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见习记者 刘书艳

　　眼下，教师节已经引发议论纷纷，加上中秋节、国庆节一齐将陆续而至，这段时间着实让不少人欢喜，也让不少人发愁，而这些都只为“送礼”。

　　纵观中国人的一生，大概人人都送过礼，从出生、上学、参加工作、结婚生子、乔迁、事业升迁直到去世，无一不是以送礼开始与终结。所以，“送礼”本身似乎没有什么可说的，本不该有什么异议。然而，自古是礼仪之邦的中国，其“送礼”行为发展到今天，早已经成为一种市场交换行为而非自愿，已经完全变了味了。对于如此普遍而且深入人心的一个社会行为，人们对它既排斥，又希望能从中得到捷径和好处。

　　送礼的动机

　　送礼并不是只存在于中国，是存在于所有社会的一个现象，只是中国人尤为重视。从孔子开始，“礼”便是儒家学说的重要部分，而送礼则是“礼”的精髓，西汉的儒生戴圣潜心研究儒学中的“礼”，制定了送礼的最高准则：礼尚往来。礼尚往来讲究的是平衡、对等。

　　在一个社会学家的眼里，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张曙光认为，送礼行为其实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一方面人们以礼物的形式互动或交往本身就有很丰富的社会含义，如表示友好、联络感情、互利互惠、扩大影响、加强合作等等，表明人的存在方式就是社会性的交往方式、共存方式。

　　法国人类学家莫斯对此有很深入的研究，他认为礼物或馈赠是具有总体性的社会现象，涉及宗教、道德、法律、情感和经济，当然，莫斯本人重视的是人的情感而非功利的方面。张曙光认为，并不是说中国就完全丢弃了送礼作为“礼仪”活动的媒介作用，中国人讲“礼尚往来”的精神还是存在的，现在中国的许多农村，特别是逢年过节时，人们相互走动、探望，情感的因素还是主要的，这是在亲朋好友之间。

　　不过，张曙光谈到，我们现在面对的送礼成风的现象，与此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国当前这个转型期送礼涉及的“问题”很多。我们会发现，亲戚、邻里之间的走动现在倒不是很多，而送礼特别是想着办法送高档、贵重礼品的，往往是在相关利益者之间，或者说是在各种资源的掌控者与需求者之间，当然是后者给前者送礼，开玩笑地说有点像“朝贡”，具有明显的功利性甚至可以说是变相的贿赂。

　　自然，想升官要送礼，学生要给老师送礼，商人要给官员送礼，病人要给医生送礼，当事人要给法官送礼；上学要送礼，找工作还要送礼，找医生看病开刀还要送礼，这样的送礼往往是来而不往。

　　对于中国过度送礼现象，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曾有报道，文章中写道，“在中国，送礼不仅是家庭成员之间的流行传统，也是商业接触的传统，不过也为贿赂提供了理想的借口。谁会质疑节日的送礼呢？”文章还称，中国超过八成的腐败事件首先是从节日期间送礼开始的。因为即使一些平时较谨慎的官员在愉快的气氛中也会放松警觉，接受礼物，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滑入罪恶的深渊。

　　由于中国传统的社会关系具有人情的特点，契约式的法律和规定自然不会受到青睐，因为法律和契约与人情是水火不相容的。于是，一种以人情为基础的灵活的处世哲学和处世方式，便顺应了这种人际关系的特点。情大于法的后果是社会运转缺乏统一的规定，权力拥有了更为灵活的空间。一件事可以这么办，也可以那么办，灵活度很大。由此产生了中国人办事求人、托人找关系的习俗，而送礼则成了实现这一目的重要方式。

　　中国人所受的馈赠及给他人的各种礼品，要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都多得多，也超过了喜欢送礼出了名的邻国日本人。根据某市一次民意调查表明，居民平均互换礼物在一年中竟高达23.7次，金额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

　　繁荣的“送礼经济”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送礼这个人类行为早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送礼经济。而支撑目前社会送礼经济的，也并不是中国人富而好礼的小礼物，而是成千上万元的“厚礼”。

　　天价月饼、天价饭局，恐怕没有人是自己愿意掏钱去吃的，即使是富人，也要掂量一下是否物有所值。而那些经过各种包装成为礼品后的商品的定价，恐怕也是按照送礼人的心理预期而不是商品的实际价值。送礼方式不断更新，目前中国的送礼风也带动各类天价礼品层出不穷。据贝恩咨询公司发布的一份报告，2009年中国奢侈品市场增长了近12%，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7.5%，其中50%奢侈品消费是送礼。这些厚礼，无疑养活了礼品供应商，也满足了某种交易的需要。

　　在送礼者、收礼者和礼物的制造者之外，还有一群人在礼品经济的产业链条中成为受益者。那就是做礼品回收生意的人。

　　记者在许多大街小巷发现，许多烟酒回收的小店都是开了较长时间的老店，相比于周围的一些小饭馆频繁地更换老板，他们的生意很稳当。一位烟酒回收店铺的老板对记者说，一般来这里卖高档烟酒的都是收的礼，能够卖多少钱多一点少一点他们都不在乎，而那些送礼的人也不会在乎花费，所以生意好做。送礼的人来这里买烟酒，而收到礼物的人又来这里卖，也许一条烟真可以在他的店里来回倒几次，他开玩笑地说：“就这么折腾几下，还创造了不少GDP呢。”

