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在三亚开幕的“2010博鳌国际旅游论坛”，最聚人气的仍然是“地产与旅游主题论坛”。

　　面对“涨的过猛”的海南楼市是否在透支“国际旅游岛”的美好未来，以及此番海南建设是否会复现上世纪90年代的楼市泡沫等问题，头顶光亮的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冯仑的回答显得有些轻描淡写：“如今看上世纪90年代的楼市泡沫，就像一个成人看一个婴儿。”

　　20年风云变幻，发家于海南的“万通六兄弟”如今大多完成了他们的化蝶之旅，成为中国地产界的腕儿，但是，他们曾经“来过”的海南，在选择发展路径上，历经了工业、农业、旅游业产业定位的几番摇摆，却仍然没有走出徘徊往复的怪圈。

　　历史最终又从起点回到了起点：2009年12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这让2001年12月即被提出过的“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思路，终于上升为国家战略。

　　忆往昔，这个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始终在梦想与现实、期待和失望的焦灼中蹒跚前行。 “海南热”、“免税汽车事件”、“十万人才下海南”、“洋浦风波”、“楼市狂潮”、“三年低迷”再到“工业复兴”——海南人的致富梦想，始终在产业发展定位的举棋不定和左右摇摆中，蹉跎了将近三十年的光阴。

　　这一次，是海南三十年徘徊的终结，还是又一个反复循环中的微小节点？“国际旅游岛”的喧嚣上阵，能否把海南人的梦想照进现实？

　　1. 琼岛，始于“穷”岛

　　往回看，海南人所有的奋斗，都始于脱贫的梦想。

　　新中国成立后，海南隶属于广东省，称作广东省海南行政公署。作为中国南大门的国防前哨，也是中国天然橡胶的重要种植生产基地。彼时，“加强防卫，巩固海南”，1953年毛泽东一句题词长期以来是海南的建岛方针。

　　其间，基于国家赋予海南“以国防建设为主”的方针，因此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前的38年中，国家对海南岛的经济投资年均只有2.5亿元。除了建设起全国最大的橡胶生产基地外，其他产业尤其是现代工业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

　　从部队转业，当过海南省新闻出版局局长的陈克勤，大半辈子都待在海南。他回忆起当时海南给人的印象是：贫穷，落后，封闭。在广东省内的排名，海南历来是倒数后三位。“海南长期处于随时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备体制之下，很多建设不能搞，不能发展大中型工业和加工业，主要是进行原始的、初级的农产品、渔产业、林业、制糖业、采矿业、橡胶种植业生产。”

　　“地方财政和人民收入很低，没钱搞建设，各方面发展缓慢，城乡建设和全岛基础设施欠账很多。” 海南省人大代表、海南省委党校副校长兼海南省行政学院院长廖逊认为，贫穷、单薄的工业基础，此后，一直成为努力寻找发展的海南，一个难以甩掉的出身。

　　海南脱贫的机会，始于1979年。这一年，唱着春天的故事，时年20多岁的外乡人林夕南下闯荡海南，开始干起了采摘胡椒的生计。

　　1980年6月底，国务院和广东省召开了海南岛问题座谈会。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央召开的第一个关于海南岛开发的会议。此后，海南的种植业和农业开始活跃，岛上气象欣欣向荣。

　　“小平内部有讲话，说让两岛（海南和台湾）竞赛，这在《谷牧回忆录》和《新海南记事》里都有记述。当时的观点就是，台湾是第一大岛，海南是第二大岛。台湾成了亚洲经济发展中‘四小龙’之一，海南经济搞上去，不仅具有经济意义，也有政治意义。”廖逊表示。

　　邓小平向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交代：把海南搞活，把海南的建岛方针转变过来，与三中全会的方针一致，加快海南的经济发展。

　　1981年，任仲夷认为“宝岛不应该是穷岛”，把“以开放促开发”定为海南新的建岛方针。——这句话，从此为海南的奋斗之路定了调。

　　2. “汽车事件”：失败的原始积累

　　1983年初，中央两个月内先后三次召开会议讨论加快海南开放开发的方针政策，并形成《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这就是著名的“中央11号文件”，它向全中国和全世界传递了一个重要信号：中国开放海南岛！

