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志勇

　　

兼并、收购国有中小企业成为民营企业资本迅速扩张的助力器。1996年顾雏军感悟到资本的力量◎很多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私营企业发展的速度常常不解。其中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民营企业截留了或是说享用了国有企业几十年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财富”，在这一点上不应回避，这个“财富”在我看来更多的是人力资源财富，而绝不是郎咸平先生所说的是武断地侵吞了国有资本的“盛宴”

　　◎1996年的3月，由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带队，组成一个考察组前往山东诸城。此时的“陈卖光”被一些媒体指责是“搞私有化的急先锋”、“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败家子”。经过3天多的调查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诸城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朱镕基充分肯定了诸城的小企业改制做得好。

　　对“诸城经验”的肯定，标志“抓大放小”的全面铺开

　　◎应该承认，在“抓大放小”的过程中，尤其是在1997年中国共产党十五大之后，民营企业在国有企业的转制过程中得到快速的发展，但也有一些私营企业在兼并、收购国有中小企业过程中被拖进泥潭而不能自拔，自己反而受到拖累。利弊皆有之，但总的来看，在“放小”的过程中，民营企业得到了扩张和壮大

　　◎细心人会发现，从1996年前后，人们对私营企业老板的称呼发生了改变，由过去的“老板”，改称为民营企业家了。

　　社会上形成了这样一个表述语境和氛围：促进农业稳定增长，非公经济应有作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非公经济要积极参与；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非公经济应发挥积极作用；妥善解决下岗职工就业问题，非公经济要发挥自己的优势1996年前后，与非公有制经济高速发展形成极大反差的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生龙活虎”，而国有企业就如一只老病猫般“萎靡不振”，始终无法从低效率和旧体制中自拔。

　　据资料显示，1996年，预算内国有企业的净销售利润率降低到历史最低点，亏损总数是1985年的28.6倍。相对比，全国乡镇企业的产值增长22%，中外合资企业的所得税增长40%。这一年还是《破产法》颁布的第10个年头，1986年8月3日，沈阳防爆器材厂成为全国第一家实施破产的国有企业，当时可以说是震惊了国内外，一时间共和国的破产问题被搞得沸沸扬扬。之后，从1986-1990年，全国破产的国有企业只有121家。虽然很多国有企业早已资不抵债，但仍是强撑着，很多国有企业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早已投奔到民营企业去了。很多国有企业的设备、厂房早已破烂不堪，即使还能运转的机器设备，由于产品无市场，也都处于闲置状态。

　　由于工作上的原因，我在1992年到1998年期间，着重关注了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并做过深入的研究。1996年，国有企业破产达到了高潮，全年破产企业数超过了过去9年的总和，共计6232家。在国有企业集中的辽宁省，这一年就有453户企业公告破产，其中，国有企业314户，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116户；已破产终结企业，其中工业企业168户，国有工业企业126户；全省优势企业兼并劣势企业已达119户。与此同时，全省地方预算内的718户国有小型工业企业实行了多种形式的改组，资本向优势企业流动，劣势企业向优势企业靠拢。大批下岗职工大部分移师个体私营领域，1996年，辽宁省工商局下发了《关于鼓励国有、集体企业下岗职工从事个体工商户、私营经济有关问题的通知》，并出台优惠政策，实施具体办法鼓励下岗职工进入个体、私营行列。据不完全统计，辽宁省1996年就有近百万下岗职工，需要分流到非公有制经济领域。

　　我之所以在此对当时国有企业的状况有个粗线条的勾勒，其目的就是使我们更加全面地认知民营经济在发展中所处的时代和工业背景，更好地理解民营企业是怎样快速发展起来的。比如，国有企业在几十年发展过程中所搞的班组长建制及车间主任管理等，都是很快地移植到民营企业的生产管理之中。还比如，大批的国有企业产业工人转移到民营企业里之后，不用经过上岗前的培训，直接就可以操作机器，国有企业缺的是灵活的机制和市场，而民营企业正是靠灵活的机制和对市场的敏锐，迅速发展，使企业规模迅速膨胀。很多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私营企业发展的速度常常不解。其中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民营企业截留了或是说享用了国有企业几十年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财富”，在这一点上不应回避，这个“财富”在我看来更多的是人力资源财富，而绝不是郎咸平先生所说的是武断地侵吞了国有资本的“盛宴”。

