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

　　这几乎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机会——列强的联军直逼首都，而抵抗者几乎没有胜算。在帝国的最高领导人仓皇出逃之际，王朝的权杖被遗失在烽烟弥漫的华北大地，所有人都被激发出拾起权杖、进而成为这片辽阔大地新主人的欲望。于是无论权臣、革命家还是改革者，都在这场国破家亡的大动乱中，打起了自己的算盘。清失其鹿，安可不逐？

　　最长的一日

　　隆隆的舰炮划破了凌晨的天空。停泊在海河内的俄、德、法、英四国共7艘战舰，在探照灯（时称“电光镜”）的照耀下，向大沽炮台猛烈轰击，清军的克虏伯海岸炮进行了英勇的还击。驻扎在此的唯一一艘美国军舰“莫诺卡西号”（Monocacy），根据华盛顿的严格指示，拒绝参与这场对“友好国家”的军事进攻，远远地避开了战场。日军则借口其军舰引擎故障，没有参加水上攻击，却派出了300人，与另外580人的俄德英部队组成联合登陆突击队，与炮台中国守军短兵相接乃至白刃格斗。

　　这是1900年6月17日，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年）五月廿一，对很多人来说，这都是漫长的一天。

　　经过6小时的激战，天蒙蒙亮的时候，日军敢死队登上大沽炮台。没有人欢呼，因为，更为惨烈的天津攻城战还在等着他们，他们将在这座古老的城市外，领略中国人的英勇。

　　此时，百里外的紫禁城内，66岁的慈禧太后和30岁的光绪皇帝已经开始办公，这天下午他们将再度召集王公大臣及六部九卿，举行第二次御前会议，讨论严峻的局势。45岁的端郡王载漪也已经在军机处端坐着了，作为“极左”派的领袖和义和团背后的最大支持者，他最关心的就是他的儿子能否及早即位，而最为快捷的办法，就是让光绪皇帝立马下岗。

　　离大沽和紫禁城数千里之遥的广州城内，78岁的李鸿章也已起身，今天有一位重要的客人即将到访，他的名字叫孙文，江湖上人称孙中山。35岁的孙中山此时还在一艘从日本驶往香港的法国客船中，即将靠港。一艘悬挂着黄龙旗的军舰安澜号，正从广州向香港行驶，45岁的刘学洵奉李鸿章之命，去迎接孙中山。

　　在武昌，64岁的张之洞正在起草密电电文，收件人是他的长子张权，如今正率领一个军事代表团，在日本访问，寻求军事援助，而远在北京的中央政府，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代表团的存在。

　　他们都听不到大沽的炮声，但他们都清楚地听到灾难降临的脚步声，他们也都在竭力调整着自己的脚步……

　　一份假情报

　　北京城早已陷入了红色恐怖，拥入城内的数十万义和团，在这座帝国都城内掀起一场红色狂飙，到处都是他们“杀！杀！杀！”和“烧！烧！烧！”的整齐呐喊。在庄王府（今和平里一带）门前的广场上，上千颗人头已经被砍落，因为他们是“二毛子”或疑似“二毛子”。

　　就在昨天（6月16日），前门大栅栏浓烟滚滚、烈焰冲天，义和团纵火焚烧老德记西药房，但他们的法术显然失灵，没能控制住大火向其他商铺的蔓延，甚至烧过了正阳门城楼，蔓延到城内，繁华的北京CBD在大火中沦为一片废墟。

　　就在前门的浓烟下，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于昨天下午召集了第一次御前会议（总共四次），与会者有100多人。这次会议上，“左派”和“右派”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以端郡王为首的左派们大占上风，太后则依然是左右持平，一方面表示义和团法术虽不足恃，但人心可恃，因此下令在“开导解散”义和团的同时，将其中的“年力精壮者”招募入伍；另一方面也命令荣禄及其部队，加强对东交民巷使馆区的保护，以消除列强进行军事干预的借口。

　　但第一次御前会议确定的持平原则，第二天就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虽然中央还没得到联军在清晨攻占大沽的报告，但慈禧太后却在会上抛出了一份震撼性的文件：联军的最后通牒。这份通牒的主要内容有四点：一、鉴于谣传光绪皇帝被囚，因此必须指定一座特别的宫殿作为皇上的住处；二、中国各级官员过于腐败，应准予各国公使帮助中国政府代为征税，包括海关税及所有国内税收；三、中国军队过于腐败，因此必须准予外国人指导中国的军事改革；四、光绪皇帝必须全面恢复权力。