　　中央11号文件直接催生众多“闯海人”涌向海南，“十万人下海南”成为一个概括性的描述，最终形成了第一次海南热。

　　在1984年视察深圳、珠海和厦门后，邓小平增强了加快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他建议，进一步加快开放海南岛。受益于此，1984年5月，海南的建制由地区级升格为副省级，同时设立海南行政区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

　　开发热潮让海南的官员们满心喜悦。1984年，海南行政区成立了“海南岛开发建设总公司”，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姚文绪、副书记兼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雷宇分任总公司的正副董事长。各市县也成立各种公司，负责外引内联和经商，要打开“以对外开放促进内部开发”的局面。

　　这一年做了几年胡椒生意的林夕与大多数南下的生意人一样，开始转向，尝试做过服装、粮油、土特产等多种商品贸易——经商潮由此而起。

　　“经商热”又最终演变成海南的“汽车热”。

　　多年之后，雷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当年的海南岛基础设施很差，底子很薄，“我们依靠国家，但不能依赖国家，我们更不能躺在国家的身上，我们要自己想办法，现在办法送上门来了”。

　　雷宇所说的“办法”就是利用“11号文件”中免税等政策，选择进口国内稀缺物资，筹措资金，为开发建设进行原始资本积累。

　　《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中指出：“海南行政区可以根据需要，批准进口工农业生产资料，用于生产建设；可以使用地方留成外汇，进口若干海南市场短缺的消费品（包括国家控制进出口的商品）。”不过，这个文件又明文规定“上列进出口物资和商品只限于海南行政区内使用和销售，不得向行政区外转销。”只是，事情发展的结果是，急于脱贫致富的海南人，在后来的汽车贸易中，有意把《纪要》中的关于“不得向行政区外转销”的限制有意“忽略”了。

　　消息传出，举国震动，在那个酷热的夏天，汽车像潮水般涌进海南岛。全国各地的采购人员云集海口，一批批免税车跨过琼州海峡，通过雷州半岛的国道，源源不断地流向内地。

　　当雷宇等人意识到此举隐患时，“汽车热”已难以刹车。急于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海南受到了“冲动的惩罚”——1984年1月至1985年3月，海南共批准进口免税汽车8.9万辆，实际到货7.9万辆，花费国家外汇十多亿美元，严重干扰了国家金融秩序。1985 年初，中央和广东联合工作组前往海南处理“汽车事件”，未出岛汽车全部封存。雷宇被撤职，行政区委常委、组织部长林桃森于一年后被以“投机倒把”罪判处无期徒刑。

　　第一次“海南热”随即落幕。

　　陈克勤认为，“汽车事件”更多地是反映了海南人普遍存在“急功近利”、“急于脱穷致富”、“急于改变面貌”的浮躁情绪，这种投机心态是由于长期受穷受困产生的。他认为，汽车贸易并没有完成海南的原始积累，现代工业基础没有建立起来，海南后续发展所需资金也没有积累。

　　最终，捅了个“大窟窿”的海南“汽车事件”，在邓小平一句话“海南岛放能放得开，收能收得住，是个理想的试验区”里得到了化解。

　　3. “无工不富”：深圳模式PK珠海模式

　　“汽车事件”阴霾很快消散。

　　1985年12月30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视察海南时表示：中央给海南的政策不变，中央11号文件继续执行。

　　但“汽车事件”引发中央对海南行政体系的思考。那时候，海南岛设有海南行政区、黎族苗族自治州、海南农垦，再加上中央驻琼企事业单位和广东驻琼企事业单位，便形成“一岛五方”行政体系，导致政出多门，难以协调。“汽车事件”刹车不及，与这种多方体制不无关系。为开发海南，海南建省已迫在眉睫。

　　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第一次公开提出了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思想。他说：“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和《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1988年4月26日，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挂牌。许士杰任海南省委首任书记，梁湘为海南省省长。

