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史学目前难以达到数理学科的精确度，他仍尽力提高历史学的科学性

　　□ 陈流求 陈小彭 陈美延 | 文

　　重返清华园，父亲已是一名盲人教授，11月又开始授课，讲堂设在家中最西边的狭长大房间内，校方搬来一块较大的木制黑板及若干张课桌椅，父亲坐在黑板旁一张藤椅上讲授。

　　开课前，原“助理教學工作……所聘徐高阮君”，因故未能按时到任，父亲写信给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郑天挺教授，请求支持，“暫請北京大學研究助教王永興君代理……至徐君就職時止”。

　　不久，郑天挺主任又派北大教师汪篯君来帮助工作，清华再派陈庆华君来任助手。三位助手分工大致为：王先生主要负责授课有关工作；汪先生重点在研究方面；陈先生则管涉及外语部分。

　　早上王先生先到，离去后，陈先生来工作，由于工作结束已过食堂开饭时间，所以须在我家午膳后才回去。而汪先生的工作时间只能排在下午和傍晚了，下午汪先生常陪父亲散步，边散步边讨论业务，工作散步两不误。

　　由于王、汪二位均非清华教员，不能在清华参加分配住房，后来学校替王先生租赁了离我家较近的校外居所，便于早上赶到（那时由城内到西郊清华的交通极不方便）；汪先生则住我家教室黑板后面，用布帘隔开的小间里。

　　父亲仍继续担任燕京大学研究生刘适的导师，刘先生隔两天下午来一次。另外，父亲还指导清华大学研究生王忠，及1947年考入清华的研究生艾天秩。父亲仍如既往，要了解世界学术动态，除陈庆华先生要读西文杂志外，周一良教授也有时来家叙谈并译读日文杂志、论文。

　　父亲备课、上课发给学生的讲义主要是讲授时援引的史料原文，这些史料都是从常见史书中所摘取，至于如何考证史料真伪，如何层层剖析讲解这些材料，而不断章取义、歪曲武断，做到水到渠成地提出他的论点，则全装在自己脑中，未见他写过讲稿。若写，就是有“引文（數據、論據）”有“寅恪案（本人觀點）”的论文。

　　关于他的著述，石泉（原名刘适）、李涵（原名缪希相）教授在怀念文章中写道：陈师治学态度十分谨严，既有开拓性的学术眼光，又有深邃敏锐的洞察力。他善于从极普通的史料中，发现别人所未发现的问题，而不靠掌握珍稀罕见的材料取胜。考证极精，又绝非烦琐；所考问题小中见大，牵涉到重大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方面。他厌烦繁复冗长、堆砌材料的文章。陈师虽掌握极丰富材料，但绝不广征博引以自炫，只用最必要的材料，因此行文十分简练。

　　父亲对研究生的学业及论文撰写，一贯亲自指导、严格要求，目盲后仍然如此，不假借助手。父亲指导刘适在1948年夏完成了硕士论文《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论文五十年后得以出版，刘适在自序中述及论文写作的过程：

　　进行每一章之前，皆曾向先师说明自己的初步看法，经首肯，并大致确定范围后，始着笔。每完成一节、章，则读与先师听，详细讨论后定稿。先师对史料之掌握极为严格：必须先充分占有史料，凡当时闻悉并能见到者，不容有丝毫遗漏；而选用于论文时，力求精炼。尤注意史料之核实，同一史事，记载有出入者，须认真鉴定，确证为史实者，始得引以为据。在观点方面，持之尤慎，必以史实为立论之基础。论文中每有分析性之论点提出，先师必从反面加以质询，要求一一解答，至澄清各种可能的歧见，始同意此部分定稿。

　　这样，父亲双目失明后近两年，在同事、朋友协助下，依靠耳听（他人读资料）、口述（由他人记录）的方式，继续安排全日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我们常听父亲说，虽然史学目前难以达到数理学科的精确度，他仍尽力提高历史学的科学性。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研究生万绳楠教授，在他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前言中也谈到：陈老师治学，能将文、史、哲、古今、中外结合起来研究，互相发明，因而能不断提出新问题、新见解、新发现。每一个新见解，新发现，都有众多史料作根据，科学性、说服力很强，不断把史学推向前进。

　　摘自《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篔》，标题为编者所加。陈流求 陈小彭 陈美延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4月第一版

