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40人论坛会员单位代表 中银国际证券董事总经理 程漫江

　　 刘易斯拐点与

　　 人口老龄化的双重挑战

　　 刘易斯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是工业部门相对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不同阶段决定了工业企业的边际劳动力成本，并由此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农业部门劳动力大量过剩，现代工业部门可以用最低工资水平获得劳动力无限制供给；第二阶段，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可以解放出更多的劳动力进入工业部门，工业部门只有提高工资才能吸引更多的劳动力；第三阶段，农业和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差别消除，城乡保障差别消除，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为一元经济结构。划分这三个阶段之间的两个拐点分别被称作第一和第二刘易斯拐点。

　　 经济结构的变化是在相对长期内完成的，因此刘易斯拐点也不是一个确切的时点或者年份，而是一段时间区间。一般研究者往往从宏观经济结构比率，例如农业产值占GDP比重、务农人口占就业人口比重、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等，来大致界定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时间区间。从务农人口在就业人口中占比下滑的斜率来看，日本和韩国都是在30%-35%前后开始进入刘易斯拐点区间，并在15%之后逐渐稳定。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农业产值占GDP比重在2006年就已下降到11.5%附近，此后几年一直徘徊，但务农人口占就业人口比重在2008年仍为39.56%，考虑到农民工就业统计的不完善，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的实际数字会略低一些，也已接近35%附近的水平。从第二产业占GDP比重来看，日本在1961年达到47%之后逐步下降，而韩国在1985年之后接近40%，此后基本稳定，并在1995年之后逐步下降。中国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在2007年占比达到49%，近两年已经呈现逐渐下降趋势。

　　 中国大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发生在2000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外出农民工从1997年的3890万人增加到2005年1.3亿人，占乡村青壮年人口(20-50岁)比重从不到10%提高到40%左右。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等人研究认为，自2004年沿海部分地区发生民工短缺现象以来，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工资增长速度逐步加快，中国在2005年前后开始进入第一刘易斯拐点区间。

　　 如果人口年龄结构比较年轻，劳动年龄人口快速增长，人口负担轻，经济生产后有剩余，社会存在比较高的储蓄率、积累率和投资率，经济增长函数中的劳动力要素和资本积累都可以得到满足，有助于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速。这种特定的人口结构可以推动经济增长的额外部分，往往被叫做 “人口红利”。

　　 美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在1970-1975年突破10%进入老龄化社会，当时美国人均GDP达到7000美元，农业在GDP和就业中占比均在4%以下；日本65岁以上人口比重在1985年前后超过10%，当时日本人均GDP超过1.1万美元，农业在GDP和就业中占比分别为3.2%和9.3%；韩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在2000-2005年达到10%，在此期间人均GDP达到1.5万美元。主要工业化国家在人口老龄化到来之前基本完成工业化，实现了二元经济融合。与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发达国家发展历程不同，中国在第二个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已开始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到2010年末，中国人均GDP刚刚超过4000美元，但人口中位年龄将达到34.2岁，而日本人口中位年龄在1985年达到35.1岁时人均GDP1.1万美元，韩国与中国的人口中位年龄相仿，但是他们的人均GDP已接近2万美元。面对未富先老的困境，中国需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刘易斯拐点后

　　 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

　　 首先，劳资矛盾与劳动立法下推动工资水平上涨。随着刘易斯拐点的临近，日本和韩国政府都曾经陆续推行一系列的劳动立法，通过在社会最低工资、劳动保障、社会医疗等方面立法，用法律强制方式推动劳动者收入状况的改善，减缓社会贫富差距。未来中国也将面临同样的问题,而这也将明显提高企业的劳工成本。我们预计，在“十二五”期间，劳动成本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将提高到10%以上，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也会提高到50%以上。如果“十二五”期间年均GDP增速为8%，则劳动者报酬的年均增速应该达到10.6%。

　　 其次，劳动力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增大。经过第一个刘易斯拐点之后，充裕的廉价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消失，在短时期内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难以实现，如果仍然继续推动制造业的扩张，维持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在一段时间内出现劳动力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面对低端劳动力成本的快速提高，中国的未来几年将面对较大的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压力。危机后2009年中国的宽松货币政策已经严重恶化了通胀预期，2009年下半年持续加剧的房屋泡沫和2010年以来的杂粮价格飞涨已经需要政府出台严厉的管制措施才能得以控制。通胀作为一种改变社会财富分配的工具，对以劳动报酬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群体非常不利。恶性通胀使得劳动者储蓄贬值将严重损害消费能力的持续增长，使得中国当前扩大内需的政策难以推行。在通胀预期恶化情况下，未来一段时间必须持续保持偏紧的货币政策，有效控制通胀预期，避免劳动力成本推动下的通胀与恶性通胀预期交互影响的螺旋形上涨出现，引发恶性通胀和随后的滞胀局面。