　　至此，海南真正开始了布建其产业基础的道路。

　　1988年海南建省后，廖逊作为中国社科院专家组制定海南经济发展战略的成员，调任海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他回顾说，“当时的海南处在前工业化时期。农业、工业、贸易各有说辞，而为产业发展定位的吵架事儿时有发生。但建省筹备组的人都认为工业最要紧。”廖逊转述，当时任海南建省筹备组副组长的梁湘认为深圳搞工业，而珠海搞旅游，两三年两地发展就天壤之别了。所以“珠海产业定位不准的教训一定要牢记”。

　　廖逊回忆，在讨论《海南经济发展战略》时，最大的分歧是加快工业发展问题。有人认为，海南基本没有工业，发展工业难，发展工业慢，发展工业可能污染环境，能不能不发展大中型工业，只发展适合海南的资源型深加工业。

　　最终，“工业主导”论占了上风。

　　“以后的发展证明，‘无工不富’在海南同样吃的开。”时至今日，廖逊依旧认为：“没有工业做支撑，‘国际旅游岛’很难建成。”

　　当时为发展工业，有一句话深入浅出。时任海南省副省长的孟庆平（1998年在湖北省副省长任期因严重违纪违法受到处分，记者注）就认为搞旅游业一年就一两亿元的外汇收入，成不了气候。农业也重要，但是“一火车西瓜顶不了一辆轿车”。

　　工业主导论下，海南开始从“倒卖汽车”变为自己“生产汽车”。海南购买的福特汽车在菲律宾拍卖的一个汽车厂，成为今日海南省海马汽车的前身。海南汽车工业的历史大幕就此拉开。如今，工业基础仍然薄弱的海南，海马集团已经成为海南省工业的少数模范生，整个海马汽车产业链可创造几百亿元的工业产值，成为海南税收大头来源之一。

　　与此同时，1988年定稿的《海南经济发展战略》也确定了海南发展的总目标——建立以工业为主导，工农贸旅并举，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经济体系，“力争用20年，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

　　20年后的2007年，海南省GDP由建省办经济特区前1987年的57.28亿元扩张达到1229.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7.6倍，年均递增11.4％，快于全国同期增长水平1.6个百分点；在改善民生方面，以常住人口计算，2007年全省人均GDP达14631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87年增长5.4倍，年均递增9.7％；按当年平均汇率折算，人均生产总值已由1987年的249美元提高到1909美元。依据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海南已由低收入地区步入了中等收入地区的行列——有人说，这都利益于20年前“工业主导”的发展思路。

　　4. 洋浦风波：为“工业兴省”叫了“暂停”

　　选择搞工业开发，海南曾经有一套严密的逻辑。

　　建省初始，百废待兴。许士杰和梁湘曾在一起算过一笔账，海南建省头十年的开发约需要2000亿元人民币。当时海南自己可用的钱每年只有20多亿，加上中央每年给的5亿元，依旧杯水车薪。根据在广州深圳搞开发的经验，许梁二人认为只有靠三个办法：一是向国内外银行借贷款；二是用最灵活、优惠的条件公开招商引资；三是把政府手头的土地变成资金。

　　这些难题，这些办法，2010年，在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的海南省政府大院里，依旧成为卫留成和罗保铭摆在案头的问答题和选择题。

　　实质上，建省后的海南甚至获得了比深圳、珠海更多的优惠政策。1988年，国务院先后下发第24号、第26号文件，明确海南可以自由兑换货币；境内投资者自获利年度起10年内不再补缴所得税；土地使用权出让一次性签约最长70年；可以不提以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竞争。等等。

　　正是基于国家给予的自由权限，许士杰决定在洋浦等地再造几个“小香港”，把海关撤出海南，搬到湛江，使全岛成为自由贸易岛。

　　洋浦被定位成“特区中的特区”。但海南省根本没有资金开发洋浦，仅开发区的“七通一平”就需要100多亿元，而当年海南全省的财政收入仅为4.2亿元。在此背景下，1992年8月18日，海南省政府与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在北京签订了《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31平方公里的土地使用权一次性出让给外商，期限为70年，期满后还可续约，从而开创了新中国第一次由外商承让和开发经营大面积土地的历史。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洋浦模式”，即允许外商成片承包开发。其开发模式所涉及的面积之大、期限之长、灵活度之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外开放的最大举措。但当时这种做法并不能为国人所接受。