　　当代心史

　　乌托邦的终结

　　由信仰危机、信念危机到信任危机的历史演化，把中国送入“信用资源匮乏型国家”的行列

　　□ 朱大可 | 文

　　乌托邦反思：

　　80年代的信仰危机

　　“文革”的烈焰焚毁了它的敌人，也意外地制造了大批怀疑主义者。1980年，在西单民主墙运动之后，借助三洋牌卡式录音机，台湾歌手邓丽君的爱情歌曲，开始在整个大陆流传。坚硬的革命信仰和斗争话语，第一次遭到软化，浸泡在人性的香艳眼泪之中。这是小邓和老邓之间的美学博弈。“爱语”像火焰一样蚕食着“恨语”。而后，小邓柔肠百转地征服了大陆。

　　一个与此密切呼应的事件，是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它发表在1980年5月的《中国青年》上，成为具代表性的本土声音。作者过去对人生充满美好幻想，其家人都是共产党员，本人也深信共产主义，但“文革”改变了一切。作者警醒地发现，“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作者据此得出结论：“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

　　“潘晓”的信函，由编辑组合两位“跃进后一代”的言论而成，是典型的“谋划之作”，却点燃了一场关于信仰的热烈争议，标志着理想主义价值观的突变。而到了1983年，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中国青年》杂志社因组织“潘晓”来信的讨论，被迫提交“检查报告”。但这是无法阻挡的怀疑主义思潮，它象征着神圣价值体系的解体。

　　80年代的信仰危机，是关于“全人类理想”的反思，它不仅颠覆了强大的乌托邦叙事，而且解构了集体主义和自我奉献的伦理。尽管如此，对于国家建制和政治民主的激情，仍然是民众的核心价值。它们并未因“潘晓”的“个人主义反思”而终止，相反，它以呼唤改革的方式继续发育，扩展为一种宏大的广场话语。

　　在“潘晓”群体之外，更为深切的信仰反思，涌动于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尽管饱受极“左”势力的政治围剿，1983年，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理论发现，关于人的尊严与价值的重新认知，以及对世界普遍价值的探寻，在胡耀邦的支持下持续展开，震动朝野，形成精神解冻的潮流，为先锋文学、新潮美术、前卫音乐、实验戏剧、探索电影（“第五代”）等艺术风格的孵化，构筑了意义深远的温床，而于1985、1986两年间，形成短暂而强大的“文艺复兴”态势。

　　这令人珍视的反思运动中，忏悔者周扬和戴厚英等人的崛起，向中国知识界提供了罕见的范本。他们都曾是信仰和权力的拥戴者，并充当过人性戕害机器上的犀利构件，而最终以非凡的勇气，忏悔自身的历史罪过，转而成为讴歌人性和自由的战士。但这种个人抗争并未得到来自知识界的声援。1989年的盛夏，在某个不合时宜的时刻，饱受记忆和现实折磨的周扬，在北京悄然辞世，带走了忏悔者最后的信念。

　　从国学到肉身经济：

　　90年代的信念危机

　　1989年的北京事变，引发知识界的全面转型。国家、民族、人民的三位一体的信念迅速凋敝。而另一个具有戏剧性的时间节点，在于周扬之后另两位知识分子的谢世：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台北去世；三个月后，冯友兰病逝于北京友谊医院。陆台两地最后的国学名师的离去，似乎暗示了传统文化凋敝的必然命运；但基于政治信念的危机，这两场死亡竟然没有妨碍“国学”，反而意外地激发了它的“兴盛”。

　　就在1990年这年，出版业率先掀起国学著作的出版热潮。而古籍的大量涌现，为90年代的“国学复兴”铺平了道路。而后，“国学热”分化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向度：《周易》热、南怀瑾热和国学杂志热，小心规避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讨论，昭示出显著的“去政治化”态势。1991年《学人》创刊，成为“新国学”的重要据点，并开启了“国学”类杂志的先河。随后，《东方》《原道》《原学》《中国文化》《国学研究》《学术集林》等蜂拥而至，加上原有的《读书》，宛如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术合唱。

　　几十年来，中国知识界首次用“国学”一词来命名它所投身的知识体系，也就是用“国家主义”来界定传统文化的属性，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学术精英转型的关键性标志。这场“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自救运动，并未把知识界引向独立的批判立场，而是引向集体皈依（谈心、妥协、共识、合作、契约、项目、资金、权力）的主流。学院知识分子大步行进在余秋雨倡导的“和解”之路上，完成了跟国家主义的亲密结盟。

