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的相关观点与张五常教授商榷

　　即使到今天，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在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原则下进行的，仍没有把国家的关键领域和行业的发展主导权让渡给私人企业，张五常教授所谓的“权利要有清楚界定的理念”唤醒了中国之类的说法是无的放矢。张五常教授认为，中国经济成功的秘密来源于一种“前所未见的经济制度”，这种制度的重点是“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而县的竞争制度是经济奇迹的原因所在。但实际上，张教授所提供的答案只是树中部的答案，而不是树根部的答案。

　　■学术争鸣■贾华强

　　近日到学校图书馆借书，看到有张五常教授的中英文版《中国的经济制度》（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ａ ？神州大地增订版，中信出版社2009年10月版。为节省文字，本文中凡引用该书的部分，均只标注页码）专著，便借来一看。张教授是当代华人经济学者在国际学术界知名度最高的人士之一，而这本著作及其写作，又被张教授本人极其看重。他在神州增订版序中强调：“1967年写好博士论文《佃农理论》，2008年写好《中国的经济制度》，相距41年，二者皆可传世”（11），并在文内及封面的选语中自耀：“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个奇迹，既精彩又重要。一脚踏中这个题材是万中无一的机缘巧合，而我平生所学刚好全部用上。天助我也！”（21）

　　公平地说，作为一个资深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不少地方是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比如，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评价，张教授显然有着比许多人更为正确的方法论原则。他这样说：“大约2003年，几位熟知中国的朋友向我投诉国家的多种不是。我回应：‘不要告诉我什么不对。我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写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有那么多的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尤其是，不要重复某些人相信的：贪污对经济发展有利。朱镕基的肃贪行动早就把这假说推翻了。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117？应该说，张教授对这个真问题看得很准。

　　但笔者看来，尽管能感受到张教授所下的深功和苦功，有些看法也有独到之处，像科斯教授所评价的“具细节，有悟性”，但总体而言，并没有感受到他所耕耘的这片土地，结出的是丰硕的果实。因此，有几个问题，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

　　一、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有无突出贡献

　　尽管张教授自信一直追踪中国的改革开放，自信找到了中国经济成长的开门钥匙，但笔者仍觉得有许多观点是靠不住的。张教授认为中国内地《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使当今世界最成功的经济发展中断了，“这近于奇迹的发展只持续了29年。”（166？这一判断，从张教授提出到现在的实践看，显然是不靠谱的，也使张教授一贯自称的“精准”判断力大打折扣。

　　张教授曾建议中国政府出钱把等级权利买断，（137）尽管笔者不怀疑其善意，但作为一名著名经济学家提出这样的建议，未免显得幼稚。

　　张教授不同意中国内地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的说法，认为“这些都是胡说八道，这些人完全不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事。”（答记者问）但实际上，不管是民众的感受，还是相关研究成果，都和张教授的判断完全不同。例如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最近发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10》中的研究就表明：中国地区差距的水平是发达国家的5倍，人均国民收入最大差距约为30倍。这样的数据，恐怕比张教授自己手中掌握的个例材料，更能够反映出真实的世界。

　　笔者在这里首先需要和张教授探讨的，是张教授对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内地经济体制改革中作用的判断。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的题记中，张教授郑重写道：“谨以此文献给罗纳德·科斯。他那权利要有清楚界定的理念，唤醒了一个庞大的国家。”但事实是这样的吗？

　　众所周知，所谓“权利要有清楚界定的理念”，在新制度经济学里，实际上就是主张用私有制度取代公有制度作为判断改革成败的关键指标。但即使到今天，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在公有制为主导的原则下进行的，仍没有把国家的关键领域和行业的发展主导权让渡给私人企业，这也是至今仍让一部分经济学者耿耿于怀的地方。因此，张教授所谓的“权利要有清楚界定的理念”唤醒了中国之类的说法，便是无的放矢了。

　　但是，张教授胜于许多西化教条论者的地方，是他的权变理论学得透彻。他强调：“我在1969年写的、1970年发表的文章说得很清楚，私有产权是不需要有私人所有权的，那个时候科斯也同意我的说法。”“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法律书籍这么重视所有权？因为私有产权不应该从所有权的角度来看待”（答记者问）。