　　1989年，张维，原深圳大学校长在是年全国两会期间联合100多名政协委员联名上书国务院，要求中央制止海南洋浦的“卖国”行径。张维说，这个30平方公里的地方将成为新的租界——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充满耻辱的字眼。

　　举世瞩目的“洋浦风波”由此而起。

　　1989年4月28日，中国的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发话了：我最近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但须向党外人士说清楚。

　　但洋浦还是被拖延了。直至1992年3月，洋浦经济开发区才出生，洋浦开发在质疑声中整整被耽搁了4年。4年间，比海南晚起步的上海浦东开发区已初具规模，原本准备在洋浦投资的许多大公司、大财团、大项目几乎全部转到浦东。而洋浦则错过了最佳的开发期，海南也失去了一个大腾飞的机会。

　　历史的偶然瞬间，改变了历史走向。

　　5. 投机心态复现：1992年地产热

　　只有政策却没钱的海南，楼市投机者徜徉在“洋浦风波”里，让海南吃了大亏。

　　按照许梁二人方法论，海南解决发展资金之渴的方法第二条“招商引资”之路，因为“洋浦事件被阻断；下一个选择则是第三条，把土地变为资金。《海南经济特区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转让规定》遂于1989年3月出台。

　　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

　　1991年至1993年底，正逢房地产业全国大热，地价低廉、环境优越的海南成为投机客的天堂。两年间，在海南注册的房地产公司达4830多家，约占当时全国房地产企业总数的15%，总注册资金高达500多亿元。

　　生意人林夕和他的伙伴们彼时也投入了这轮地产热中。他回忆说，当时很多金融机构以20%以上的利息拆借资金用于炒房，追逐地产的每一分钱都热得发烫。当时流传的说法是，“谁遵守规则，谁就是傻子”。土地部门关于土地规划的一纸草图，转眼之间便能在炒地者手中转化成空中楼阁的凭证。

　　阮崇武（1993年1月-1998年2月间任海南省委书记）后来回忆说，1992年海口市经济增长率达到83%，三亚也达到73.6%。海南全省财政收入的40%来源于房地产业——地产投机热的短期效应初显。

　　但是海南没有笑多久。

　　1993年6月，国务院出台宏观调控措施，严控信贷规模、削减基建投资、清理所有在建项目，海南房地产泡沫宣告破灭。

　　地产投机热对海南的影响，除了财富梦的幻灭，影响更为深远的是混乱了海南“工业兴省”的既定思路，又一次把海南带回到过度投机的心态中。一个重要的例证是，地产热期间，刚从“洋浦事件”中平息下来的洋浦，也未能逃脱泡沫经济的厄运。彼时，由于急需大量开发资金，不得不依靠卖地来筹钱，1992年到1993年，熊谷组以每亩300万元左右的价钱卖出去900多亩地。卖地的疯狂，几乎置洋浦变为一个房地产开发区。

　　这场地产投机热为海南带来的阵痛，直至2007年6月，海南省处置积压房地产才宣告结束。

　　急于穷极生变的海南，再一次因为焦躁的急功近利而付出惨重的代价。

　　6. “旅游兴省”首次上位

　　地产泡沫破灭后，大量公司倒闭，企业一夜之间逃出海南，海南从此陷入“三年低迷”。

　　从1995年至1997年，海南经济增长率连续三年都降至全国倒数第一，比西藏还低。而此前1991年至1993年，海南GDP增长率连续位居全国第一，最高增速达41.5%。

　　“工业兴省”之路也被打断了，海南开始彷徨。值得一提的是。在楼市发烧的过程中，海南在产业发展上仍有过努力。1993年1月，中央调国家劳动部部长阮崇武任海南省委书记兼省长。阮崇武上任之时，资金、技术和人才的瓶颈依旧制约着海南发展。基于此，他把1993年定为海南“国际招商年”。该年海南进行了十五次招商活动，共签订利用外资合同3106宗，合同投资额64亿美元，同比增长81.1%；实际利用外资9.7亿美元，而招商引进的资金主要用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20世纪末竣工的一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许多是在阮崇武这一届政府任内完成的，为海南21世纪初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陈克勤多年后如此评价说。

