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我们眼下的糟糕感受？任志强斥之以“不知足”，经济学家有“阶段论”，心理学家祭出“零和理论”。幸福，还要各自去寻

　　徐佳 苏娅

　　[ 建立社区型社会，让人们有公共空间分享思想，分享苦闷，分享政见，建立互助关系，也许会增加幸福的来源 ]　

　　炮制过“中国人太有钱，房子太便宜”、“房地产就该是暴利行业”的地产大亨任志强又放炮了，矛头直指“80后”。在一篇点击率颇高的博客《幸福指数——再次写给“80后”》中，他为过着脱贫致富的生活却依然抱怨的年轻人遗憾；大方地为不知足的“80后”指出通往幸福的康庄大路——多回看上一代，降低幸福标准和幸福预期。

　　此文一出，喧哗一片。“80后”的财经记者赵何娟借用博客回击：任大叔，你是在愚民吧？“60后”的知名主持人袁岳也认为应商榷，“对于某些他们不如意的社会境遇的不满的发声。他们只是掌握了比前代更多的信息工具，有更积极的表达意识……”

　　但至少，任志强道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中国人的幸福指数不高，“80后”的幸福指数不高。由清华大学主办的首届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于8月10日在清华大学落下帷幕。其间，清华大学心理系、中国青年报和腾讯网共同推出了一份国民幸福感调查问卷调查。统计数据不容乐观：近七万名调查对象中，70%的人对自己目前的生活不太满意，非常满意的只占3.2%；47.8%的人对自己的未来缺乏信心，很有信心的只占13.1%；总体来说感到自己非常幸福的人占6.05%，感到自己不幸福的占38%。

　　“80后”的悲观：不确定和不公

　　赵敏，上海人，1982年生，名牌大学硕士生，现在一家电视制作公司就职，月收入5000元左右，有房。比上远远不足，比下绰绰有余的她，压力主要来自三方面：经济状况、未来预期和社会环境。

　　“物价太高了，工资却三年未动。吃穿行占到了工资的一大半，生活质量平稳递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赵敏坦言无法存钱这件事，一直令她缺乏安全感，即使每月都按时缴纳养老金、医疗保险。“我对社会保障体系信心不够，要是我爸爸生场大病，真能全指望医疗保险吗？”

　　未来，并不明朗。不到30岁，赵敏已对上升空间这回事绝望，觉得竞争机制毫无公平可言。个人状况不佳、环境污染、交通拥挤、食品安全也困扰着她，“大环境不好啊。”她感叹道。

　　同是1982年生的重庆人小严也有苦水。她将“胸闷”归结于有限的选择。月收入7000元，这在重庆相当可观。即使一半都交了房贷，她月底仍有结余。“我不喜欢我的工作，觉得很无聊，没前途。但是它能带给我不错的收入。我害怕换了工作，工资少了还不了贷款。”纠结于辞职与否的小严总埋怨自己的销售员男友挣得太少，“真羡慕那些嫁了有钱人的女人。”

　　赵敏和小严年轻，却没有活力。衣食无忧，但对未来缺乏自信。她们并非个案。今年年初，广州日报、新浪网、大洋网以及现代国际市场研究有限公司推出“‘80后’生存状态大调查”。在3313位受访者中，52.6%认为“压力很大，超过‘70后’、‘90后’”；37.0%认为“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压力，这是正常的”；8.7%认为“一般，不如‘70后’和父辈”；只有1.7%的受访者认为“压力很小，我们是幸福的一代”。

　　住房、婚恋、竞争压力、父母赡养等，构成了“80后”的普遍压力来源。其中，48.1%的受访者认为压力主要来自“生活，如买房子、养孩子”等；29.7%受访者认为来自“工作，要创出一番事业太难”；18.7%认为“整个社会都在给我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另有3.5%表示压力来自家长对自己的期望过高。