　　慈禧太后在会上公布了这份最后通牒，但隐瞒了最后一点。根据与会的史官（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恽毓鼎记载，慈禧太后表现得十分愤怒，声称:“现在是他开衅,若如此将天下拱手让去,我死无面目见列圣,就是要送天下,亦打一仗再送!”， “你们诸大臣均听见了,我为的是江山社稷,方与洋人开仗;万一开仗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尔等今日均在此,要知我的苦心,不要说是我一人送的天下。”

　　但这却是一份假照会，军机处、总理衙门和北洋衙门都没有收到，而之后询问各国使节，所有的人都否认曾发过这样的通牒。根据多种笔记史料记载，这一情报是由江苏粮道罗嘉杰探听到后，报告给荣禄或端王的（但现在有严谨的史学考据显示，罗嘉杰与此事完全无关）。

　　究竟是谁伪造了这个激怒慈禧太后的通牒？截止到目前为止的史学发现和推论，指向了三个“嫌疑人”：最大的嫌疑者是端王，这也是史学界普遍公认的，因为他日思夜想的就是让光绪早点下岗，而洋人们却挡着他的道。其次是慈禧太后，她自己伪造了这份通牒，以此加速与洋人的决裂，并为自己今后找个推诿的退路。

　　美国作家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在他那本极为畅销的慈禧传记《龙夫人》中，认为最大的可能是李鸿章伪造此信，以便激怒太后，进而激怒洋人，激发洋人与保守派的冲突，借用洋人的手除去保守派们，为自己返回政治权利的中心铺平道路，并为自己在甲午战争后蒙受的屈辱报仇雪恨。

　　虽然遍查西格雷夫著作的注解，除了他不断地明示及暗示正是李鸿章的亲信盛宣怀主导着最为重要的信息传递途径——电报之外，并没有发现更多有力和直接的证据，但其在动机-行为角度的分析，还是有相当的合理性。当然，从这样的动机假设来推理，任何可能从洋人、保守派冲突获利的人，如荣禄等，也都有同样的嫌疑。

　　刘学洵的出场

　　在义和团点燃大栅栏的时候，北京给李鸿章发来了急电，要求他火速北上，解决危机。作为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李鸿章并不着急，他还需要再等一等、看一看。

　　李鸿章帐下主导与推动此事的，是他的幕僚刘学洵。刘学洵本是广东大儒，考中进士后被分配到了翰林院当了一名“公务员”，并逐渐升到了候补道台的级别。但他并不满足于一杯茶、一张报的机关生活，对自己在仕途上的成绩相当不满意。几年之后，广东官方大兴博彩业，而做“闱姓”赌业（清末盛行于两广地区的一种考场上的赌博活动，以猜中考生姓名定赢输——编者注），最重要的资源便是与“典试官”的关系，作为翰林和著名的笔杆子，刘学洵在老家广东贡院内有丰富的人脉资源，便辞官下海，成了“闱姓”承包商。

　　赌业利润果然可观，刘学洵迅速成为大清帝国先富起来、而且是暴富起来的一批人。他在广州西关荔湾建起一座刘园，奢华以极，还以杭州胡雪岩为榜样，娶了12房美妾，甚至在他所选的墓地里都提前为12房小妾预留了墓穴。赌王刘学洵很快便赢得了“刘三国”的绰号：即“文可华国，富可敌国，妾可倾国”。

　　闱姓因为寄生于科举考场，赌商们为从中舞弊，自然需要干涉考试结果，如将某人炒作中举，则称“扛鸡”，如将某人强挤出局，便叫“擒蟹”。科举毕竟是大清国培养后备干部和接班人的主要渠道，如此一来，赌商们实际上便深深地介入到干部人事体制的运作。作为赌王的刘学洵，俨然成为很有影响力的地下“组织部长”，权倾一时。

　　如果到此为止，刘学洵无非也就是个兼跨红道、黑道的达人而已，但他在大捞偏门的同时，却也离奇地在正道上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1900年1月李鸿章受命署理两广总督，慈禧太后下令，刘学洵交李鸿章“差遣委用”，等于是给李鸿章指定了一个助手。当时广东地面上治安不靖，社会秩序十分混乱，作为地方上黑白两道的老大，刘学洵成功地协助李鸿章，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就通过“打黑”等专项整治恢复了秩序，深受李鸿章的器重。