　　阮崇武也被称为“在海南第一个主张搞旅游业的省委书记”。他上任第一个月，即提出旅游为龙头，带动海南经济发展。阮崇武上任后不久，认为海南的旅游业和热带农业是两大“优势产业”，基于此，决定对海南的产业发展战略实行调整，明确提出了“海南产业发展的基本方针是：以旅游业为龙头，超前发展第三产业；以工业为主导，加快发展第二产业；以农业为基础，稳定提高第一产业。”

　　这一新的产业发展战略引发了海南“旅游开发热”，海南还为此颁布了《海南省旅游发展规划大纲》，加快重点旅游开发区和旅游项目的建成。今天在海南岛上看到的一些重点旅游区和旅游景点，有一些就是在1993年、1994年规划、扩建、兴建、开发建设起来的。1995年后，又开始规划建设三亚南山文化苑和博鳌水城等大型旅游开发项目。

　　旅游主导给当时的海南带来的效果也是明显的：1993年，海南省共接待国内外游客279.41万人次，旅游创汇1.13亿美元，营业收入达10亿元人民币。1993年海南GDP达到204.13亿元，同比增长22.8%。1994年再创新高，使得海南省GDP达到330.94亿元，比上年增长11.9%，旅游业的收入已占海南省财政收入的10%，这样的增长速度，在当时是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旅游业也成为海南的一项优势产业。

　　可惜的是，海南刚刚尝到了一点胜利果实，就很快被1994年随即破灭的楼市泡沫消解了。

　　7. “工业”和“旅游”并举

　　1995年后，海南连续三年GDP增长排全国末位。

　　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海南决策层的发展思路逐渐又发生变化。1996年，正式提出了“一省两地”的产业发展方针，即把海南建成中国的新兴工业省、热带高效农业基地和海岛度假休闲旅游胜地。

　　陈克勤回忆，“一省两地”的提出，是经过反复论证的，其中争论得比较激烈的问题是建设“新兴工业省”。其时，工业的地位早在海南刚建省时就用“一车西瓜顶不过一辆轿车”形象定位了。当时普遍认为，海南的经济发展不能超越工业化阶段，必须把适合海南的现代工业迅速建立和发展起来。

　　“但是建立和发展现代工业并非易事。与发展热带农业、旅游业相比，发展工业的难度要大的多。”廖逊分析说，当时还有人担心发展工业会污染环境。但是1994年楼市泡沫的血的教训海南不会忘记。“中央一紧缩银根，海南的房地产业和旅游业就掉了下来，整个经济滑坡，说明海南没有坚实的工业基础，单靠农业的支撑是很单薄的。”廖逊回忆说，讨论到最后，海南决策层基本形成一致看法：海南再穷再难都要发展现代工业。

　　在此基础上，“新兴工业”在新的产业发展定位上才有了一席之地。而后海南经历了“三年低迷”之后的“两年调整”。在此期间，海南有计划的引进了一批大型、特大型现代工业项目，依托海口、洋浦、东方等港口，逐步建立起一条琼西北工业走廊，并初步形成了油气化工、汽车、林浆纸一体化、汽车等一批支撑海南长远发展的新型工业体系。

　　与此同时，旅游业也在同时推进。1998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视察海南。他提出，只要真正抓好热带农业和旅游业，海南就可富甲天下。1999年海南形成《关于建设生态省的决定》和《海南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纲要》要求建立生态产业体系。农业基本实现生态化生产，生态旅游要成为旅游业的重要支柱。海岸的生态型产业“要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

　　工业与旅游并举的发展路线由此形成。

　　8. “工业省长”背后的海南路径选择

　　产业定位不断变化之时，海南不变的依旧是梁湘当初在思考的问题——海南发展底子薄，无论是旅游业，还是工业，如何解决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如何实现快速发展？——这是海南发展路径选择的根本。

　　同样，这个难题又一次摆在新主执者的桌上：2003年从中海油调任海南省任省长的出身工业领域的卫留成到海南之后，面临的是余额高达191.2亿元的海南地方政府债务，以及一份“欠发达省区”的海南：“三低一小”——工业化水平低，城镇化水平低，城乡居民收入低，经济总量小。