　　插过队的“50后”任志强不太理解，“80后”穿耐克，频繁换手机，有什么资格说不幸福。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电话采访时，他甚至有些激动，“年轻人的不幸福，其实是过度贪图幸福造成的”。任志强的依据是社会发展阶段论。“他们不了解社会的进步。觉得天生就该穿这么好，有这么多钱。他们只跟发达国家比，不跟发展中国家比较。”任志强的观点是，跟“50后”、“60后”比，“80后”就会幸福很多。“改革开放前，我们经历的不仅仅是贫困，还有言论的不自由。”反驳高房价带给年轻人的集体压力，任志强以一贯的口吻强调：“年轻人就该买不起房，他们才纳了多少税。我们以前也得工作十七八年才能分房。”

　　不幸的根源：横向比较和竞争

　　按袁岳的话说，老任想“摁住‘80后’的头装进‘50后’与‘60后’的历史参照系里面”，沟通不在一个频道，完全无效。点评幸福与不幸，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讨论实际并悦耳得多。

　　“社会发展了，机会多了，竞争大了。个人的参照坐标变化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军解释了国民幸福感普遍下降的社会背景，也回答了任志强“‘80后’为何不朝‘50后’看”的疑惑。一般来说，在社会分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人们在心理上更多是作纵向比较，与过去的生活水平相比，易产生满足感。社会开放后，贫富差距凸显，人们开始横向比较，就有了心理落差。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提出了一个幸福方程式：效用/欲望=幸福指数。效用是客观的，指标包括收入、就业率、居住条件、医疗教育等。欲望是主观的，必须依据主观的心理因素如民族性格、自尊程度、生活态度、个性特征、成就预期等。

　　按照这个公式，中国的GDP不断翻番，人均收入、医疗、卫生、教育条件都稳步改善后，幸福指数应该大幅度提升。国际知名调查机构盖洛普7月公布的“全球最幸福的国家和地区”调查却给了中国人当头一棒。中国的幸福度排名仅列全球第125位，落后于巴西、印度。这是何故？

　　“农民进城绝对不幸福。但他打工挣的钱能回去盖房、结婚，达到幸福预期，他就能满足。上世纪90年代，农民进城打工参照的是自己在土地上的收入。他打工的机会成本要比他在土地上的机会成本高，所以他幸福度高。新一代农民工可能在城市长大，他的参照系是城里人，幸福感就降低了。”张军不断重复，中国人的参照系变了，欲望预期变了，幸福感也下降了。

　　在电影《求求你，表扬我》中，记者王志文问：什么是幸福？农民工范伟答：幸福就是我饿了，看见别人拿了个肉包子，那他就比我幸福；我冷了，看见别人穿了一件厚棉袄，那他就比我幸福；我上茅房，只有一个坑，你蹲了，你就比我幸福。有包子的比没包子的幸福，没棉袄的比有棉袄的“悲剧”。从心理学上讲，有比较才有幸福与不幸的主观感受。

　　与穷人为邻容易感到幸福，与富人为邻会产生失落感。但中国的富人也没有感到快乐。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分析报告指出，2005年至2009年，超过八成的中国企业家认为自己承受很大或较大压力，其幸福感呈逐年下降趋势。

　　富人的不幸福感从另一个层面折射了普遍不幸福的原因——芝加哥大学终身教授奚恺元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这也许是快节奏社会的后遗症。“古代社会，富人与穷人的身份、地位不容易转变。但是现在走到另一个极端，社会的流动性太强，富人一不竞争，马上有可能失去已有的工作和地位。由于他总要去竞争，他也不会安心地享受他现有的东西，他总是看着比他现在更好的东西。”

　　现代社会的幸福是场“零和游戏”，资深记者罗伯特·怀特感言。怀特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智囊，今年在美国《外交杂志》“影响全球百位思想家”中列第27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怀特认为，在竞争社会中，个人的幸福感是通过“赢”获得的，比如，一个人有100平方米的住房，与拥有200平方米住房的人比较，他就输了，因此无法感到幸福。有赢就有输，在这场“零和游戏”中，人们假定有些东西你得到得多了，我就得到得少。