　　正是这种“与时俱进”的转型，获得了来自官方的热烈称赞。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了题为“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的文章，编者按称：“国学的再次兴起，是新时期文化繁荣的一个标志，并呼唤着新一代国学大师的产生。”次日，头版再次发表“久违了，‘国学’”的署名文章。1994年，又有高层进一步表扬说：“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急迫任务，北大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应该肯定。”这些接踵而至的褒扬，意味着“高校国学”已经获取知识界的主导地位。

　　另一方面，混杂在“国学热”中的“陈寅恪热”，则是自由知识分子对独立学术传统的缅怀。这是一场与“国学”内在错位的隐形思潮，显示出知识分子捍卫自我人格的企图。而这种对陈寅恪气节的追思，还可以视为一次文化血统的认归。陈氏所坚守的，不仅是文人的学术道统，更是知识分子的风骨。在“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训诫里，寄存着少数批判知识分子的孤寂信念。

　　然而，无论哪一种精英叙事，都只能是广场叙事向书斋叙事的退缩，成为象牙塔里的絮语。在知识分子的背后，出现了大面积的话语权力真空。1993年开始呈现的“第二次改革开放”，为消费主义奠定了政治基调。就在这一年，上海各大餐馆开始出现殖民地时代的月份牌。在美食消费的现场，身着旗袍的美女粉墨登场，被典雅的欧式壁灯所照亮，重演女性身体的殖民地神话，藉此表达对于西方现代性的间接想象。

　　“月牌女”的复活，意味着身体对灵魂的超越。以“文革后一代”为主体的小资阶层出现了，开始精细地消费和时尚地生活。在第二产业大规模解体的同时，歌厅、按摩院和洗脚房大规模涌现，成为中国服务业的主流，藉此表达对身体的极度关怀。这是最奇特的中国式经济，在经历了20年的打压之后，它解放了人的肉身，赋予它放纵的权能。享乐主义一举填补了信念丧失的空白。这是90年代最重大的事变，它彻底颠覆了精英主义的统治。在数码电子和互联网技术的声援下，大众消费文化接管了中国民众的日常事务。

　　毒食与弊政：

　　零年代的诚信危机

　　2008年5月，为回顾“改革开放30年”历史，《新京报》发表“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作者之一黄晓菊的谈话。她说：“这场讨论对于青年自我意识的觉醒，是有很大作用的。”该报同时刊载评论称，多元价值观30年来已基本建立，而在新一代青年投奔更为功利的价值观时，曾引起“潘晓”们迷惘的理想主义，却早已杳无踪迹，取而代之的，正是恋物癖和拜物教的狂潮。

　　以三鹿奶粉为核心的食品信任危机，以肖志军事件为代表的医疗制度信任危机，以及华南虎事件为代表的行政信任危机，作为三大代表性事件，谱写了零年代中国社会的典型病历。

　　三鹿在奶粉中投放三聚氰胺，仅仅是“毒食中国”的冰山一角，它加剧了消费者对食品、器物乃至所有商品的怀疑。“中国制造”正在成为“问题消费”的代名词，它指向了制造、检验和管理的整个链索。

　　农民工肖志军拒绝在临产妻子的手术单上签字，导致母婴双双死亡，作为一个极端个案，不仅表达了底层民众对中国医疗信用体系的不信任，更表达了对整个社会体制的深刻质疑。

　　陕西农民周正龙拍摄的野生华南虎照片，被地方林业主管部门高调确认，却被网民揭出其造伪真相。这场看似无法讼断的奇案，最终以周正龙入狱告终。而当地政府在此案中的形象，变得卡通可笑起来。

　　2009年罗彩霞事件和武大官员贪污案所代表的教育腐败，2006年上海交大汉芯造假案、2010年汪晖抄袭案所代表的学术腐败，以及高校学生的论文抄袭潮流，已经让中国学界臭名远扬。但这种由体制支撑的腐败，却受到世人的广泛同情。抄袭成了师生的常规策略和时髦手艺。