　　卫留成首先出台十大工程的建议，意图改变海南工业基础薄弱的现状。同时卫留成身体力行地为海南带来了洋浦800万吨石化项目，基于此，海南人称他为“工业省长”。

　　“对产业发展定位是否发展工业大的讨论，海南建设20多年有过4次，建省之初一次，提出‘一省两地’产业发展定位战略时一次，讨论建设‘生态省’时再一次。”陈克勤表示，这种讨论，对于不断提醒决策者更好地搞好保护性开发是有好处的，但是同时也反映出海南要想发展一项新的产业，增加一极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多么艰难。

　　的确，海南的工业并非只是卫留成拉来一个石化项目就可以拉动起来的。

　　彼时，海南作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但却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实力甚至不能和大陆地区的经济强市相比。以2004年为例，海南全省的GDP为790.12亿元，相当于广东东莞市的70%左右(1155.3亿元)。尽快的让海南经济驶入快车道，也就成为了当务之急。

　　卫留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由于海南是一个投资拉动型的海岛经济，要发展海南经济，首先必须留住资金。2004年，事隔九年之后，海南第一次到香港招商，卫留成亲自挂帅；200随即的2005年，被确定为海南的投资环境建设年。

　　但是，卫留成的政策也遭到了质疑，因为海南在人们的印象中，阳光沙滩、碧海蓝天就是海南的代名词，工业的发展，必将给环境保护带来负面的影响。

　　面对质疑，卫留成表示，在海南发展思路当中，生态省是占着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海南发展工业，有三不原则：第一，不污染环境；第二，不破坏资源；第三，不搞低水平重复建设。而另一方面，在定位“一省两地”产业发展思路后，海南也把发展新型工业的重点放在位于西岸的洋浦，这样可以保持东海岸不受工业影响。

　　其后几年，中石化、中海油、一汽集团、华能集团、中信集团、国电集团、南方电网等一批知名大公司、大集团纷至沓来，800万吨炼油、东方1-1气田、80万吨化肥、60万吨甲醇、100万吨纸浆等项目陆续竣工投产，油气化工、浆纸、汽车、制药、矿产资源加工、农副产品加工等支柱产业正在逐步形成。

　　其中，让海南人感激卫留成的就是800万吨海南炼化项目。

　　从海南炼化、东方化工城到海马汽车、金海纸浆，海南在争取大项目上想了很多办法，而效果也是明显的。

　　“十五”期间，海南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 “九五”期间的17.7%增加27.9%。2001年，海南工业产值占全省GDP的比重只有15.9%，这个数字和青海、西藏等工业落后地区不相上下。而2003-2008年，海南全省工业增加值更是从123亿元增加到321亿元。

　　“如果不搞工业，台湾能进四小龙吗？”廖逊评论说，财政富裕了的海南在2006年增加了公务员的工资，工业发展给海南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后，工业主导成为产业发展共识。“半个高尔夫球场面积建成的800万吨炼油厂，就使得全省公务员工资增加一倍。卫留成之所以在海南声望高，就是因为工业搞的好。

　　到2008年，海南争论了几十年的到底什么是海南的主导产业之争也暂告一段落。

　　9. “国际旅游岛”：偶然还是必然？

　　从公布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方案以来，廖逊一直就很担忧。他认为，是金融危机催生了“海南国际旅游岛”的横空出世。因为在全国工业产能过剩的背景下，提出“以旅游等现代服务业为主导产业”更有利于海南站到舞台中间，即便，海南在过去几年中，刚刚尝到了工业兴省的“甜头”。

　　廖逊担心，“国际旅游岛”的梦想会弱化海南此前刚刚建立起来的，工业兴省的路径选择。与此同时，他也担心，这一轮的海南开发潮会再一次让海南人的投机心态抬头。“海南建省的时候，是知识分子先来。上世纪90年代初那次海南热，也是高级知识分子和企业一起来。可是这一次，海南本地的知识分子因为高房价都要外走，而来的都是投资投机者”，廖担忧地说。

　　廖逊的担忧背后，有着强硬的数字支撑：海南省省长助理、海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陆志远告诉记者：海南岛目前旅游直接从业人员有17万，而海南常住人口却超过800万之多。