　　而东方文化，恰恰“是一种竞争型文化”，韩国延世大学博士Eunkook Mark Suh对比中美文化后得出结论。美国人比较强调个人主义，幸福感的获得更多来自自我实现的程度。“中国人强调个人的人生规划，个人幸福感的获得更多来自在横向的社会比较中，较高的地位和声望。”东方文化特有的遗传基因——竞争和比较——产生焦虑，它正是中国人的死结。

　　人比人，怎么会幸福呢？“多一些个人主义，比如有令人着迷的个人兴趣、有自我能够认同的生活方式，就能够获得幸福。”Suh博士建议。这一观点得到了奚恺元和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终身教授、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彭凯平的支持。前者提倡“一个社会应该鼓励发展个人自己的潜力，追寻绝对的幸福，而不要太鼓励比较”；后者认为年轻人不应依附于流行文化，而要主动找寻有意义的事情，多想他人的好处，以此为获得幸福的途径。“从某种程度上讲，只要是一个拥有独立的自我意识的人，都可以寻找快乐。”

　　怀特试图把与“零和游戏”相对的“非零和游戏”理论引入幸福学领域。“幸福是无穷多的，你的幸福越多，我的也可能跟着多。”建立社区型社会，让人们有公共空间分享思想、分享苦闷、分享政见、建立互助关系，也许会增加幸福的来源。

　　幸福的基础：创建公平环境

　　幸福很主观，但它确实有些可以量化的指标，比如生存压力状况、公平竞争体制、社会保障制度等，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它们尚未“达标”，谈不上幸福理所当然。所幸，近年来，各级政府意识到唯GDP论已非科学，幸福指数逐渐被纳入政府工作指标。2006年的两会期间，西安市就率先将“提高全市人民的幸福指数”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07年，江苏省江阴市推出“幸福指数政绩考核体系”，幸福感与政绩挂上了钩。

　　提高国民幸福度，政府何为？任志强以为，政府许诺过多，超越了时代的要求。许诺没有实现，国民幸福感会崩盘。“政府就该告诉大家买不起房。政府只应该保障那些租不起房的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农民工都没有脱贫，社会保障体系怎么可能马上实现呢？”在他眼中，体制的不公平有媒体放大的因素。比如黄光裕出事了，大家就认为社会上都是黄光裕。出了一个腐败的官员，大家就认为所有的官员都在腐败。不能总盯着极端例子，看不到勤劳奋斗的榜样，比如一些民营企业家。政府应当引导大家先忆苦再思甜。

　　即使观点不讨喜，张军也要理性柔和很多。他笑言，在某种程度上，略低的国民幸福指数也有积极正面的含义。“感觉不好的人是有理想、朝前看的人。他会觉得将来的日子应该更幸福”，这正是发展中的中国的活力所在。而一些幸福指数更高的西方福利国家，张军则用“从摇篮到坟墓”来比喻。“薪水恒定、竞争力不高、节奏缓慢。刚刚工作已看得到退休时的状况，没奔头了。”

　　大众幸福指数走低，恰好是社会转型的好契机。大城市生活费用高，就业者可以往二三线城市转移，换一个参照坐标。张军说，中国有600多座大中城市，没必要挤在北广上，“从上海到无锡，在无锡肯定相对压力小多了。经济学有定理：选择的自由度增加，效用就会提高。”

　　应对诸多强调贫富差距、分配不均的声音，张军表态，市场的问题应交给市场解决，比如人均收入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矛盾可以通过人均收入的继续增长来缓解。政府真正需要做的，是对医疗和基础教育的投入。“让各个城市的孩子享受到一样的教育和医疗，给他们创造一个公平的机会。”能力的差别、家庭环境、健康状况都会影响收入差距，导致贫富有别，政府要做的是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平台。

　　彭凯平教授也同意，建立公平、公信和良好的公共环境，是提升群体幸福感的关键。 “公平即让所有人获得相对平等的参与社会的机会，公信即建立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相信政府是为人民办事的，良好的公共环境则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大道之行，天下三“公”。

　　这是理想状态。现实面前，个人仍需努力接受心理学家的暗示：生活中并不缺乏幸福，只是缺乏找寻幸福的慧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