　　各地政府的诚信缺失，才是构成信任危机的主因。作为社会信用体系的轴心，政府信用在零年代后期开始迅速褪色。2007年陕西华南虎事件、2008贵州瓮安“俯卧撑”事件、2009年湖北巴东邓玉娇案、2009年的上海“钓鱼”事件、2010年福州严晓玲“诽谤”案等等，当地政府的诚信，皆因弊政和谎言而趋于解体。在上述案例中，笨拙地说谎—拒绝道歉—异地抓捕—剿灭真言，成为处理公共危机的基本逻辑。所有那些滥用公权的违宪手法，捍卫了某些官员的乌纱帽，却让政府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它不仅加剧与民众的疏隔与仇恨，而且碾碎了信用和公义的基石。

　　一场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在中国涌现。它分布于人与物、人与人之间，囊括了食品和物品、司法与执法、银行与股市、足球及其体育、教育和医疗、学术与专家等几乎所有领域，深刻摇撼四种基本信用结构—政府信用、人格信用、货币信用和专家信用，并最终完成由信仰危机、信念危机到信任危机的历史演化，把中国送入“信用资源匮乏型国家”的行列。

　　朱大可：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

　　刀下留人

　　救星魏忠贤

　　公权，无论是借来的，还是抢来偷来骗来的，无一丝一毫不取自私权

　　□ 刀尔登 | 文

　　年轻时初读明史，最喜天启、崇祯二朝史事。为什么？热闹呀，阉党和东林，坏人和好人，打得鲜血淋漓，看得热血沸腾，涕泗横流（我那时喜欢躺着看书）。及稍长，转而最厌恶这段史事。为什么？其争很激烈，其所争很琐屑，所谓一文钱打破头者是也。

　　魏忠贤是个很坏很坏的人。有人认为他的坏，一部分是手术后遗症，应予同情。我的同情心没那么富足，留给亲友用，犹患屡空，怎么也不会分给魏忠贤这种人。但看明末士人之骂魏忠贤，并不觉得痛快，反觉滑稽。因为两个小偷吵架，难有庄严。比如魏忠贤的第一大恶，是专权，但他所专擅之权，哪里来的？不是魏忠贤自己搜罗而来，他没有那本事，他只是从皇权和阁部之权篡取而来；既云篡取，意味着那权力早已在那里了，而此权力的定义，其合法化，其日常护理，都是士人的功劳。

　　公权，无论是借来的，还是抢来偷来骗来的，无一丝一毫不取自私权。秦汉之后，当皇帝比先前容易多了，要做的只是集合一大堆军队，打得人人没话。至于制度，有现成的摆在那里，公权早已汇聚，人民早已驯服，所缺只一提领者而已。此权不专于魏忠贤，便专于他人之手，对庶民来说，有什么区别吗？

　　儒生许诺给人民的是小康社会，即孟子描述过的“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此小康社会，与无政府状态的区别，只在后一项，因为政府的功能之一，是“丰年敛之，饥年散之”，以备无常。至于乐岁终身饱，农民自己不会，要你教吗？

　　中国的政治制度定型于汉武时代，到了明代后期，一千五百年过去了，已经极为成熟。明末生活，号称奢侈，其实下层贫民，比起一两千年前的祖先，一点儿家产也没有多。农夫工女，日夜操作，仅以糊口，一遇事情，惟有举贷，年景稍差，难免釜甑生尘。这场景又是孟子已说过的，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孟子是最富同情心的长者，他追问过一个令他极伤心的问题：“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东林，以及两千年里无数忠臣烈士，口口声声，要为苍生请命，好像天下苍生，最大的幸福就是饿不死，最高的心愿就是少交二斗租米，最远的出路就是寿终正寝，最美的理想就是子子孙孙皆如我。我们现在知道，人民逃此困境，一赖善工，二赖善政。善工就是技术进步带来的生活改善，如能有此，哪怕政治依旧恶浊，虎狼牙缝里剩下的，也够过活，也可以号称小康了，尽管和先贤的小康之义，完全不同。可惜这种进步所需的整套思想和知识体系，早因思想钳制，被防患于未然了。那么善政呢？裭夺自由的政治，能好到哪里去，我们在历史中见识过了。

　　东林也有得势之时。一旦得势，援朋引类，满朝忠义，正气滚滚，威风凛凛。然而所主张者，不过是尊经重道，要将老调子念完。与人斗时精神百倍，做起事来丝毫不见特殊之处，遇到边事这样的麻烦，更是只有束手长叹。所以徐光启曾说“党与二字，耗尽士大夫精神财力，而于国计民生，毫无干涉”。

