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炳华

　　北京市近日宣布，经国务院批准，部分调整行政区划，撤消原崇文区和宣武区，崇文区与原东城区合并，组成新的东城区；宣武区与原西城区合并，组成新的西城区。北京市委书记刘淇指出，此举有利于整合利用核心区的资源，拓展新的发展空间；有利于推进核心区发展建设，增强首都服务功能。不少专家学者表示，此举对于平衡南北城经济，打通南北商脉，共享四区优质资源，有重要而特殊的意义。北京市副市长吉林还认为，此举甚至能在更高水平上保护和发展崇文、宣武的历史文化。但无论怎么说，崇文区、宣武区这两个伴随几代北京人的生活和情感、使用时间长达58年的名词，将逐步淡出人们的视野和记忆。

　　北京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的步伐愈益加快，改革开放30年，城市面貌、人口结构、社会生活、文化传统、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都有了翻天覆地、日新月异、无可阻遏、绝难逆转的变化，现在梳理和总结老北京的文化传统，探讨怎么去芜取精，思考如何扬弃传承，早就成了无解的难题。再奢谈具体的保护措施和发展思路，从官民绅学的各个角度，几乎都是个难以措手、无可奈何的事情了。

　　认真说起来，老北京的历史传承和文化积淀，底蕴厚重，内容丰富，表现庞杂。可以说，惟我独尊的皇家文化，被涵育到极致的官场文化和士林文化，特具韵味的庶民文化和市井文化，带有浓郁北方特点的民俗文化和民族文化，以及几乎在京城才独有的会馆文化和科考文化，这些看似互无干连的东西，共同融汇组成了北京的历史传统文化。它们培育形成、传流演变了千百年，在当今现代化的潮流冲击下，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就无可挽回地消逝、谢幕、归隐、遁形、苟延残喘了。这种体现巨大社会进步的变化，伴随而来的是难免的消极代价，只能留给有心人一缕遗憾和叹息，于历史前进的脚步丝毫无碍。

　　万代之基

　　北京历史悠久，依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教授的考证和论述，北京的建城，可以从武王伐纣后分封诸侯国算起，北京附近的蓟、燕已初步具备城市功能，以之作为北京建城之始，今年恰为3055年。而北京建都的历史则应追溯到金中都，甚至更早一些，《燕都丛考》就说：“北京建都，实始于辽”，至今也近860年了。历史学界普遍认为，金中都的建立，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反映出中国历史上都城从东向西、从南到北的转移变化。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中心的变化，其根本上反映的是民族文化融合的需要。元大都的兴建，选址在金中都城东北郊外，这是唐代以来中国规模最大的一座新建城市，它完全按照中国封建传统建筑理论设计和建造，布局规整，前朝后市，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座按照预先整体规划平地兴建的新城，为今日北京奠定了基础。明清以后的北京城，就是在元大都基础上改扩建而成的。

　　北京形胜雄奇，依详述北京史地沿革和名胜古迹的《宸垣识略》的描画：“冀都山脉从云中发来。前则黄河环绕。泰山耸左为龙，华山耸右为虎。嵩为前案，淮南诸山为第二重案，江南五岭诸山为第三重案。故古今建都之地，莫过于冀。”这真是高屋建瓴并放眼神州的宏论，几乎把中华大地的名山胜水都作为拱卫北京的风水吉壤了。于是有范镇之赋幽州的赞辞：“虎踞龙盘，形势雄伟。以今考之，是邦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形胜甲于天下，诚天府之国也。”《宸垣识略》的作者吴长元还指出：“京师形胜，以堪舆家论之：玉河之水，当直出会南海子，从天地坛前转东入潞河，方为自然，崇文门外闸河宜塞之，庶几左臂不断，此乃帝王建都万代之计也。”你看，只在城内御河流向上稍做调整，就能稳固帝王霸业的万代之基，可见北京在近千年间逐步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并非偶然。