　　1996年1月14日-18日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确定1996年金融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坚持适度从紧货币政策，促进物价涨幅明显回落，支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加大金融监管力度，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业的合法稳健运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按照利率市场化方向，逐步改革利率管理体制，加快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的改革，完善政策性银行经营管理体制，推进国有商业银行发展方式和经营方式的转变；进一步深化保险体制和外汇体制改革，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提高开放水平；改进金融服务，支持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加强银行内部管理，提高银行资金的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

　　3月5日-17日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代表国务院作《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报告》。会议通过了这个《纲要》，明确把继续鼓励和引导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作为今后15年发展国民经济必须坚持的方针，进一步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也就是在这年的3月，由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带队，组成一个考察组前往山东诸城，同行的还有时任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洪虎，经济学家吴敬琏也被邀请其列。此时的“陈卖光”被一些媒体指责是“搞私有化的急先锋”“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败家子”。经过3天多的调查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诸城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24日，朱镕基在济南召开山东省、地、市、局四级干部开会交流，在会上朱镕基充分肯定了诸城的小企业改制做得好。吴敬琏在交流会上谈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说：“……他们采用多种形式探索放活小企业的途径，在明晰产权和政企分离这两个作为现代企业制度基本特征的重大问题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企业的效益和全市的财政状况有了明显改善，成绩喜人。”“只要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实行租赁经营、卖给个人或改组为公司都是可以的。”吴敬琏在讲话中还提醒政府部门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不要干涉过多，他说：“一定要探索适合新企业制度的政府工作方式，否则‘保姆’很容易变成‘婆婆’。”

　　对“诸城经验”的肯定，标志“抓大放小”的全面铺开。

　　客观地说，中国的经济改革实际上都是“逼”出来的，也就是说政府在面对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时，背水一战，放手放权，然后从基层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中国共产党比过去的聪明之处就在于更加注重基层的实践，然后把这些实践和经验汇集起来，集中成为深得人心的政策，并转化成为制度。经济学家周其仁有个极朴素的观点：什么是改革？改革就是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

　　关于1996年及之后，在国有企业的转制过程中，民营企业的进入后来成为一些人攻击民营企业的重要罪名，就是“侵吞国有资产”。当然在这里我不回避有暗箱操作的，有便宜贱卖的，有官商结合牟取暴利的，也有投资收购国企之后随意打发国有职工的，用最廉价的办法就买断了在国有企业工作几十年的工龄，然后，把职工推向社会，造成职工生活上的困难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越来越显现，使得一些争论至今都没有结束。但有一点我要强调，就是不能回避当时国有企业的真实状态。当时，国有企业资产损失和资金挂账问题十分突出，空壳企业占全部企业总数的1/4，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国家财政难以步入良性循环。国有企业负债率过高(平均达70%)，如果再不着手解决国有企业的深层次矛盾问题，任其将危机转嫁，最终的结果是拖垮银行，导致金融危机；同时企业由于长期不景气，大批国有企业职工的收入已成为社会问题，在北方国有企业集中的城市，经常有国有企业的工人到市政府门前静坐，有的地区为了保持稳定，不得不以政府的名义向银行贷款给国有企业职工开工资。

　　面对国有企业整体在经济层面上所存在的问题，以及意识形态和传统体制的压力，5月3日和4日，江泽民连续两次召集了四川、河北、辽宁、山东、上海企业界人员和江苏、浙江、山东、上海4省市的领导人座谈。座谈会的主题就是改革，江泽民就是在这两次的座谈会上说：“改革当前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党史大事记1996年》，2007年，人民网）。很显然他这样的讲话不仅仅是对着这7个地方，而是针对全国。后来有媒体评价说，这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所发出的最为强烈的改革之声。