　　义和团运动开始后，广东富豪、孙中山的幕后金主何启，就与孙的助手陈少白商议，“借重香港总督之力，劝李鸿章独立”。孙从日本致信刘学洵，请他帮助策动李鸿章。刘游说李鸿章，声称自己能设法令孙中山“来粤听命”，李欣然同意。

　　此时，李鸿章也希望通过刘学洵的关系，与孙中山合作，刺杀康有为，得到了孙的同意，并已经开始制定行动方案，但终于犹豫未决。而此时被激怒了的保皇党，也开始以血还血的报复。北京的荣禄、刚毅，广东的李鸿章和刘学洵均成为暗杀的目标。

　　1900年4月24日，刘学洵从澳门回到广州，刚一登岸，就被保皇党刺客用手枪击中胸部，当即倒地。刺客向空中抛洒银元，趁人群抢钱混乱之际逃脱。刘学洵被送往医院，幸有内衣保护，子弹仅入皮肉三分，捡回了一条性命。

　　刘学洵养伤期间，依然积极与革命党方面推动李、孙会谈。孙中山在助手杨衢云和日本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的陪同下，从日本回国，就在联军攻占大沽炮台的同一天（6月17日），他们乘坐的船到达香港。因为孙中山有命案在身，港英当局限制其登陆。李鸿章此时也派遣了军舰安澜号前来迎接，但孙忽起疑心，不敢继续前往广州，而是改派了宫崎寅藏等三位日本人，登上军舰到广州，与刘学洵彻夜商谈细节。

　　两广“总统”李鸿章

　　八国联军一声炮响，李鸿章不仅成了孙中山统战的目标，也成了康有为拉拢的对象。

　　康有为给李鸿章发了两封信，第一封是劝李鸿章与保皇党合作“讨贼”，勿抓捕其党人；第二封则是劝李鸿章领袖群雄，平内贼，定外交，以救圣主，“天时不可失，人心不可违，变乱之间，差于毫发，成败所决，惟公图之”。这两封信，后来都公开发表在保皇党的机关报《知新报》上，估计从未真正投递给李鸿章本人，成了动员民意的公开信。

　　梁启超后来为李鸿章写传记，认为当时李鸿章可有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拥两广自立，为亚细亚洲开一新政体”；中策是“督兵北上，勤王剿拳，以谢万国”；下策是“受命入京，投身虎口，行将为顽固党所甘心”。梁启超事后分析认为，上策“惟有非常之学识，非常之气魄，乃能行之，李鸿章非其人也”。他认为，40年前围剿太平军时，李鸿章正当壮年，与戈登商讨中国局势，戈登建议他取清廷而代之，李鸿章不敢应承，那时“尚不敢有破格之举，况八十老翁安能语此？”而中策则其时广东实无一兵可用，而且举兵勤王涉及很大嫌疑，“万一廷臣与李不相能者，加以称兵犯厥之名，是骑虎而不能下也”，所以李鸿章最后选择了下策。

　　同为革命党、曾经在报纸上公开称呼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的章太炎，当时也给李鸿章上书，建议他宣布两广独立，“某等所望于公者，则明绝伪诏，更建政府，养贤致民，以全半壁”。章太炎早在戊戌年就曾经给李鸿章写过信，希望他“转旋逆流”， “今世足以定天下者，无过相国”。

　　至于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督抚，不管真心还是假意，也纷纷表态，要求李鸿章出面，挽救危局，他们愿意听从指挥。一时间，半壁河山一致呼吁，只有李鸿章才能救中国。

　　与中国人一样，洋人们也盼着李鸿章出面收拾残局。其中最起劲的，就是英国驻香港总督卜力（Henry Arthur Blake）。当时，卜力正在为期3个月的休假中，立即放弃假期，赶回香港，为李鸿章和孙中山的联合牵线搭桥。卜力的目的，首先就是要将李鸿章留在两广，维持社会安定，因为李鸿章一旦北上，广东的各种会党帮派就会趁机作乱，不仅广东，而且香港也会受到影响，而维持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才最符合英国在此的巨大商业利益和战略利益（此时英国在南非陷入布尔战争，不愿东方有乱，参阅本系列前几期）。而且，卜力认为此时正是“由清国分割两广成立独立国的好机会”，如果自己一手推动了这个“两广国”的成立，新政权当然会与英国站在同一条战壕了，孙中山就一眼看出“香港总督之说系扩大英属领土利益范围至两广之计略”。为此，港英当局向孙中山表态，一旦李鸿章同意，港英当局就撤销对他的驱逐令。