　　以旅游业为主体的“国际旅游岛”建设，能让其余的700多万人实现强岛富民的梦想吗？这会不会是海南人在历经30年的奋斗之后，又一次偶然而短暂的选择？

　　10. 待解之题

　　让海南的领导者们有些意外的是，“国际旅游岛”甫一获批，疯涨的房价就开始透支着海南旅游业发展的前景。

　　摆在海南面前的仍旧是那个老大难：发展资金从哪来？一边是国际旅游岛的宏伟构想，一边是捉襟见肘的资金瓶颈，海南要继续通过土地买卖来获得输血吗？——这是海南主政者案头的一道选择题。

　　对于发展旅游业，许士杰当年就有过表态，对当时的旅游开发，主张在资金不足、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宁可先放着，保护好，也不要滥开发。等有钱规划好了，再开发。”他强调配套开发，把全岛作为一个整体来规划，主张把海南独特的文化艺术资源与旅游资源结合起来开发，反对人工造景。

　　这个思路是否反映在了《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送审稿）》中，不得而知。据悉，该《纲要》已经递交国家发改委，或将于近期获批。

　　在《纲要》获批之前，海南已经开始面临诸多待解之题。

　　首先是上世纪90年代的地产泡沫隐现：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海口、三亚一手房价格同比涨幅连续3个月在全国70个大中城市分别位列第一、第二位。3月份，三亚和海口的二手房分别以50.4%和40.4%的涨幅领跑全国。

　　在海南主政者坚称此轮楼市没有泡沫的同时，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公开表态：海南地产“当然存在泡沫”。

　　而卫留成认为不会重现泡沫。他认为，上世纪90年代海南房产泡沫成因主要有四点：一是海南处于建省办经济特区之初，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土地市场管理不规范；二是政府宏观调控能力较弱，市场投资主体鱼龙混杂，不少银行盲目融资甚至直接参与房地产投资；三是当时全省的规划和各市县的规划都没有做好；四是当时全国的经济总量和对海南房地产的真实需求都较小。

　　“而这四点在今天都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卫留成认为，第一，海南省政府现在成立20多年了，法规比较健全，处理问题比较理性。这次热起来的时候海南省政府及时出台“两个暂停”，踩的“刹车”在全国没有先例。第二，全岛的规划，包括国际旅游岛的规划现在做得比较完善。第三，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很强，银行管理也非常规范。第四，现在的市场条件比过去要好，中国的经济发展了，老百姓富裕了，口袋有钱了。

　　比房价更让廖逊担忧的是，《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里给海南“两区三地一平台”的战略定位里只字未提工业。

　　“可以这么讲，只要有点常识的人来到海南，都会想支持海南发展旅游业。问题是如何发展？”陈克勤认为，海南干部群众长久以来中普遍存在“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就像一根危机的导火索，随时会再次引发投机浪潮。

　　而如果海南没有工业支撑，“这么穷的地方怎么来建？拿什么来支撑国际旅游岛的建设？”廖逊表示，中央分5年给海南总共50亿元的资金支持海南建国际旅游岛只是杯水车薪。

　　“除了工业，还有几种出路：借债，下场可能就是迪拜；卖地，政府余地不多，征地农民不给”，廖逊说，而对于外界寄予厚望的发展博彩业，廖逊认为此路也不通。

　　“博彩主要分彩票，赌马和赌场三种。中央要海南‘探索发展竞猜型体育彩票和大型国际赛事即开彩票’，针对目前正在对赌球黑球严打，突然提出在海南搞这两种彩票，对于中央而言，已经是最大的限度。”如此看来，博彩业仍难有较大政策突破空间。

　　“蝗虫飞呀飞，飞来就落地，落地一切都吃光，从此飞走无音讯。”廖逊念起普希金的一首诗后调侃说，如果说上世纪来海南淘金的以“人才”居多，那么此次来海南的多是“蝗虫”，即投机客以及天量的热钱。

　　“靠卖房子卖地，对海南而言，也不是长久之计。如果不搞工业，海南的老百姓怎么活？如果主要搞旅游，海南530万农民，你让他们干什么去？都让他们端盘子，提箱子，捡球，行不行？有那么多的就业机会吗？”廖逊认为，即使要建“国际旅游岛”，海南还是不能放弃发展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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