　　之后，针对所有制改革的问题，理论界也动了很多脑筋，先是将“所有权”变为“产权”，“私营”变为“民营”，然后推动“产权重组”。这使得国有企业在转制过程中得以逐步推进。

　　应该承认，在“抓大放小”的过程中，尤其是在1997年中国共产党十五大之后，民营企业在国有企业的转制过程中得到快速的发展，但也有一些私营企业在兼并、收购国有中小企业过程中被拖进泥潭而不能自拔，自己反而受到拖累。利弊皆有之，但总的来看，在“放小”的过程中，民营企业得到了扩张和壮大。据2004年第七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显示，被调查企业中有两成以上是国有和集体企业改制而来，这些企业一般规模比较大，股权比较分散，还保持着工会组织和党组织。这类私营企业组织结构不断发育，为民营企业形成完善的企业治理结构提供了组织基础。如辽宁省本溪市的民营女企业家崔玉莲和崔玉静就是在1998年前后收购国有企业而使企业发展壮大的；本溪的工源水泥是一个大型的老国有企业，正是通过股份制改造，使得濒临倒闭的企业重现新生。

　　兼并、收购国有中小企业最典型的是三九集团。当时三九集团的赵新先感到这是企业扩张中千载难逢的“盛宴”，于是他要“下山摘桃子”，而且要“通吃”。三九凭着国有企业的血统，更是可以“肆无忌惮”。从1996年到2001年，三九集团共并购了140多家地方企业，平均每一个月并购两家。在这种跑马圈地式的疯狂并购中，三九集团迅速扩张，并成为全国最大的中医药企业，总资产猛增到186亿元，形成了医药、汽车、食品、制酒、旅游饭店、商业、农业和房地产八大行业。扩张之初，企业负债率是19%，到1998年时，负债率已高达80%。三九集团就是这样在其后的不断扩张中使企业走到悬崖的边缘。之后，赵新先动了改变企业产权的心。2005年底，赵新先因涉嫌向境外转移资产被宣布“双规”。2007年6月，赵新先以“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九个月。

　　兼并、收购国有中小企业成为民营企业资本迅速扩张的助力器。这一年顾雏军感悟到资本的力量。1990年初，顾雏军在美国成立多个分公司，并谋求与国外一些机构合作。1995年左右，一家中国的金融机构被顾雏军说服，投了1000万元资金，与其在天津成立了制冷剂生产厂，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其中顾雏军持有76％的股权。这家生产企业，就成为后来天津格林柯尔的雏形。1996年，顾雏军来到香港。在那里，顾雏军开始谋划搭建自己的资本运作平台，由此走进资本运营的“魔咒”。

　　有可能正是资本的作用，细心人会发现，从1996年前后，人们对私营企业老板的称呼发生了改变，由过去的“老板”，改称为民营企业家了。

　　1996年，无论是从企业和市场的外部环境，还是从企业发展自身的渴望和需要以及民营企业家对市场的判断及对未来发展的谋划、狂飙突进的超速成长，使这一年成为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最喧闹的时期。其中媒体、各级政府组织和工商联组织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之后，社会上形成了这样一个表述语境和氛围：促进农业稳定增长，非公经济应有作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非公经济要积极参与；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非公经济应发挥积极作用；妥善解决下岗职工就业问题，非公经济要发挥自己的优势。从这儿不难看出，这带有极强的时代特征。同时，在这种纷纭、迷乱、商机无数的市场背景下，中国的民营经济迎来另一个高速发展时期。而且随着对非公经济的理论突破，民营企业有了一个质的变化和飞跃。

　　这一年，60岁的尹明善已在摩托车行业做出名堂。知识分子出身的尹明善在53岁时开始造摩托车，在199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的4年，尹明善的摩托车利润却实现了井喷，从一个20万元资本的小厂，成为摩托行业的老大，到2004年，达到年出口两亿多美元的公司。而有谁知道这一切的业绩，正是来自尹明善在1996年前后的“卧薪尝胆”和“厚积薄发”。

　　（选自《中国往事30年》，张志勇著，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作者系本报首席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