　　徐光启还打过一个比方。他说，大家在一条船上，党争者，就是左舷和右舷的人不和，拼命晃船，不管船翻不翻。现在仔细想来，他的喻意，也不正确。应该是，两边的人虽然打得头破血流，但却都不想翻船。如果可以拟人地说，那样的一种制度，把恶人作为自己的保护壳，一旦失败，便把责任推到坏人身上，以使人们的愤怒，不致射向自己。

　　在另一方面，美德也是装饰物，东林一些人士的勇敢、气节，毫无疑问，令人赞叹，难怪从江之南到河之北，到处都有老百姓为之欢喜，为之哭泣，为之拥堵街巷，围攻圣使；还有拼了性命，要劫狱的。一方面，高尚的品格，确实感动人；另一方面，人们也该想想，朝里那些事，和大家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有点关系的是，好人毕竟会做好事，稍去残杀，略抒民困。放在历史的进程中看，这些行为，徒令恶贯不致满盈，是谓以一世笑，易万世哭。

　　至于魏忠贤，便没有他，东林也会找出别一个来，以自圆其说，以自济其乏，以自解其无聊。

　　刀尔登：诗人

　　吾讲斯美

　　活命七步

　　心里憋着一套故事却无法表达，由此引起的挫折感导致精神错乱

　　□ 吴澧 | 文

　　在华盛顿的美国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里见过一个实验展箱，展示鼠口密度对老鼠行为的影响。这不是“血汗”实验，鼠口密度再高，食物和饮水也是保证供应的。但是，当密度过高时，老鼠会互相撕咬，或不吃不睡乱跑乱跳，最后全部死亡。从和谐到自绝的转折，是有那么一代母老鼠，失去了带小鼠的兴趣。下一代小鼠没有从母鼠那里学得集体生活的行为规矩，自绝就开始了。

　　从这一实验可以推想，富士康工人的高密度生活，在心理上很不健康，特别对那些刚刚离开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的农村的年青人。他们没有学得人际相处的行为规则，这是我们这个社会自革命以来所形成的深层次问题。就短期而言，我们需要一些技能，防止心理波动升格为人间悲剧。美国很多企业和部门为员工提供心理安全（psychological safety）训练，敝人也算参加过这样的班，这里翻出笔记，提供一套克制负面情绪的“活命七步”。即使仅是学得不将工作时的烦恼带回家中，不去刺激家属，也是善莫大焉。

　　（一）当你发怒、紧张或觉得要崩溃时，深呼吸。轻轻地，慢慢地，直到开始平静下来。如果发现自己“气呼呼”，找个纸袋，呼气时吐到纸袋里，注意不要将纸袋吹出声音。

　　（二）站立，甩动肩膀和手，抖掉肌肉和关节的紧张。

　　（三）在情绪和身体都有所放松之后，找个沙发睡一会儿。尽量不要频繁翻身。

　　（四）人在睡觉的时候，大脑会把短期记忆里的东西搬到长期记忆去。睡醒之后，那些让你烦恼的事件，已经在长期记忆了，要靠回忆勾取。你和这些事件之间，开始有了心理距离。这时，拿一张纸，客观地写下所发生的事情。然后，写出你生气、紧张或烦恼的理由。最后，写下你的处理方法，仔细读一下。如果也觉得自己的反应很可笑很幼稚，完全没必要，那就把纸撕了，扔掉。这件事就算扔掉了。如果仍然觉得自己有理或心有不甘，那就进入下一步骤。

　　（五）去找个朋友商量一下。不要靠电话，要约了面谈。去见朋友时，争取不要开车，也不要坐公交。信步走去。一路上欣赏欣赏街景，瞄瞄美女帅哥，读读电影海报，看看商店橱窗布置，或看看楼顶阳台上花开了没有。

　　（六）见到了朋友，按自己在（四）里整理的思路，将事情告诉朋友。最好找年纪比你大的，或经验比你多的，或学识比你高的，或可以提供感情支持的异性朋友，也可以找专业的心理医师。

　　（七）和朋友谈过了，或肯定或否定了你的思路；或者，至少有人听过你的倾诉，这事就算过去了，以后再说了。安心回家，听几段愉快的音乐，睡觉。睡醒又是新的一天，太阳照样升起。