　　在这样的热盼中，在北京接连电催下，李鸿章终于在7月17日动身北上，不过，他的第一站却是香港，先与香港总督卜力进行闭门磋商。和1个月前一样，孙中山依然兴冲冲地从越南的西贡赶到香港，依然不准登陆，只能呆在船舱内，等候消息。

　　在李鸿章与卜力的会谈中，根本就没提及和孙中山合作的事，相反，李鸿章大力劝说卜力，不应该让香港成为阴谋颠覆大清国的基地。根据英国的史料，双方讨论了远比李孙合作更为敏感的话题——谁来出任中国的皇帝。李鸿章认为，在义和团的暴行中，如果只有德国公使被杀，“列强就无权决定谁来当皇帝”，如果所有公使被杀，列强才“可以合法地进行干预，并宣布‘我们要立一个皇帝’”，他推测列强将选择“一个汉族人”。李鸿章再三为慈禧太后辩护，无论慈禧有什么过错，她“无疑是中国最有能力的统治者”，中国不能少了她的掌舵。李鸿章这番话，被英国人解读成了他自己对帝位的觊觎。卜力再三挽留李鸿章不要北上，遭到李鸿章拒绝。李鸿章登上坐舰后，孙中山的助手陈少白仍不死心，追上船去，请刘学洵再次劝劝李鸿章，刘学洵很明确地表示，李鸿章已经下定决心，不想卷进这种“南方分离主义的冒险”中去。

　　推举李鸿章担任两广独立国“总统”的计划，至此完全破产。

　　张之洞武昌帝王梦

　　就在李鸿章听命北上的1个月后，坐镇武昌的湖广总督张之洞镇压了一起与革命党、保皇党都有关联的“自立军”暴动。

　　在公开拥护“东南互保”（即南方各省在朝庭和八国联军的冲突中保持“中立”，换取列强对南方的安全承诺）的同时，张之洞暗地里走得更远。根据日本学者久保田文次、中国学者孔祥吉，前些年对新发现的日本参谋本部情报官员宇都宫太郎的日记进行分析考证，张之洞在此时已向日本人表示，他或许将成立新政府，“目前当务之急乃是厚置兵力”，要求日方派遣军事顾问，并提供军事援助。

　　同时，他的长子张权及其重要军官们组成了一个秘密的军事代表团，带着15名留日学生（其中就有后来大名鼎鼎的黄兴）访问日本，他的长孙张厚琨也秘密来到日本学习军事。张权的代表团在日本活动长达4个多月，直到张之洞探悉慈禧太后及光绪皇帝安全逃离北京后才被召回国。在这4个多月中，张之洞频繁与代表团联络，要求日本提供军援。

　　派出这样一个涉及军事的代表团，而且将自己的长子、长孙都送去日本，可见张之洞的重视，但其事先事后居然均没有报告中央，这对于表面上循规蹈矩的张之洞而言，实在不是个正常举动，更与其公开高喊拥护中央的口号相违背。在张之洞加紧与日本联络的同时，他对“自立军”的密谋早有察觉，“自立军”中也有不少张之洞的学生，但他一直不明确表态，拥兵自重、或者拥寇自重的嫌疑十分明显。

　　“自立军”暴动于8月9日，张之洞却直到8月21日才开始抓捕唐才常（“自立军”首领）等人。这段时间，正是八国联军猛攻北京的时候（8月14日北京沦陷），张之洞直到确认太后和皇帝逃离北京，才最后下决心对“自立军”动手。

　　当八国联军控制北京后，日本人曾有计划由张之洞出面组织中国的新政府。张之洞闻讯后“骇极”，多方制止，发了标明为“千急”的电报，请求中国驻日本公使钱恂“千万阻止”,“务望托青木（即日本外相青木周藏）诸君设法，迅速婉达伊藤（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此时总以不离鄂为妥，中外有益，千万要紧。若北上议事，先抛荒鄂事，亦属万万不可，总以在鄂亦得与议为妥。”坚决不肯离开湖广的根据地北上。