　　 最后，本币升值趋势持续。日本和韩国都相继采用过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策略，国内制造业发展很大程度上借力于出口的快速增长，在刘易斯拐点前后时期，日本和韩国都出现了持续的出口顺差。同时伴随着国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快速增长，日元和韩元也出现持续升值的过程。人民币加入WTO之后，经常账户顺差持续扩大，2005年汇改以后，也出现了人民币持续升值的趋势，后因全球经济危机而重新维持与美元汇率的稳定，实际有效汇率也跟随美元波动。2010年以来，随着危机的逐渐平复，人民币升值预期再度加强，外汇占款增加迅速。未来几年，随着中国国内消费的增长，贸易顺差将会逐渐下降，但资本项下的流入仍将持续增长。通过推动人民币贸易结算、扩大境外人民币数量、加快减少贸易顺差，会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未来几年人民币将呈现缓慢升值的态势。

　　 产业结构升级与城镇化

　　 日本、韩国在刘易斯拐点之后用了十多年时间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从最初劳动力密集型的纺织品，到中期资本密集型重化工、重工业，再到后来技术创新的电子电器、机械设备和交通设备。中国未来几年将面对低端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的局面。

　　 理论上说，在经过刘易斯第一拐点之后，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劳动力增加依赖农业部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以过剩劳动力形式释放出来。而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渠道是城镇化进程，这也意味着城乡二元经济的融合、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和服务业生产率差异的缩小。

　　 尽管中国工业化快速推进，农业在经济中比重快速下降，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一直比较滞后。由于对劳动力素质投资不足和社会保障体系缺失，大量农民工仍然像候鸟一样往返于城乡之间，并未真正实现人口的城乡和产业转移。

　　 中国农业生产仍基本延续粗放经营方式，对化肥等物质投入依赖度较高，机械化程度较低，农业生产率提升比较缓慢，成为影响未来城市劳动力供给的重要因素。通过对比中美小麦、玉米成本结构我们发现，人工成本在中国粮食种植成本中占三分之一，而在美国占比不到十分之一；相对应的，机械成本在中国小麦种植成本中不到四分之一，在中国玉米种植成本中占比只有13%，而在美国小麦和玉米种植成本中占比分别达到35%和25%。从美国长期经验来看，农业产出的增长依赖于生产率的提高，而非投入尤其是劳动力投入的增加。

　　 中国城镇化进程也呈现出粗放式扩张的特点，城镇劳动力扩张较快，而户籍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却非常滞后，成为抑制人力资本投资的最重要因素。根据统计局信息，2009年中国城镇化率达46.6%，而非农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为33.5%，明显低于城镇化率。社会保障覆盖率水平更远远低于城镇化水平。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社保体系覆盖的居民消费比率可以得到有效提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快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

　　 从经验来看，过去几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城镇化对居民消费的拉动则更加明显。按照我们简单测算，过去十年城市化拉动中国居民消费年均增长1.6个百分点，由此拉动GDP年均增长约0.7个百分点。假定未来由于人口转移使城市化率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对应年均拉动居民消费增长约1.2个百分点，由此拉动GDP增长0.5个百分点。

　　 城镇化对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的拉动不言而喻。“十二五”规划期间，中小城镇化将加速推进，这将带动一部分基础设施投资；而城镇化进程中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也将刺激部分基础设施需求。以汽车为例，在城镇化进程中，汽车消费直接带动对道路交通的需求，而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完成反过来也能刺激汽车消费。在基础设施方面，中国不同地区之间、中小城镇与大城市之间还存在巨大差距，部分中西部省份如河南、贵州、甘肃的人均基础设施投资水平不到东部发达地区如上海、天津的四分之一。目前，多个省份出台了区域发展和产业转移规划，这些区域规划均涉及到加快周边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加速服务业的发展。在新产业集群形成之前，各地首先会大力推进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加上投融资体制原因，地方政府未来投资冲动仍相当强烈。以城市轨道交通为例，目前全国48个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中25个城市正在进行轨道交通的前期工作，总规划里程超过5000公里，总投资估算超过8000亿元。

　　 （因版面限制，本文经编辑删减，全文请见www.cf40.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