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文化“寻根之旅”
“The road of seeking root” of fi nancial culture
文/鲍 夫
传统中国的独特伦理社会与道德精神给票号经营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使票号的信用与品牌体现出鲜明的道德特
性，这种道德特性是中国传统精神在银行信用领域的绵延，是中国传统银行信用的精髓，构成票号信用与品牌
的基因与特质。
具体说来，票号信用的道德特性体现在精神、人格、人际、制度等多个层面。
“如果把金融比作一棵大树，那么，业务是叶，管理是枝，体制是干，文化是根……”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土壤日趋肥沃，中国金融这棵大树已渐呈叶茂、枝繁、干壮之势。但是，尽管如此，不可回避的是，中国金融业目前总体还处于初级阶段��这促使我们不能不去思考一下它的文化，不能不审视一下它的根。”
嬉笑怒骂成文章，段子后面是隐忧。灯下重读唐双宁先生的《探寻中国的金融之根》，别有一般况味，尤其是结合着自己研究票号的点滴心得—也许是巧合，导师黄升民在给《票号信用与品牌研究》一书写的序言中，就戏称我的研究为“票号百年寻根之旅”。
唐先生提出，仍在持续的国际金融危机，也许不仅是单纯的经济危机，同时也是文化危机、价值危机、哲学危机，应该去思考潜藏于金融这一现代经济核心背后的深层问题。
这也是票号寻根之旅中既深深困惑又深深诱惑着我的一个问题。
2008年，在由次贷风波引发的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中，华尔街上拥有上百年历史的银行金字招牌，或在危机中轰然倒塌、品牌骤亡，或在大潮中历经劫难，伤筋动骨。这些曾经貌似强大的品牌巨人，为何如此不堪一击？
并且，我又斗胆了提出了一个“制度嵌入文化”的观点：“中国在清末放弃了票号以道德为主体的信用体系，选择了西方的银行制度。此后100多年，中国基本是以西方为师，全面移植了西方银行的信用与品牌体系，走了一条技术、制度层面日益精细、完备而道德、人格层面日渐忽略、粗鄙的曲折路径。面对金融危机的涤荡，对照当代信用体系中道德信用、人格信用失落的困境，促人思考的是，无论银行信用还是品牌建设，都不仅仅只是技术层面、制度层面的事情，而应该是与作为内在支撑的精神、信仰相关的一件事情，我们追随、引进了一个多世纪的西方银行技术、制度，也许当它真正植根、融合、嵌入于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厚土层与积淀中时，我们才会真正拥有金融的自觉、自醒与自信。”
中国金融文化的血脉、精华、基因是什么呢？琢磨了许久的问题在唐先生的文章里找到了现成的答案— “利法信义道”。他说：“对中国的金融文化，或许可以概括为利、法、信、义、道五个字。金融企业不讳言以盈利为目的，但利要以法为约束，要以信、义、道为前提。在目标体现为利，在行为体现为法，在他人体现为信，在社会体现为义，而在这一切之上，则体现为道。”
循着唐先生的金融之道，对票号的信用传播文化进行一番探寻、挖掘，也许可以找到中国金融文化更丰富的根须、脉络与蛛丝马迹……
票号产生于封建社会的末期，经历了从传统社会到近代社会，从东方文化到西方制度，从乡土中国到现代社会的大变革、大砥荡，它的信用特征与品牌变迁，带着传统中国金融业的先天基因，同时也带有了这个特定时代的痕迹，这棵百年大树凝聚着传统的风韵与时代的风云，成为研究中国金融文化的一个先天标本。
票号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传统中国的独特伦理社会与道德精神给票号经营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使票号的信用与品牌体现出鲜明的道德特性，这种道德特性是中国传统精神在银行信用领域的绵延，是中国传统银行信用的精髓，构成票号信用与品牌的基因与特质。
具体说来，票号信用的道德特性体现在精神、人格、人际、制度等多个层面。
信仰层面—圣典、关公的道德“天条”
在儒家思想中,“信”是一个涉及做人、交友、社会、取人、治国诸方面的伦理范畴,是个人的立身之本、企业的经营之本、国家的安邦之本。作为儒家文化的“信、诚”理念，从人文信仰、意识形态的层面为票号信用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原初的精神动力。
