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鸿君

　　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国家级精品课程《微观经济学》主持人。

　　2010年1月起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北京大学战略研究所理事长，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系统科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

　　南都记者 谢晓婷 北京大学于鸿君教授在2009年的一个预言或将成为现实。

　　近日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已显示出滞涨的苗头———5月CPI已达3.1%，PPI高达7.1%。但5月PM I仅为53.9%，比上月回落1.8个百分点；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5%，比4月份回落1.3个百分点。

　　于鸿君早在2009年初曾公开表示反对把投资看成单一的刺激经济复苏的灵丹妙药，否则可能导致经济停滞和通胀并行。近日在广州举行的“青春智汇”———粤港澳菁英大学堂开通仪式暨首场报告会上，于鸿君再次呼吁，我国经济发展的出路在于刺激消费，而缩小贫富差距是重中之重，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治本之策。

　　未来经济滞涨或将出现

　　近期公布的5月宏观经济数据证明了这一点。5月CPI已达3.1%，PPI高达7.1%，机构普遍预计随后几个月涨势可能进一步加快。实体经济已经出现增速放缓的苗头，5月PM I仅为53.9%，比上月回落1.8个百分点；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5%，比4月份回落1.3个百分点。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认为，2009年中国经济不是底，2011年经济增速还会低于2009年，但通胀率会高于2010年。社科院刚刚公布的《中国金融发展报告(2010)》预计，今年CPI涨幅可能超过3%，但无法通过从紧的货币政策消解。

　　这也许就是经济学家们最担忧的滞涨问题。不少人认为，未来一段较长时间内，滞涨将成为常态。

　　于鸿君表示，我国经济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主要依靠投资拉动走出经济低谷，延续这种政策的前提是经济必须保持高速增长，为后续投资提供足够的财力。而一旦经济出现停滞，投资拉动就难以为继，于是经济增长会出现严重障碍。

　　实际上，早在2009年初，于鸿君就表示反对把投资看成单一的刺激经济复苏的灵丹妙药，否则可能导致经济停滞和通胀并行。他当时表示，当前的金融危机和1997年有很大不同，大量的投资在1997年曾奏效是因为当时经济增长的瓶颈就是基础设施落后，目前，基础设施早已不再是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如果过度投资于基础设施和产业改造，不仅造成投资浪费，而且大量投资形成的过剩产能无法市场消化。长期看，导致企业效益下降并引来银行不良资产的上升，同时必须依靠增加未来的产能过剩来消化现在的产能过剩。

　　刺激消费需要缩小贫富差距

　　刺激消费真的那么难？于鸿君认为，两极分化使得经济运行中表现为消费不足，从而使得经济良性增长受阻。此外，城乡二元结构短期难以破除，市民和农民收入的比率大体是3：1。未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和促进社会平稳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动力，很可能是城乡二元结构的破除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必然依赖于农村消费的逐次启动。

　　国信证券本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各国的经验显示，消费占比趋势性提高的契机在于劳动力供不应求，出现一轮较大的工资上涨，并由此引发一轮较难治理的通货膨胀，这些构成了劳动者报酬在GDP中占比提升的前提。日本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发生在70年代、80年代上半段和90年代上半段，韩国发生在1988-1993年。而这样的变化，中国目前仍未确切看到，中国近7年时间工资增长率有3年为负，7年平均增长率为-0.6%，由于催化剂尚未出现，谈消费在中国经济中占比的系统性提升为时尚早。

　　更让于鸿君担心的是，我国当前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过大后患无穷。这会引发严重社会危机，如果出现社会动荡，“改革开放成果有可能毁于一旦，这不是耸人听闻。”他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范畴，必须结合社会问题甚至政治问题加以思考。用来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程度的基尼系数显示，2008年世界主要国家中，基尼系数最大的是巴西达0.57；中国是0.44，位居前列；最低的是日本0.25。而中国的隐性收入或者说灰色收入并没有统计在内，否则，中国的基尼系数应该更大。基尼系数如果超过0.6，则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历史上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地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两极分化，特别是作为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的土地分配过分悬殊，常常导致社会动荡，小则在一定的、局部的范围内发生农民起义，大则会导致朝代更替，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目前中国的社会矛盾不可低估，收入和财富分配悬殊是最基础的诱因。

