》。十年前我策划出版一套 “漫忆女作家丛书”，其中一本是关于关露的，书名《关露啊关露》，内收几十篇回忆关露的文章。这本书与以上几部关露传的命运相仿，并不畅销。

　　关露啊关露，也许该忘掉你沉重惨伤的一生，让你少年意气勇敢飞扬的歌声回荡：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

　　(作者系《新文学史料》执行主编）

　　来源：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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