　　这活命七步，最难的是第四步和第六步。第四步是让你退后一步，跟自己的情绪保持一段距离。这不是一种天然反应，这是后天习得的文化习惯。如果回想起来又是怒气冲冲，写下的都是什么“气死我了”，“此仇不报，誓不为人”，那就毫无意思。要养成客观冷静的分析习惯，需要一个长期的学习过程，而且要有榜样带领。比如说，知识积累到能够阅读西方现代小说。进入每年《纽约时报》年度图书的前四五名的小说里，总有一两本是讲述正常人的成长过程，而且往往是第一人称。这样的小说教你如何分析自己，比如去年推荐的美国女作家洛丽?穆尔的长篇《楼梯口的门》（A Gate at the Stairs）。

　　第六步则需要一定的人际技巧，至少要能够和人交朋友，并保持友谊。富士康似乎有意识将工人的车间、班次、地籍等打乱了住宿，使工人不易形成帮派，避免年轻人扎堆经常出现的打群架。其实这增加了工人交友的难度，新的问题是跳起楼来前赴后继。

　　现在对精神病有一种后现代心理学的解释，认为病人心里憋着一套故事，却无法用别人可接受的话语表达出来，由此引起的挫折感导致精神错乱。美国女作家琼?迪戴恩2006年出版了她的报告文学合订本，写的都是真事，标题叫作“为了生存，我们给自己讲故事”（We Tell Ourselves Stories in Order to Live），大概就是受了这类心理学理论的启发。能够走完第四第六步，将自己的故事讲出来，或许就有延续故事的意识了。

　　吴澧：旅美学者

　　逝者

　　弗拉基米尔?阿诺德

　　□ 魏宝社 | 文

　　数学家，2001年沃尔夫（Wolf）奖得主，73岁

　　弗拉基米尔?阿诺德（Vladimir Igorevich Arnold）无疑是当代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微分方程、动力系统和奇点理论，且在经典力学、天体力学、流体力学、辛几何和实代数几何等诸多领域，皆有深具影响力的原创性贡献。他在这些领域的研究都不是孤立和零碎的，而是在思想观念和方式方法上呈现出一种整体性的风格；加之特立独行的个性的映衬，阿诺德的数学实为20世纪数学一个极具特色的景观。

　　阿诺德出生于乌克兰的敖德萨，1954年考入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其时正是苏联数学学派的黄金时代，阿诺德适逢其会，且直接受教于这个学派的领袖人物、著名数学家柯尔莫哥洛夫门下，很快就以井喷之势，做出了一个又一个震动数学界的结果。

　　1957年，19岁的阿诺德还是一个本科生，就对连续函数的情形解决了希尔伯特第十三问题，并因此获得莫斯科数学学会颁发的青年数学家奖。60年代前后，他专注于哈密顿动力系统的研究，是KAM（Kolmogorov-Arnold-Moser）理论的创立者之一。KAM理论是动力系统理论中最深刻、最困难的结果之一，其背景是太阳系的稳定性这个悠久的老大难问题。与此同时，阿诺德还发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现象，现在称之为“阿诺德扩散”；大意是，在那些稳定的岛屿—不变环面之间，可能存在一些幽灵般的轨道，以近乎随机的方式极其缓慢地漂移—“阿诺德扩散”的机制至今仍不清楚。阿诺德的工作绘制了一幅复杂系统的典型画面：有序运动与无序运动交错共存，不管在哪一个量级或层级上，一定会有不可预知、难以控制的信息隐藏在深不可测的黑暗地带。

　　大约也是这个时期，阿诺德对理想不可压缩流体的运动方程给出了一个非常优美的刻画。他把这个方程看作是保体积微分同胚组成的无穷维李群上的测地线方程，清晰地揭示了流体运动内在不稳定性的几何根源。

　　七八十年代，“突变论”曾流行一时，对此科学界聚讼纷纭（80年代的中国，“突变论”也曾以所谓“新三论”之一的面目出现过）。阿诺德分离出了其中纯正的数学内核—光滑映射的奇点理论，并把其种种精彩之处前所未有地展现了出来。另外，阿诺德把庞卡莱（Poincaré）最后几何定理推广到高维，提出了所谓的阿诺德猜测，催生了辛几何中一批深刻而美妙的结果。

　　1982年，阿诺德获首届克雷福德（Crafoord）奖，这是瑞典皇家科学院为了填补诺贝尔奖的空白而设立的奖项。2001年，因微分方程、动力系统和奇点理论中的重大贡献，阿诺德获当年度沃尔夫奖，这是一项终身成就奖。

