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港途中的孩子（资料图片）

　　1949年10月19日，在新中国正式诞生19天之后，深圳解放。由于中英关系恶化，双方从1951年起封锁边界，这也是深港边界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往来禁区。

　　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经济发展严重受挫，百姓生活日益艰难，尤其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开始，大批边民萌动了外逃的念头，在此后的20年间，一共爆发了4次大规模偷渡逃港风潮。

　　据可考数据，第一次逃港是在1957年6月底至9月底，公社化运动期间，一次外逃5000多人；第二次是1961年至1962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一次外逃1．9万人；第三次是1972年，外逃两万人；第四次是1979年，深圳撤县建市之初，有7万多人沿着每一条通向边境的公路蜂拥而来。最后，3万多人外逃，而此时，宝安县的劳动力人口只有11万人。

　　深圳一家主流媒体报道：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地公安的主要任务是监视“三偷”：偷听敌台、偷窃集体财产、偷渡出境。有的农民就是借口去割草，划着一只小船偷偷渡到香港去了。偷渡在当时也算是寻常事，相比之下，生产队干部更心疼的是偷渡时被划走的那条小船。

　　大鹏公社鹿咀生产队队长蔡兴，曾被誉为“反特神枪手”。1960年3月，他带领70多人逃到香港，是第一次逃港潮中令人心痛的典型事例。

　　1962年，由于“自然灾害”导致民不聊生，大批吃不上饭的百姓像潮水一般逃向香港。宝安以及珠三角地区，除了老弱病残，几乎整个村庄的人都跑了。民谚云：

　　枯藤绕老树，白发唱黄鸡，青壮逃港去，禾稻无人收。

　　据最新解密的宝安县委《关于制止群众流港工作的情况汇报》等文件显示，1962年4月，宝安县正实行对外开放，突然爆发逃港风波。共有10多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拥入深圳，6万多人偷渡出境。从1962年4月26日开始，在宝安县由东至西150多公里长的公路上，外逃者成群结队，扶老携幼。每天傍晚，从各地拥到宝安边境外流的一般有四五千人，最多的一天达8000多人。

　　据当时的一项调查报告称：“聚集在梧桐山共有三批人约400人。第一批到达的有300多人，绝大部分是惠阳县淡水地区人。他们说，从淡水到达梧桐山已经过了三个晚上，他们有组织、有指挥，当总指挥的是一名大学生。到下午6时多，这班人就逃往香港新界方向。另两批人从横岗方向上山，这两批人共100多名，除了小部分是惠阳、广州等地人外，其余大部分是海陆丰、潮州等地人。他们走了几天路才来到梧桐山，准备在当晚越过新界。”

　　调查报告显示：“这几批人大多数是17至40岁的青壮年，有男有女。他们每人均持有一条4尺多长的木棒。他们的总指挥说：在冲到边界时，不论谁要阻挠我们的话，我们不得退步，要用棍与他们搏斗继续冲过去，甚至开枪也不要后退掉队，谁掉队就要用棍打谁。”

　　宝安县公安局《近年边防几个情况综合报告》中透露，当时，局部地方甚至出现强行冲关的现象。在沙头角桥头连续两个晚上发生逃港分子以手拉手、肩并肩的示威之态，强迫民警开闸。5月2日上午8时多，从梧桐山往沙头角检查站桥头又冲过100多人，到了桥头后，向检查站提出：要让他们从沙头角镇过香港新界，不给过要给饭吃。

　　这次逃港持续时间长，波及面较大，惠阳、东莞外流成风，广州、南海、台山、海丰、潮安等62个县市，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的群众亦相继闻风而来。宝安境内通向边境的铁路、公路客运突然紧张，5月中旬达到高潮。这场风波惊动了中央领导，最后通过强行遣返、凭证明购买到深圳的火车票等措施才逐渐平息。

　　另据一家广州主流媒体报道：1962年6月1日，广州及附近县的一些居民听信“英女王生日，‘六一’大放（入境）三天”的谣传，1000多人聚集广州东火车站售票处门前，等候购往坪山、深圳的火车票，晚上增至2000余人。广州市公安局派出宣传车进行教育劝导。人群中有人挑动群众起哄闹事，继而发生骚动。到现场了解情况的广州市副市长孙乐宜也被数百人包围哄闹。6月2日零时，市公安局组织警力强制收审闹事人员，才迅速平息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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