从历史发展看，银行的信用，最初也在精神、信仰的发生场所—庙宇有着不解之缘。公元500550年，南北朝时期的寺庙就开始经营“质库”，不仅接受施舍，而且办理存款、放款等信用业务。寺院之所以能够像银行机构一样从事金融活动，一方面由于人们对宗教的信仰；另一方面，寺庙拥有大量产业，实力雄厚，可以及时兑付人们的货币需要，抗风险能力强，给人以信赖感。
票号所处的时代已是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国内外贸易往来频繁，货币经营活动当然已不必再在庙宇中进行，但票号的经营活动却仍然与信仰保持着关联，票号的信用在信仰、精神层面有着深深的依托。
具体说来，票号所敬仰的行业神就是关公。当时，票号及银钱业敬奉关公，春节等重要节日祭祀关公是重要的活动。因此，山西票号与商人把关帝庙修遍了全国各个地方。关公是中国传统道德范畴中“义”的象征，票号把关云长奉为自己崇敬的财神、行业神，实际与经商要讲义气、讲诚信互为表里，有着内在的精神关联，浸透着儒家文化精神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理念，支撑着票号崇尚信义、以义制利的价值观，规范着票号商讲诚信、守信义的行为规范。票号的信用，有着它深刻的精神源泉与道德血液。
人格层面—掌柜、伙计的道德品行
先做人、后做事，票号信用的道德特征体现在人格层面，是票号掌柜与员工勤恳朴实的人生磨炼、笃守诚信的品行修养、一诺千金的义气精神、忠心不二的敬业效忠、取财有道的行业准则。
从掌柜看，票号实行的是东伙合作制，资本家除与聘请的掌柜签订合约和制定号规之外，不再参与号事，靠分红实现资本的增值。基于资本家的高度信任，掌柜被委以全权管理企业的经营活动，一切权力皆由掌柜即总经理的决定，这使掌柜权力至高无上，掌柜代表票号对外行使经营职权，是票号的形象、象征、灵魂人物，体现着票号的信用、信誉与品牌。从另一方面说，票号的信用、品牌又借助掌柜的人格信用、个人威望、道德品行传播、树立。榆次常家“天亨玉”掌柜王盛林(山西汾阳人) ，在东家发生破产、为了还债需要抽回商号资本时，向其“相与”大盛魁借银三万两，让东家将贤本利润全部抽走，此时“天亨玉”毫无资本，全赖借款支撑，改组为“天亨永”，照常营业，全依赖掌柜王盛林的人格信用支撑门面，维持运营，平稳渡过了危机。后来，反过来，大盛魁于1929年也发生了危机，王掌柜欲派人送2万银元，但有的票号经理坚决反对，认为大盛魁处于危机之中，2万银元借去后，势必如投水中，无法收回。王掌柜严肃地说：“假如20年前没有大盛魁的支持，天亨玉早完了，哪里还会天亨永呢？”从中可以一睹票号掌柜的尚道德、重情义的人格精神。
票号的掌柜和经理们，都是土生土长的中国金融业的创始人，他们没有高深的学历，没有现代企业管理的理论，但他们以儒家道德充实人格精神，以信义为经营之本，运用丰富的经营实践、深远的洞察力和超凡的创造力，把金融业从普通商业中分离出来，逐步形成了融存、放、汇兑于一体的中国本土综合银行机构。作为票号经营主体，他们不但经营、创造着票号的信用与品牌，同时自身的道德人格形象也以天然的载体与媒介传播、塑造着票号的信用与品牌。
人际、社会层面—乡土社会的伦理约束
关于中西社会结构的特点，费孝通先生有过精辟的对比:西洋的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而中国传统社会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它社会影响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费先生将这种社会关系模式称为“差序格局”。 在传统乡土中国，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就是能够造成和推动这种波纹的“石头”，是形成一切社会关系网络的基础。
票号的出资方是基于血亲关系的家庭或家族，它产生于具有浓厚乡土中国特色的晋中地区，所产生的时代也处于农耕文明成熟期的商业社会。所以，它的信用与品牌就体现出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乡土与民间伦理约束。