　　范文澜在其《中国近代史》中，认为张之洞在庚子年的算盘是，“如果帝后同亡，或帝存后亡，可以接受拥护，组织傀儡政府；如帝亡后存，或帝后同存，满清统治决不崩溃，则拒绝拥护。”当张之洞发现“帝后同存”后，只能“先发制人，乘唐才常等未及起事，即搜捕得二十余人，仍不敢白日行刑，二更后押到僻静处斩首，香涛老谋深算，自必有此一著”。

　　“拥戴”赌王称帝

　　“自立军”兵败不久，革命党终于在惠州暴动成功（10月8日），孙中山在台湾遥控指挥，要求暴动者东进闽南。但不到一周，日本内阁改组，稳健派伊藤博文执政，一改此前山县有朋的鹰派作风，严禁日本军人卷入中国暴动，并禁止孙中山在台湾活动。失去日援，暴动不久就被清军镇压。

　　当日本的援助无法兑现时，孙中山又将希望寄托在既有钱、又有野心，同时还有黑白两道关系的刘学洵身上。刘学洵陪同李鸿章北上，此时停留在上海，孙中山派遣日本人平山周持密函至上海见刘学洵。根据国民党的党史（冯自由《革命逸史》）记载，孙中山在这封落款为高野长雄（孙中山的别号）的密函中，介绍了他在广州下一步即将进行的暴动，表示将拥立刘学洵“主持内局，先立一暂时政府，以权理政务。政府之格式，先以五人足矣，主政一人，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故称谓由足下裁决。”

　　当然，他在信中强调，“兵政一人弟自当之，先行攻取土地，然后请公等来会也”，外交方面的人选，他也“自能择之”。需要刘学洵做的，“第一要著为厚雄资财”，“故求足下及杨、李同志等，即速代筹资百万交周君汇带弟处，以便即行设法，挽回大局，而再造中华也”，否则革命就会失败，“玉石俱焚，生灵涂炭，列强瓜剖，华夏陆沈，弟固蒙不仁之名，足下亦恐难逃奇祸”。

　　记录此事的冯自由在书中解释道，孙中山“知刘素抱帝王思想，故即以主政一席许之，而自揽兵政，其用意无非欲得其资助巨款而已”，但刘学洵显然也不是好忽悠的，虽然平山周“备述总理（孙中山）推戴之意”，但刘学洵虚与委蛇，平山周没办法，只好电告孙中山。而此时已在台湾无法立足的孙中山，竟然在收到电报的当日即乘坐日本轮船赶到上海，约刘学洵到船上相见。刘学洵托故不往，经平山周再三请求，才与孙中山见了一面，两人“会谈数时，终无结果，自后刘学洵与革命党人遂不再发生关系”。

　　没人知道孙中山、刘学洵二人在船上究竟谈了什么，但刘学洵从此对政治心灰意冷。

　　炉火上的群雄

　　这年冬天，刘学洵在杭州西湖边圈地，大建豪宅，此即著名的刘庄。国民党党史权威冯自由指称，刘学洵是向达官行贿后获得的建房特权。民国后，刘庄果然被新政府封禁充公，历经折腾。

　　孙中山则回到日本，总结经验教训，“对日本朋友和他们的援助大感失望”(《大阪每日新闻》1901年1月30日)，此时的日本军队，正竭力在北京营建其新形象，积极准备与沙俄之间不可避免的总决战，不想因为支持革命党而惹恼大清政府。

　　张之洞依然在武汉，使劲给慈禧太后写报告，大表忠心。毕竟，慈禧太后于他，还算有“知遇”之恩。1863年，张之洞参加“高考”，金榜题名时本是二甲第一名，但慈禧太后御笔将他改为一甲第三名。钦点“探花”，那比状元和榜眼都更为风光。

　　李鸿章在京津的严寒中，与列强周旋，讨价还价。按照美国学者西格雷夫的说法，李鸿章利用洋人的手，将自己的政敌们都收拾了，成功地返回了政治核心。次年，心力交瘁的李鸿章就在大口吐血后，累死在工作岗位上，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给他颁发的谥号，就是“文忠”，表彰他的耿耿忠心。

　　一千多年前，割据江东的孙权曾经给曹操上书称臣，曹操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一千多年后，清失其鹿，这炉火便烧得更为通红，群雄们各有一番精彩表演。严复曾在为李鸿章写的挽联中慨叹：

　　使当时尽用其谋，知成效必不止此；

　　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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