　　事实上，中国现在早已经形成了一个送礼产业链，生产商也会抓住几个重要的机会，在中国的几个重要传统节日，生产一些充满各种噱头、价格远高于其实际价值的产品。许多人也都会很乐意走入这个圈套，因为他们更在乎的是礼物给人的新鲜感以及礼物给他们带来的他们想要的结果。

　　1993年，耶鲁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约耳·沃尔德福吉尔给他的学生提了这样两个问题：第一，你们在圣诞节期间收到了多少礼物，你估计它们的价值是多少？第二，如果你没有收到任何礼物，在感情上你愿意花多少钱为你自己购买这些礼物？结果，学生们的回答令他大吃一惊：平均来说，收礼者普遍低估送礼人的礼物价值。即使是最保守的人的估价也只有礼物实际购买价格的90%左右，那么其余的10%到哪里去了？这其余的10%的价格损失称之为无谓损失，它实际上意味着资源的无谓浪费。

　　资源的无谓浪费也许还只是小的方面。从宏观上讲，过度送礼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对社会良性供求关系进行了颠覆。在这个购买链中间，出现了隐性交易的成交量大于显性交易的情况。一次送礼，显性的交易货物是一盒月饼（或者里面藏着金表、手机），一个饭局，然而隐性的交易物，却往往在这些之外，可能是一个职位、一份合同、一次升迁，或者是那些无形的东西，比如老师的更多照顾和偏爱，医生手术时的更加小心谨慎。

　　张曙光认为，送礼经济的出现，更是对整个社会人际关系和道德基础的颠覆。即使够不上违法违规，在少数人之间形成的这种互相利用、互相照顾的关系，严重妨害社会公正和公平，不可能与广大民众的利益一致，与现代法制社会所需要的理性精神是相背离的，非常不利于公民社会的形成，也严重妨害现代文明秩序在中国的形成。

　　如果礼品的出现，已经到了在整个社会范围内，以一种经济模式进行概括的程度，那么这个时候的礼品已经完全超越了其本来承载的意义了。送礼经济的核心问题，就在于采取了一种看上去合法的方式，使行贿、受贿模糊化，让它们变得貌似合法。

　　回到事情本身

　　从过去的几十块到现在的数千元，礼品的价格也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水涨船高，但是人们之间的情谊是否比过去几十年来得更加深厚和真挚，这一点却不能得到大部分人的肯定回答。自由市场允许自由生产商品，却鼓励理智消费，虽然送礼行为本是一种自由的互通情谊的行为，可是天价商品送礼催生出的非理智消费行为已经大大损害了正常商品价格的形成。

　　一位每年都要自己购买月饼的张女士说：“月饼的价格从过去到现在价格翻了几倍，包装越来越漂亮，可是里面的东西还不就是月饼？就是因为很多人是拿来送礼的，不在乎价格，可是那些自己吃的人就会觉得太贵了。”

　　实际上，中国也并不是世界上惟一一个最擅长、最讲究送礼的国家。在日本，讲究“送礼”是众所周知的。日本人送礼的对象主要是关照过自己的上级、长辈以及同僚好友等，礼物多为食品、土特产品、生活日用品等，礼物的价格并不贵，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所以日本人送礼讲究实用，可从海鲜到咸菜，连洗衣粉、沫浴液、洗发水等也全都可以变成礼品，被包装在漂亮的盒子里，对于自己的恩师或前辈或好友或上级，算是聊表惦念与感谢之心。在日本和一些西方国家，也有相关的规定和法律来制止以贿赂为目的的送礼，使得送礼行为更具有单纯的社会功能。

　　这一点上中国正好与之相反，送礼越来越成为一种具有目的性的行为。有人说，这是由于“不自信”，由于中国社会没有规矩，或者一些规则的随意性，导致人们必须走人情路线。

　　张曙光说，送礼成风直接的原因是我们的“显规则”不健全，所以“潜规则”就得以盛行。“包括各种法律法规在内的显规则是干什么的？就是解决人们正当的交往和互利的问题。打个比方，学校的规则是学生上学要交学费，教师则领取工资，当然条件是搞好教学，包括按规定批改作业、试卷，还要接受学校和学生的监督。学生对你的讲课打分，督促教师提高教学质量。这就是正当的、良性的交换行为、互利行为。但是如果教师教学不好，却采取讨好学生的办法，或学生不认真学习，给教师送礼要高分，那就是严重的违规行为，这样做也是恶性的”互利“行为，因为它破坏了学校公共的游戏规则，使正当的教学活动无法持续。”

　　“我近年来特别强烈地感觉到，传统文化中的负面的因素一旦与制度的缺陷和问题结合在一起，那就不得了，足以扭曲或阻滞改革。你想想，文化是人情文化，制度是官员的上级任命，‘上级’必然是被贿赂的对象，而由此建立的上下级关系也很容易成为”朋党“关系，

　　成为利益集团。”张曙光认为，“送礼”不过是一种表现形式、一种手段而已，要解决目前中国的过度送礼问题，需要从文化和制度上同时加以建设。

　　张曙光也谈到，着眼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业和现代化的推进，中国的根本问题还是如何走出传统的制度格局，特别是破除传统的“官工”、“官商”、“官学”及其传统的和后来又被强化的思想观念，进一步推动社会合理的分化，在不同的领域之间划界，让不同的领域都有自己最高的尺度与规则，在它们之间则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互相制约的关系。这就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回到事情本身”。也只有这样，中国社会才能成为一个现代的法治社会、理性社会。当然，这并没有否定正当的送礼或馈赠，而是让它返其本来面目。