票号在其成立及长期发展中，没有官方注资，不受国家法律约束，不向官府登记，不领执照，也不缴纳商税，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其信用关系也是纯粹的民间与乡土信用。同时，地缘是血缘的延展，以家庭、家族等血缘关系成立起来的票号，随着逐步的拓展、扩张，形成了以地缘为纽带的民间与乡土信用关系，票号生存的社会条件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农业社会，票号用人也不是五湖四海，基本限于本县及邻近地区无形中形成的一个较为封闭的圈子。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人老了要回归乡里，死了要进祖坟，运用形成圈子的本地人，不但便于观察了解，也容易控制，这就极大地降低了信用的风险。所以在票号存在的数百年间，很少有掌柜或伙计坑害企业、欺骗财东的记载，一旦某个经理、某个职员不讲诚信，违反了公认的道德准则，被某企业驱逐，别的企业根本不会使用他，这个人就完全无法在这个圈子里立足，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家务农，潦倒一生，再也没有换个环境重新做人、东山再起的可能。在传统道德观念中，这种人是为人所不齿的，回乡之后也会遭乡邻唾弃，不但自己身败名裂，而且影响到自己的家族、子孙的前途。
票号的信用发挥是通过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进行的，票号的行业规范与信用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也不是依靠官方、法律，而是通过具有浓重地缘关系、民间色彩的会馆、行会实现的。这些会馆、行会大都以籍贯开成，以籍贯命名，联系同乡情谊，维系行业信用。会馆、行会随票号及商人的足迹所至而开设，在组织公平交易、维护信用秩序、规范商人准则、防止不正当竞争、处理商务纠纷等方面都起了很大作用。
在清末和民国时代，随着社会动荡、战乱频发，特别是商品社会、工业社会的发展，由陌生人组成的城市社会打破了传统的熟悉人组成的乡土社会，票号的圈子信用日益不能适应历史的要求，它拒绝官方的资金介入，拒绝外资的介入，拒绝向西方信用制度的学习、借鉴，最终走向了自己的穷途末路。
制度层面—合约、号规的条律约束
为了保障票号信用的实行，票号都普遍制定了一套近乎严苛的管理制度，就分号与总号之间的关系、业务经营原则、员工纪律等提出严格要求，对从业者进行有效约束，内容细致、严密。如对企业职工日常行为的约束甚至包括:除非是公事，不准到小号串门；回家休假时不准到掌柜和财东家闲坐；不准向掌柜和财东送礼;同事间不准送礼; 同事之问不准借钱；等等。这些制度，既细密又严格，执行起来严酷无情，违反这些制度的，通常的后果是开除出号。正是通过号规对道德的要求、经营的规范、行为的约束、风险的防范，才使票号的信用有了确切的制度保障。
当然，票号的号规从根本上说还是属于企业内部的规章性质，具有民间、“私法”的性质，和具有法制意义的“公法”约束还是有些本质的区别的。
在新时代的炮火中，票号最终未能成功转型，走向了自己的穷途末路。其中原因自有多种说法：自身体制的弊端，金融领袖人物的失策，政府救助的缺失，转型时机的把握，等等。但有一点却是我们回避、忽略不了的—作为中国本土金融的重要代表，辉煌百年的票号曾经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的金融奇迹，而在这奇迹与辉煌背后，其内在动力应该是中国金融文化的精神源泉与潜能。
“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真正的经济学理论，决不会同最高的伦理道德准则产生冲突”—温家宝总理在英国剑桥大学发表的肺腑之言，既是面对金融危机一个负责任大国发出的庄严宣言，也是一个复兴中东方文明古国的由衷思考与警醒。金融信用与品牌，不仅仅应该是心理层面“打下烙印”的问题，而且应该有道德、人格层面的担当与责任，不仅仅应该是技术层面的操作、工具问题，而且应该有精神、信仰、文化层面的关切与追问。在对西方信用与品牌体系的审视与批判中，曾经在传统中国创造出金融与品牌奇迹的票号文化，无疑具有比较、借鉴价值。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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