　　元至元年间新建的大都城，以皇宫为中心，外由皇城拱卫，专置衙署，不住居民，皇城外拓延，兴建坛庙牌楼、商铺作坊、居民住宅，讲究方正规整，街巷横平竖直，《宸垣识略》明载：“街制：自南以至北谓之经，自东以至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城方六十里，分开十一门，成为13~14世纪世界上最宏伟壮丽的城市之一。明洪武初年，改大都路为北平府，“缩其城之北五里”，将11座城门改为9门；永乐年间从南京迁都北京，重修宫殿城垣，新拓北京南城；嘉靖年间又在城南加筑面积超过内城一半多的外城，至此真正成就了明清两代北京皇城帝都的规模。

　　元代大都城南面三座城门，“正南曰丽正，南之右曰顺承，南之左曰文明”。明正统年间重新修建京师九门城楼，并把丽正门改名为正阳门，文明门改名为崇文门，顺承门改名为宣武门，从那以后，名称一直沿用到城门彻底消失几十年之后的今天。“有清建国，内外城仍明之旧，内城周四十里，为门九”，除了把皇城正南门的大明门改为大清门，其他内外城门名称都未变，只是各城门额，一律并书满汉文，入于民国后，再以汉文名额易之。

　　崇外与宣南

　　据《顺天府志》记载：“明代以前，三门外为南城，故内城只分中、东、西、北四城。我朝规制，内外城各分五城。”这里说的三门即正阳门和崇文门、宣武门一线。五城即东、南、西、北和中城。入于清朝，北京的内城最初由八旗分占，正黄旗居德胜门内，镶黄旗居安定门内，正白旗居东直门内，镶白旗居朝阳门内，正红旗居西直门内，镶红旗居阜成门内，正蓝旗居崇文门内，镶蓝旗居宣武门内。“第旗制上三下五，故自北而南；地志前朝后市，应自南而北。”

　　因为两黄旗由皇帝亲将，正白旗的旗主是摄政王多尔衮，所以属于上三旗，它们居于内城北面和东面，导致清初京城地面“北面繁盛，南面较荒僻”。以后旗汉混居，内城合共外城，有了较大的发展变化，北京才逐渐形成了“东富西贵、南贫北贱”的格局。说起来，西城的王府和大宅好像明显多一些，值得比之为“西贵”；东城商业较发达，富商巨贾聚拢，以后又有了东安市场和外国人开的洋行等，确实当得起“东富”；南城内外本就多普通市民，入清后内城居民被迁徙到外城，流离困顿沦落为城市贫民，自然而然称“南贫”；北城则因不少太监集中居住在地安门附近，虽然都是有头有脸的太监才能在宫外置宅，但身份还是下贱，且递解流放的犯官贼盗，一律都从北面的德胜门押送出京，就难免“北贱”了。《燕都丛考》记清代中后期的情形：“戏馆、酒楼、妓所之属，多在南城一带。内城不准设立戏园，故俗有‘中城珠玉锦绣’之谣。”《京尘杂录》则专门记录了帝都各城区特色的情况为：“东城布帛菽粟，西城牛马柴炭，南城禽鱼花鸟，北城衣冠盗贼，中城珠玉锦绣，此五城口号也。”非常鲜明地反映了当时北京市民阶层和经济生活分布的特色。

　　《燕都丛考》说：“当时汉人之宦京师者，多旅居宣武门外，崇文门外则为商人荟萃之所，故俗又有‘东贵西富’之谚。”此记不知是否有笔误，崇文与宣武相邻，崇文在东，“商人荟萃”，宣武在西，“仕宦所居”，正该是“东富西贵”才对。北京的崇文门和宣武门内外，汇聚了最多的会馆、作坊，有琉璃厂为代表的文化市街，有大栅栏为代表的商业繁盛区，有天桥把式和厂甸庙会为代表的民俗场所，有花市大街为代表的特色手工业区，被京城百姓和京外仕宦呼之为“崇（文门）外”和“宣（武门）南”地区，成为体现北京民俗风习和庶民文化最鲜明最浓郁的所在。