　　阿诺德不仅是数学的创造者，也是数学家的创造者，他是苏联-俄国数学学派承先启后的人物。他认为，数学是物理学的一部分，而物理学的本质是几何。其名著《经典力学的数学方法》就是用辛几何的框架，给经典力学来了一次脱胎换骨的转化。这本书被称为“几何力学的圣经”。在数学中，他崇尚几何和物理的思考方式，而对公理化、形式化的数学和数学教育深恶痛绝，认为这种数学切断了与物理世界的联系，而且把直观感觉剔除殆尽，是丑陋的伪数学；这种数学家是残存的怪物，这种方式的数学教育是折磨孩子，是犯罪。

　　其实，在数学中一直就存在着两种传统，几何和代数分别代表其基本精神。如菲尔兹奖得主阿提亚（Michael Atiyah）所说，近代以降，以牛顿-庞卡莱-阿诺德为一系，重物理和几何的精神；以莱布尼兹-希尔伯特-布尔巴基（Bourbaki）学派为一系，强调公理化、形式化的精神。两者间的起伏消长本来就是数学史上的常态，畸轻畸重，都是时势所成就的。这甚至可以追溯至古希腊人的几何学与古印度和阿拉伯人的代数学。无论怎么说，阿诺德已成为他所属的数学传统中那种精神的化身。

　　阿诺德曾于1995年12月访问中国，在中科院数学所和北京大学做过两场学术演讲，观者云集。那时笔者正在北大读书，有幸于现场聆听。而今大家仙逝，他的激情和智慧不会全都带走，还能留下多少呢？读他的书吧。

　　作者为东北财经大学行为与社会跨学科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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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化主导下的中部崛起

　　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由工业化主导向城市化主导，这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大趋势。并且，“十二五”将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阶段。在这个大背景下，讨论“中部崛起与大城市效应”，我认为应当重点讨论大城市发展与中部崛起。在我看来，中部崛起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尽快形成一两个或两三个国家性、区域性的大城市。

　　

　　一、中部崛起的突出矛盾是城市化进程滞后

　　从经济总量看，中部地区明显落后东部。落后的重要原因既有工业化发展相对滞后的因素，更有城市化水平不高的因素。就工业化率而言，2008年中部比东部低2.9个百分点，比西部高3.72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9个百分点。但就城市化而言，从对2008年度统计数据的分析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差距很大。

　　东部地区2008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5365.64美元，同期城市化率为55.90%；中部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303.32美元，同期城市化率为40.90%；西部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308.83美元，同期城市化率为41.50%。中部大概落后于全国所有地区，比东部低15个百分点，甚至比西部低0.6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低4.8个百分点。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出，中部地区城市化水平最低，事实上已成为我国城市化的“洼地”。由此表明，中部发展相对滞后的重要原因在于城市化的落后。

　　二、中部城市化率偏低的原因之一，在于中部大城市发展的相对滞后

　　中部地区城市群首位城市规模小、带动作用不足。中部地区城市化主导的突出矛盾在于省会城市的规模小。至今，中部没有一个中心城市进入全国竞争力前十位，同长三角、珠三角等大城市的拉动作用对比来看中部明显不足。

　　由于首位城市规模偏小，形成中部城市发展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而由地改市形成的一些中等城市，规模相差不大，城市之间的分工合作、角色定位很难，城市的功能结构不合理，行政中心的特征突出。中部六省的城市化水平低，缺乏可以统领区域经济发展的超大城市。这使得城镇体系不合理，城乡二元结构突出，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从发展趋势看，大城市拉动的城市群，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化时代区域经济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大城市的发展，没有一两个中心城市发挥大城市的效应，中部城市化的发展是很困难的，由此中部崛起也会受到制约。

　　三、形成中部大城市的关键是否在于行政的一体化

　　中部事实上已成为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洼地”。尽快改变这一现状的出路何在？我的建议是，关键在于行政体制改革以及行政区域体制改革。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三个城市的“行政扁平化”特点突出，由此三市分工定位很难快速推进。从近两年的实践看，经济社会的一体化直接依赖行政一体化。这个“槛”是绕不过的，回避不了。越早解决，就越有利于“长株潭”走出城市化主导下的发展新路子。