　　在这里，张教授一下子就颠覆了新制度经济学追随者们长期以来所追求的目标，不再强调要实现私有化了，而是强调实现了两权分离，让企业经营者有了使用权就可以了。但问题是，仅仅界定企业经营者的使用权，这甚至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就已经进行了，如1957年中国政府就曾经把由中央行业部门管理的大部分轻纺企业和一部分重工业企业下放到省级单位管理，目的就是增加这些企业生产的自主性。对于这样一个中国政府不但熟悉，而且也在根据情况时时加以运用的方式，张教授郑重地当作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提出的意义何在呢？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在城市的公有制企业中也尝试进行了承包制的改革。张教授认为自己对承包制的理论建设有贡献，他在1986年曾受邀在首钢讲过两权分离理论，并随后为邓小平所采纳，“使用权与所有权的分离成了邓小平说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础。”（140？把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归结为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这即使邓小平本人，也是不会同意的。

　　抛开这一点不论，即使是中国官方对两权分离理论的肯定，也远远早于张教授1986年来中国内地的宣讲。如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就明确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社会主义的实践，所有权同经营权是可以适当分开的”，这里所说的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一种客套。

　　在《资本论》中，明确论述过借贷资本运行中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问题，并成为中国内地经济学家为推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寻找的有力理论依据。相反，对于西方经济学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在内，从民间到官方，中国内地一直是持警惕和否定态度的。这一点，我们从张教授自己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端倪。2003年4月22日张教授被邀请到中央党校讲学（这一事件让张教授记忆深刻，是《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少数几个被提到具体日期的事件之一），当时的研究生院院长（张教授误为商学院院长，中央党校没设商学院）在接机途中，和张教授谈话时提到后者在首钢讲话时他也在座，并说事后每个听众都受到警告，说不要相信张教授建议的把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和把界定了的使用权推到尽头。（140）

　　张教授的演讲会让参会人员受到官方人士的明确提醒，这是很有意味的，表明至少到那时，西方经济学的根本理念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是受到警惕的，更谈不上什么影响了。

　　这里要插一句，那次讲座笔者作为中央党校一名工作人员也聆听了，具体内容已记不清，但对张教授的风度和雄辩口才仍留有印象。还要插一句的是，我很怀疑张教授上面透露的和中央党校研究生院院长的谈话内容，因为张教授参加首钢的座谈会是在1986年，但如上所述，中共中央文件早在1984年，就明确提出了“所有权同经营权是可以适当分开的”命题。至于中国内地学者对两权分离理论的公开倡导，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就有了相当规模。在这种情况下，参会人员恐怕不会是因为张教授宣传两权分离理论观点而受到提醒吧？

　　二、中国经济成功的秘密何在

　　《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的重心所在，是对中国经济成功的秘密解读。这也是读者最关心的话题，也是许多学者试图解开的秘密。在这一问题上，有人认为是因为中国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但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是当今世界的普遍现象，为什么中国却独自在经济增长方面脱颖而出？有人认为是实现了体制外因素特别是私有制度和外资的增长，但中国的这些体制外因素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是内生化的，为何却没有产生出中国式的奇迹？有人认为是中国做到了经济发展中要素成本的降低和要素质量的提高，但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中国为什么会做到这一点？有人认为是中国能够将经济增长与民主主义相脱钩形成新的权威主义体制，但这只是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一种解读。如此等等，并未产生一种能够服众的强有力解释。

　　张教授对此要给出自己的解释，并认为自己的这种解释足以传世。

　　张教授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必须有种转移，要从以等级界定权利的制度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或者说要从一种合约安排转到另一种合约安排来约束竞争。这一点，我认为是解释中国三十年来的发展的重心所在。”（130？这句话看起来很象牙塔，但它的内容却是同义重复，即中国的经济改革必须要实现从一种经济体制向另一种经济体制的转换。这样的解释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张教授当然不会满足于这样的解释，于是他一方面说“没有经过流血的革命而做到这种合约转移，可以视为奇迹”（130？，他进一步强调：“真正的奇迹可不是他们做到这重要的合约转移，而是他们达到的一种前所未见的经济制度。”（130？