　　此外，区域发展差距过大。“从大陆而言，上海人均G DP大体是贵州人均G DP的8-10倍，这个数字是不得了的，这种区域差距长期持续下去并进一步扩大，甚至会导致国家的分裂，历史上是有过教训的。”于鸿君说，人群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过大会导致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对立；区域之间的差距过大，则可能“撕裂”一个国家。“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过大，必然引发人们心理上的失衡，心理失衡引发社会行为的失范。因此，对于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过大问题，我们必须站在国家民族长远发展的角度给以高度关注，并立即出重拳予以逐步解决！”

　　通过个税和住宅置业税缩小差距

　　在目前体制下，如何能缩小贫富差距？

　　于鸿君呼吁国家推出一整套组合重拳逐步缓解贫富差距。首先，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政策应该调整。比如说，个税起征点可以进一步提高，给中低收入者留下更多的个人可支配收入；可以进一步给中小企业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因为中小企业是社会就业的主要渠道。而对于高收入者，可以采取更高的累进税率。

　　无独有偶，国税总局日前发出通知，要求加强对高收入人群的个税征收管理。通知提到，要加强对财产转让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等五类高收入的个税征收管理。

　　而房地产的置业税政策将产生“用富人的钱补贴穷人住房”的机制。于鸿君认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要义在于，应该通过大量增加低端住房的供给来保障拉动经济增长，同时增加就业，逐步解决中低收入者的住房。同时，要通过根据面积大小开征的高累进税率的置业税抑制高端住房需求，把房地产的总体价格水平降下来。国家用置业税收入另加财政注资建立低端住宅补贴基金补贴穷人解决住房问题。这样，通过补贴政策，国家可以大规模推出低端住房，开发商在市场的引导下也会大量增加低端房的供给。这样既不影响经济增长，也可以抑制高端的需求对房价的拉升，还可以慢慢地缓解两极分化并逐步解决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因此，开征置业税或者对房地产业税收政策进行重要调整，是必要的。

　　此外，应提高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中国目前最穷的是农村的中低收入者，目前还有4000万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如果把贫困线提高到国际水准，这个数字就变成了1亿多。”于鸿君表示，1978年后的农村改革值得借鉴，那时，把土地分给农民并大幅度提高14种农副产品的价格，造就了1978年到1986年中国农业和农村史无前例的辉煌。我国世世代代、祖祖辈辈没有解决的吃饭问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20世纪80年代终于基本解决了。

　　有人担心，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有可能使我国面临比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但大幅度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不也造成通货膨胀压力了吗？相比之下，哪个政策效果会更好一些？何况还可以采取相应措施加以应对。提高农民产品价格比直接补贴农民要好得多，也比家电下乡带给农民的利益稳定实惠得多。”

　　旁边报道

　　于鸿君把脉广东经济：广东可与港澳完成制度对接

　　“广东在下一个30年如果能够有效实现和港澳地区制度上的对接，特别是在经济社会管理领域实现制度上的对接，广东将大大提升它的国际竞争力。”于鸿君针对广东未来30年如何杀出一条血路提出了这样的意见。

　　于鸿君认为，广东的转型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说天时，国家正在全力推进科学发展；说地利，广东毗邻港澳，甚至几乎成为一体；说人和，“腾笼换鸟”已经形成上下共识。在转型中，广东在下一个30年应该而且将会为我国下一步的经济、社会的改革和发展树立有一个样板和标杆，并像过去30年那样以广东为平台再向全国发射。

　　“和香港相比，缺乏一整套适应现代市场经济高效运行的制度，正是广东的一个短板，甚至是最短的短板。广东实行转型，这是个很要命的问题。”于鸿君解释说，制度上、规则上的对接会大大降低经济运行、社会运行以及经济社会在三地之间运行的交易成本，无效的浪费、内耗和制度摩擦会被大大降低。同时，有效的制度对接和广东的成功转型将大大促进香港和澳门的发展，为台湾回归祖国树立样板，产生积极的示范效应。所以说，广东经济的转型既是经济任务，也是社会任务和政治任务；既是珠三角的局部问题，也是中国的全局问题。 (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