　　宣南文化自清代形成，2008年举行的第七届宣南文化节这样定义宣南文化：以北京建城建都起源地、明清时代的京师宣南地域为生长土壤，以琉璃厂、天桥、大栅栏为代表，以民情、市情、乡情为纽带，表现为北京市民和各地游子的都市生活方式，见证北京城发展、凝结北京人智慧的京味文化。

　　崇文门和宣武门是南城的两座城门，修建的时间、规制及命名、改名的年代都相同，这里只简单介绍崇文门。其在元代名文明门，到明正统元年时，重建城楼，还增建瓮城、箭楼、闸楼，规格与形制，同内城正南门正阳门的城楼、瓮城、箭楼都相似，但规模稍矮小一些。正统四年竣工，取《左传·昭公十二年》“崇文德也”之典，以示“尊重文治，文教宜尊”，从此改称崇文门。在清代被旗人以满语语音俗称为哈达门或哈德门或海岱门等，它在9个城门的职司中专设税关。《顺天府志》记为：“崇文门外大街，俗称哈达门大街，跨护城河有桥，曰崇文门桥。桥东，崇文门税务署在焉。”那时运来京城的所有货物都从崇文门征税入城，所以崇文门监督是个肥得流油的美差，几乎可以日进斗金，因此总是简派王公亲贵大臣担任。《查浦诗钞杂咏诗》说：“九门征课一门专，马迹车尘互接连。内使自收花担税，朝朝插鬓掠双钱。”按《燕都丛考》记述：“崇文门税关于民国二十年一月一日裁撤。”崇文门外则多短街窄巷，平民住居，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这里居民仍以农民、小手工业者、小商贩、车夫、捡破烂等劳动者为主，东花市一带多小手工业作坊，其中玉器、绢花、料器等手工艺品为京城一大特色。此种状况，确可为“南贫北贱”之“南贫”作一注脚。

　　会馆与胡同

　　会馆是中国特有的事物，以北京最多最兴盛，乃至于衍生出一种京味十足的会馆文化。因为从元朝定都北京以来，700多年间这里一直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商贸、消费和经济活动最繁盛的地方，所以各省、府、市、县都在京城修建了不同层级的会馆，据不完全统计，一直到民国时期，在北京陆续兴建的会馆至少有500多个。这些会馆又因主要功能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如专为接待进京赶考举子的会馆叫试馆，主要为富商巨贾经济活动服务的会馆称商馆，为在京和进京官员营谋官事的会馆名仕馆。但不管如何区分，会馆从总体上讲，是各地方居京、旅京官商士绅的招待所、联谊会和俱乐部，延续到今天，在北京还有由各省市及大型企事业单位开办的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驻京办事处。

　　老北京的会馆多集中在宣南（宣武门南）和崇外（崇文门外）地区。这虽是明代嘉靖年间新开辟的外城部分，但原本人烟稠密，经济繁荣，四周交通方便，适宜往来联络，又邻近崇文门税关，所以成为兴建会馆的首选之地。据1949年11月北京市民政局对全市会馆的调查统计，在原宣武区地界兴建的会馆有365所之多，在原崇文区地界兴建的会馆也有154所。

　　北京的城市肌理由胡同和四合院组成。按照明代创设清朝沿用的规制，北京全城分为三十六坊，坊下分牌，牌下设铺，铺下才是胡同。这种城市社会生活和居民管理一层层辖制的组织形式，表现出中华民族周详缜密的创造力。千百年来基本延续至今，如城市分区县，区县下设街道办事处，每个街道办事处又统辖多少个居委会。此类的户籍制度，还是传承传统格局。

　　老北京地理、民俗和市井风貌具有深厚内涵的代表是胡同和四合院，胡同之名起自元代，有人考证胡同的说法来自于蒙古语。对胡同的命名，多是根据日常生活中的需要，从口耳相传，到约定俗成，最终形诸文字，千百年来几经改朝换代，变化也很大，但总不外乎以地形、景物、建筑、人物、市场、用品乃至事件等为依据，北京胡同的名称，堪称京味十足。

