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记者 白润岱

　　由于没有付工钱，工头郭景周被农民工逼着穿上“财神”的衣服上街乞讨。“财神”驾到，不是来给人送钱的，而是来向路人乞怜讨钱的。这是多么富有创意的行为艺术，而此创意却又是那样的发人深思，令人心酸。

　　包工头郭景周扮作财神乞讨的真实目的并不在于能够讨到多少钱，而只是在于以“不甘于失去自尊”的方式讨回其应有的生活尊严，维护其应有的幸福指数而已。

　　“要让老百姓活得更有尊严”，从今年年初温家宝总理提出这句话，到胡锦涛总书记于五一国际劳动节提出“让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高层的连续表态激起了社会各阶层人们强烈的情感波澜和热议。

　　我们说，让农民工实现体面劳动，是企业乃至政府部门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农民工的“不体面”、没尊严，反过来势必会让社会上的部分人群，对“诚实劳动”与“幸福生活”之间的等式关系产生疑虑。恰如一个农民工过激维权上演跳楼秀后讨薪得逞，一群农民工便相继效仿一样，这种暗示效应所派生的疑虑，也势必会相继导致劳动者们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异化扭曲”和“腐败变节”，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谐社会的发展进程。

　　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活得更有尊严”的关键，不单是要让社会各界从价值观取向上达成广泛共识，更需要有一套可靠而系统的劳动保障机制。那种“不体面”、“没尊严”，归根结蒂是劳动者权益被虚化，公共管理者的失职，以及社会认识形态扭曲所肇造的祸端。此种祸端的长期和大范围存在也必将反作用于公共管理。

　　因此，农民工兄弟“体面劳动”的背后，需要一个“体面机制”来支撑，而其“活得更有尊严”的背后，则更须有一群“很要尊严的公共管理者”来“护法”——再完善而行之有效的法则，公共管理者如不能在务实中予以落实，也会法将不法。更何况一项赖以填漏补缺的法则的生成，与“护法者”是否勤于和擅于下基层调查研究、体察民情有着莫大关联。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想起了温家宝总理于今年4月15日发表于《人民日报》的署名文章《再回兴义忆耀邦》。文章中，温家宝在深情怀念胡耀邦同志时特别提到：“他对我说，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下基层调查研究，体察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掌握第一手材料。‘对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实际’。多年来，耀邦同志这几句语重心长的话经常在我耳旁回响”……“当年他的谆谆教诲我铭记在心，他的言传身教使我不敢稍有懈怠。”

　　包工头扮财神乞讨究竟是谁的悲哀？规劝那些疏于政务的“护法者”，不妨耐心仔细地品读一下《再回兴义忆耀邦》，相信读过后就会有所警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