　　因此，应以行政一体化加快推进中部两三个大城市的发展。“长株潭”要形成“3+5”，要成为中部崛起的中心城市之一，重点在于实现行政一体化。在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下，将“长株潭”三个平行的地级市合并成为一个城市，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考虑三市经济发展水平，又涉及到区域行政结构、权力格局和利益格局的全面调整。

　　考虑到改革成本和三市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宜采取循序渐进分步推进。第一步，尽快建立权威性协调机制，尽可能实现经济社会一体化关键领域的突破；第二步，在有条件统一、又迫切需要统一的部门，尽快推进三市部分职能部门的整合；第三步，在三市经济社会一体化程度比较高、行政区横向联系比较紧密的情况下，不失时机地推进三市行政机构的合并，最终将三市合并成为一个特大城市。

　　英文摘要 Summary

　　COVER STORY

　　Labor’s

　　Tough Balancing Act

　　 Recent suicides at a Foxconn electronics plant and strikes at other factories across China underscore what experts say is a need to rebalance relations between company bosses, workers and regulators. A rebalancing could include tax cuts and government permission for trade unions taking active roles in negotiating on behalf of workers, relieving workplace pressure before it’s too late.

　　Since wage increases for migrant laborers lag far behind China’s economic growth rate, grassroots campaigns have pushed for raises. Many companies responded by hiking wages. But these steps could cut into what are already thin profit margins. And some companies might relocate abroad in search of cheaper labor.

　　CHINESE OIL

　　GIANTS EYE

　　STRICKEN BP

　　 A financial battering for oil giant BP in the wake of a Gulf of Mexico oil well disaster has led some in the industry to speculate that the British company might be targeted by cash-rich Chinese oil companies. Sources close to management at 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 and Sinopec say the state-owned concerns have long admired BP’s assets in central Asia,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Since the leak began in late April, BP’s share price has been cut by almost half, wiping out US$ 82 billion in market value. The equity slump raised the possibility of an assets takeover by rival oil companies. An ongoing battle to contain the leak and clean up the mess, along with mounting pressure from the U.S. government, has focused attention on BP’s uncertain future, which could involve China.

　　ALL ABOARD

　　BEIJING’S MAGLEV TRAIN

　　 Despite controversy, land requisition for a low-speed maglev rail line in Beijing is slated to start in September. Project developer Beijing Enterprises Holdings Maglev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has spent more than a decade lobbying local governments for the right to build tracks. It plans to start obtaining land in the autumn and launch construction next May. Yet residents along the planned route have protested, pointing to potential radiation risks and noise. The project’s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recently posted online by a rail research institution, failed to ease public concerns.

　　The developer argues a low-speed maglev line would meet short-distance public transportation needs and cost far less to build than subway lines and high-speed maglev railways. Moreover, unlike high-speed maglevs built by German and Japanese companies, technology for a low-speed cousin is wholly owned by Chinese manufacturers.

　　HOW TO BUILD A CONSUMER NATION

　　 Domestic consumption accounted for 36 percent of China’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last year. But China is at the same development stage reached by Japan and South Korea when their domestic consumption rates were as high as 50 percent GDP. And among major economies, only Saudi Arabia’s consumption to GDP ratio is lower than China’s.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e chairman of consulting firm McKinsey & Co., Dominic Barton, said it’s “time to change.” Barton proposed three major areas of focus to help transform China into a consumer powerhouse. First, he said, it should widen the social safety net with an extensive medical insurance and pension system. China should improve its products distribution system to deliver the right goods to the right consumers. And Barton called for promoting personal financial services and issuing more credit cards.

　　MIXED REACTIONS TO CHINA’S EXPORT SURGE

　　 China’s exports in May soared 48.5 percent from a year earlier, and the monthly trade surplus was the highest since November 2009, according to China Customs data released June 10. The May figures exceeded market expectations and a median, 31.6 percent increase forecast by 20 economists surveyed by Century Weekly. Yet the export sector still faces serious challenges, including Europe’s sovereign debt crisis, weak demand overseas and a possible double dip for the world economy.

　　Strong export data also offered fodder for U.S. legislators pushing for a revaluation of the yuan. On June 10, a U.S. senator demanded a vote over China’s exchange rate policy. Some in Congress have accused China of gaining unfair trade advantages by manipulating its currency. It’s unknown whether Chinese policymakers will initiate further reforms for foreign exchange rate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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