　　作为老北京城的毛细血管，胡同连接、串通着城市的脉络。据大略统计，元代北京有胡同四五百条；明代北京的胡同增至上千条；清代北京有名称的胡同街巷即达2000多条；日伪末期的1944年统计时，再增加到3000多条；1982年北京城近郊10个区统计，地界涵盖老北京内外城，街巷胡同村落有名有姓者为6000多个。这应该比较准确地体现了城市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在胡同和四合院中展现的芸芸众生像，就是老北京人的生活状态、情趣、环境和质量。

　　百年更变

　　清代京城“定制分五城，其后分为八区”。清末民初之时北京内城分六区，外城分五区，“民国十七年，并内城八区为五区”。区划的调整不时进行，记录也不尽一致。现在崇文区地界大体为民国时的外一区和外三区地面；宣武区地界大体为民国时的外二区和外四区地面。新中国成立，北京设置区划最初以数字为序，到1952年调整区划，以地名为设区依据，崇文区和宣武区就以两座城门的名称命名，北京城近郊区行政区划，当时调整为13个，也只有这两个区以城门的名字命名；而北京内外城16座城门，也只有这两座城门有幸被确定为行政区的名称，就是清代老北京的崇外和宣南地区，于今裁撤归并，崇文、宣武的字号使用了58年。

　　对老北京城市风貌、文化传统进行革命性变革，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逐步展开的。1953年11月，北京市政府提出《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指出北京古城“完全是服务于封建统治者的意旨的。它的重要建筑物是皇宫和寺庙，而以皇宫为中心，外边加上一层层的城墙，这充分表现了封建帝王唯我独尊和维护封建统治、防御农民‘造反’的思想。”顺着那个思路，改造旧城、建设新城就从拆城墙、毁城楼开始，进而移牌坊、改寺庙，不断拓展交通、兴建新房。崇文门的箭楼本就于1900年毁于八国联军的炮火，后来瓮城被打通修筑铁路，至1950年彻底拆毁，崇文门城楼则于1966年拆除，为修建环城地铁让路。宣武门的箭楼和瓮城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拆毁，宣武门城楼于1965年为兴建地铁而拆除。

　　对老北京的城市风貌和肌理施以外科手术式变革的，还是改革开放以后，因为城市功能的巨大变化和人口的急剧增加，仅从缓解市民的“水深火热”和改善生存质量着手，就不得不大拆大建，更遑论国际化现代化潮流的逼迫了。这个进程就是把胡同四合院变化为水泥森林，而人们很难体味胡同四合院与水泥森林的格格不入。过去胡同四合院的住户，人有高低贵贱之分，家有亲疏远近之别，但维系着一种见面称呼三叔四婶、张哥李妹的关系，哪里像现在单元房邻居的形同陌路，封闭疏离。胡同四合院和水泥森林几乎就是格格不入的两种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了。并且这个进程一旦开始，就再也收不住步了。演变到今天，北京的胡同还剩三四百条，不及1982年的十分之一；发展到今天，人们看到了崇文宣武这些最能体现老北京文化传统和历史记忆的名称的消亡。

　　最近看到京城媒体刊发的消息，北京市“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设计了“如何打造北京城市新名片”的建言主题，向市民咨询征集，颇有些反响，但不少人建议应广泛收集、集中展藏体现“北京记忆”的老物件，以向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旅游者，展示和介绍不同时期、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不同的北京，以有利于老北京的文化能够不断传承。平心而论，北京市和各区县政府，近年来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在这方面也愈益用心并做了大量工作，但美好的未来和辉煌的历史，全新的憧憬和难舍的记忆，放在北京的身上，反差太大了，人们看到的，只能是一个越来越新的北京，被浓郁的传统文化浸染到醉人的老北京，愈行愈远以至于只能成为一个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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