　　这种“前所未见的经济制度”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呢？张教授认为：“我是1997才惊觉到中国经济制度的重点是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史无前例。当然，地区竞争世界各地都有，但中国的是一种特别的生意竞争，外地没有出现过。”（17？“虽然制度中的每一部分都不是新的，但组合的方法与形式是创新而又有效能。”（143？“我要到2003年才肯定县是地区竞争的主角。这种竞争是公司与公司之间的竞争，为何如此不容易解释？”（18？对于这个不容易解释的现象，张教授给出的解释是：“今天的中国，主要的经济权力不在村，不在镇，不在市，不在省，也不在北京，而是在县的手上。理由是：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落在县之手。”（140？“中国县的竞争制度……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到了1994年开始固定下来。这个县的竞争制度，就是经济的奇迹所在。”（答记者问）“这种安排促成的县级竞争，对我来说，关键地解释了‘中国的问题’。当然，从科学的角度衡量，我们不能排除还有其他更有效率的合约安排，只是人类没有尝试过。”（164—165）

　　应该承认，和前面的种种解释相比较，张教授的这个解释更独特和更本质一点。很早就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中国的权力在处长手里。现在张教授把中国经济成长的秘密就界定在县处手里，如果这是问题的根本，那确实如张教授所说：“这制度史无前例”，（16）是中国为人类发展贡献的一道独特佳肴。

　　然而笔者认为，尽管张教授比许多学者更独特和更本质地解释了中国经济制度的秘密，并把这看作是能使该书传世的法宝，但实际上，其中可商榷之处仍然颇多。例如，尽管县与县之间有竞争，但中国的现实是，竞争的基本单位往往是在城市这一更高层次上进行的。这是因为，中国对一个地方的社会评价，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都是在城市这一层面上做出的，各县之间当然有竞争，包括土地使用权的竞争，甚至乡镇以及村庄也有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权利，但这种竞争是以服从城市发展战略为前提的，因而本质上只是操作层面上的竞争，而不是自主层面上的竞争。

　　这里更为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各基层政权在经济方面的相互竞争？如果说这里的关键因素是激励性税制或分成的作用，那显然这种技术性的税制既不是基层政权能够左右的，也不是固久不变的。这个问题不解决，张教授所提供的答案便只能是树中部的答案，而不是树根部的答案了。

　　对这个问题的解答，要涉及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的分析。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动力源的分析中，马克思找到的是资本家阶级对以利润形式表现出来的剩余价值的追求，其使用的工具就是资本，因而整个《资本论》，就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动力及其运作的剖析。那么，中国当前的经济制度中，其动力源表现在哪里呢？

　　我认为，首先表现出来的动力，就是全社会对价值增值的追求（在改革开放之前，主要是对使用价值即对产品本身的追求），这是和中国逐渐采取了市场经济这一运行体制相适应的。但中国经济制度和西方经济制度的一个很大不同和独特之处，在于政权者手中拥有很大的经济资源，这既体现在它有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关键性作用的国有企业，也有作为要素形态的经济性资源如土地，因而就为政权者本身也卷入到经济竞争中提供了条件，并且一旦政权本身卷入到经济竞争中，它所焕发的威力即使是资本家经济也难以匹敌。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国有经济正在以越来越大的优势，把世界500强企业中的其他国家企业给踢了出去。

　　这种政权参与经济竞争的可能性，由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的转变而变成了现实和制度，这就是邓小平先生始终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而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强调“发展是党的第一要务”，从而使自己和其他执政党区别了开来。在这种政治理念下，官方资源和民间资源共同参与到世界大舞台的竞争之中，在没有大的判断和举措失误的前提下，创造出现在的经济奇迹，就是必然的了。

　　当然，事物往往也是辩证的。正像中国的一句古语所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经济增长奇迹出现的同时，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方面存在的大量问题，也往往与这样的动力源有很大关系。正因为如此，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具有根本性意义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真正贯彻实施，能使中国的独特竞争制度具有可持续性，从而就真正会形成人类历史上对经济增长最有效的制度，且“这制度史无前例”，使中国对人类历史能够做出新的独特贡献。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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